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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闻:晚年陈独秀拒收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叛徒的馈赠

2015年07月15日15:45    来源:北京日报    手机看新闻
原标题:秘闻:晚年陈独秀拒收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叛徒的馈赠

  以上这6封信件反映的情况,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其一,朱家骅资助陈独秀是三次,而不是一次。这种资助在形式上不附带任何条件、当然也包括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均是以医药费、困难补助费的名义致送。但几次都以秘密的方式进行,表明国民党方面也是有所考虑的,是不欲外界知道他们对陈独秀的资助,还是对陈独秀确实抱有某种期待,笔者尚不便随意推测。

  其二,这种资助不是朱家骅个人的行为,经费来源应是国民党官方,以朱家骅的名义,经过张国焘送给陈独秀的。此点在1942年1月那一笔尤为明显,陈布雷说是“经呈奉谕示”,应该是经过了蒋介石批准,直接的动机是“日前所谈仲甫近况艰困”。国民党方面为让陈独秀接受这种资助,也还是想了一些办法,即以朱家骅个人的名义,通过张国焘转交。朱家骅是留德博士,1917年即在北京大学教过德文,1924年任北大地质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1927年后任过中山大学副校长、校长,中央大学校长,1931年任教育部长,应是为学术界、文化界较能接受的人物。以其名义资助陈独秀的1940年至1942年这一段,他的职务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

  其三,这三笔款应当都为陈独秀所接受,朱家骅第二封信提到“并奉惠书”,说明陈独秀在收到第一笔的一千元资助时,曾给朱回信。关于第二笔即1941年3月的那笔五千元的赠款,陈在1942年1月的回信中说“去年赐款尚未用罄”,是说未用完,而不是说已让张国焘退还,陈是否真正动用了这笔款,现已无从得知,但他没有让张国焘退给朱家骅,应当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笔即八千元的那一笔,陈的表示是“远道将来,不敢辞却,无劳而领厚赐,受之实深惭愧也。”但同时声明,“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敢受,特此预陈”,但这一次已勉强接受的意思还是清楚的。这样,许多书上关于陈独秀对朱家骅赠款态度的记载都不尽准确。

  其四,对国民党方面的赠款,陈独秀收得并不情愿,并表示决不愿再受。这种态度,还是符合陈独秀的性格,反映了他贫贱不能移的气节。

  这些信件书写于1940年7月-1942年1月,这是陈独秀生命的最后两年。他晚年的生活来源,一是为报刊写稿和编译所得的为数不多的稿费,二是江津地方名绅邓蟾秋叔侄、与他曾有师生之谊的川籍军人杨鹏升等朋友的接济,三是北大同学会的不时资助,既没有丰厚的积蓄,又没有固定的退休金可领,此时的陈独秀,已是一个贫病交加、风烛残年的老人,且是处于一种既已远离共产党、也已脱离托派、更不愿投身国民党的特殊的游离状态,衣食治病,都只能靠一些游走于这三种政治力量边缘的朋友的接济,其窘迫可想而知。在万般无奈之下,对国民党方面以朱家骅名义送来的赠款没有断然拒绝,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此时正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时期,国内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也还没有后来那样对立,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的这种态度,也不是说不过去,不必硬要说他拒绝了、退回了。再说,他并没有以替国民党办什么事来作为交换,而是所谓“无劳而领厚赐,受之实深惭愧也”。他没有、也不打算替国民党去做什么。

  ■ 主题延伸

  晚年陈独秀拒收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叛徒的馈赠

  陈独秀从1938年7月获释后到1942年5月27日去世的近4年中,一直没有正当职业,因而缺乏生活来源。他晚年生活主要靠四个方面的来源。

  一靠稿费收入。除了偶尔在报刊上发表些文章外,陈独秀还为国民政府设在北碚的国立编译馆撰写《小学识字教本》。故国立编译馆破例向陈独秀一次性预支了2万元稿酬。

  二靠亲朋资助。陈独秀的大姐夫和外孙女婿都是发了财的商人,因而他们经常给陈独秀以一定的资助。还有,陈独秀的人格和学识崇拜者杨鹏升,也常常从成都住地给他汇款。

  三靠北大同学会捐赠。陈独秀早年一边在北京主编《新青年》杂志,一边在北大执教,所以他深受青年学子喜爱。现在陈独秀有难,北大同学会当然会施以援手。

  四靠向友邻书写楹联条幅换取生活资料。

  陈独秀除了收受上述几个经济援助之外,坚决拒收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和共产党叛徒的馈赠。陈独秀对于别人馈赠的钱财,收与不收的态度,竟是如此的泾渭分明。

  (彭斯远:《陈独秀的收与不收》,载《周末》2011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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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黄娅婷、杨良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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