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省保山市，群众多年传颂着一位老共产党员的事迹风范，他就是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

杨善洲1951年参加工作，次年入党，先后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两袖清风、一心为公。1988年退休后，他回家乡施甸大亮山带着人造林20多年，共建成了7.2万亩林场，让荒山变成绿洲。2009年4月，他把价值数亿元的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转交县林业局。2010年10月10日，老书记因病逝世。

如今走进大亮山林场“杨善洲干部学院”，多少人曾在他的遗像前默然肃立，遥想老书记一生的桩桩件件，眼前潺潺流水，头顶松涛阵阵，从此“心中常绿一‘善洲’”。

新寨村万亩咖啡园。 保山市委宣传部供图

2010年8月上旬，我曾经到保山采访杨善洲老书记，和他有过两次当面长谈。之后数次报道老书记事迹，并加入云南省 “杨善洲精神研究会”。他的形象没有随着时间流逝淡化模糊，反而愈发清晰，思之如沐春风。老书记是一座宝山，事迹广为传颂，笔者不揣冒昧，撷取耳闻目睹的几簇“岭峰”，来记述他山高水长的风范。

本色

2010年8月13日，我们对老书记的第一次采访在他小女儿家进行。他一身灰色中山装，左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笔，面容清瘦，鸭舌帽遮不住一头华发。时年杨善洲已是84岁老人，他费好大劲才戴上助听器，四年的哮喘让他讲话有些吃力。

杨善洲有三个女儿，分别是杨惠菊、杨惠兰和杨惠琴。他退休后一直住小女儿家。杨惠琴说，爸爸平时生活很简单，早饭有时就是馒头咸菜，他住的那个屋是水泥地板。女儿怕湿气重，想改造一下，他不让，于是就铺了层地板革。女儿拿他也没办法，后来也想通了——孝不如顺嘛！杨善洲接受采访时穿的中山装，是他最贵的一身衣服，价值600多元，重要场合才穿出来。

采访结束到了晚饭时间，当地宣传部领导试探着约老书记一起吃饭，说还可以再和记者聊聊，他竟然答应了。说“竟然”，是因为当地同志告诉我们，老书记很少在外面吃饭，“很难请”。当时我私下问老书记为啥“难请”？他闪烁其词。不过我也大概明白了：那时没有“光盘行动”，有时点一桌子菜剩得多，老书记心疼，后面一来二去索性“眼不见心不烦”。吃完饭时，老人把一张餐巾纸撕成两半，用一半，另一半揣进兜里，说:“吃好了就走吧。”

老书记当领导多年，但朴素是给人的第一印象。他出身穷苦农家，是佃户，10岁丧父，15岁出去跟人赶马。以后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保持了农家质朴的本色，“到老化身一老农”。

70年代杨善洲乡下调研。

1988年他退休后上大亮山造林时，因为缺树苗，他带人育苗，为此到街上捡果核，有人亲眼看到他翻垃圾桶！一次老书记在街上捡果核，被当年的一个部下看到了，劝他说:“老书记，你不要捡了，多不光彩啊！”他笑着说:“我这么弯弯腰，林场就有苗种了，有什么不光彩的？等果子成熟了，我就光彩了。”这片“捡”来的果园，竟有50多亩。

笔者来到杨善洲曾住过的油毛毡房边。在丛林里的一片空地上，当年的油毛毡房已经朽烂，几张破席子从房顶垂下来，剩下的床腿是硬木桩子。当年房前屋后的小树苗，已长成一搂粗的大树，空气潮湿，树干上长了密实的青苔。回忆起当年筚路蓝缕的艰辛，林场职工哼唱:“好个大亮山，半年雨水半年霜；前胸烤着栗炭火，后背积起马牙霜。”他们还幽默地说，老书记当年“冬天当团长（烤火围成一团），夏天当县（陷）长，因为下雨后都是泥巴路”。

老书记在山上住了五六年窝棚和油毛毡房，人们只知其苦，不知道他也乐在其中。他对我说，山上空气清新鸟语花香，白天种树干活，晚上烤火冲壳子（方言，聊天的意思），大家简简单单、高高兴兴，也是很好的生活方式！

说老书记质朴，还因为他爱下乡，干农活是个“好把式”。给他当过秘书的祝正光介绍，当时老书记除了开会以外，很少在机关待着，他心里想着群众的生活，想着生产。他的秘书不好当，要苦得起、累得起。他把工作布置好就下基层了，从保山到施甸县，60多公里路，都到县委了，有时人家还没上班，回来也天黑了。他和群众打成一片，碰到插秧的插秧、碰到种苞谷就种苞谷，好衣服肯定穿不成。为提高粮食产量，他自己还种了半亩“样板田”。

大爱

许多闻听老书记事迹的人难以理解和接受的，是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对家庭欠账太多，甚至觉得老书记“有些绝情”。对此，他的三女婿杨江勇动情解读：“在和父亲相处的17年里，有些人认为父亲是个不太顾家不爱家的人，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

先说明一点，老书记对“亏欠家庭”完全认账，这也是他心里觉得还不完的“一笔账”。采访结束临别时，老书记坦陈：“我这一辈子，最愧疚的是对家里照顾不够。当时回一次家，老母亲就说，你在外面好好干，不要犯错误。后来退休，我全力以赴地照顾家庭，修房子、买牛、买马我都尽力，现在心里安逸些了。如果我退休就死了，这账不知道要欠到哪辈子。”

1970年，杨善洲夫人张玉珍生三女儿杨惠琴时，家里缺粮，一家人靠野菜掺杂粮度日。乡民政干部看到后，送去50斤救济大米和30斤粮票。后来被杨善洲知道了，责怪张玉珍说:“我是党的干部，我们不要占公家的便宜，大米和粮票用了要还给公家！”差不多过了半年，张玉珍东拼西凑，才还清这笔粮款。她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公家归公家，个人归个人，我晓得他的性格，不过我可以少吃点，只是娃娃们饿着可怜啊！”

1995年，杨善洲早已退休到大亮山植树造林去了。家里人借了5万多元，在施甸县城附近买了一块地，勉强盖起一栋房子。老伴张玉珍专门找到他：能不能凑点钱帮儿女们还还账？杨善洲东拼西凑拿出9600元，老伴说：9600元，能还5万？杨善洲摆摆手：你还不知道？我真没钱。为了不拖累儿女，房子没入住就又卖出去了。此事广为流传:“施甸有个杨老当（他曾被定为‘当权派’），清正廉洁心不贪；盖了新房住不起，还说破窝也避寒。”

杨善洲和工人一起劳动。

身为地委书记多年，杨善洲的钱哪里去了？他身边工作的人说：老书记用钱很“散”，到哪个村看到有人生活太困难，就掏出工资去买点粮食、被子接济；哪个生产队没钱买籽种，他也掏钱帮着买。老秘书苏加祥解释:“他把大家当成了自家，还能有多少钱给家里？”

二女儿杨惠兰没考上大学，想回施甸，报考了当地公安局，还特意给杨善洲打电话，请爸爸打个招呼——结果录取名单没有她，爸爸根本没打招呼。杨善洲去世后，在整理遗物时，杨惠兰读到了爸爸多年来埋藏在心底的歉疚:“我出来工作，家庭是很困难的，家有老母亲、老伴儿，后来又有三个娃娃，就靠老伴儿在家养老供小，我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家庭......我对家庭欠债很多......我从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回到大亮山种树，除了想为家乡做点实事，就是想离家近一点，每个月都争取回家看看。”

杨江勇回忆，1996年母亲因胆结石住院16天，2005年因肺气肿住院13天。两次住院，杨善洲都从大亮山赶回来，一直守在母亲身边。他每天都会早早地买好早点带给母亲，守到夜里很晚才回家。每次吃饭，他都要自己端到母亲床前。但自己生病了，却不要母亲去看他。就在父亲最后一次生病住院时，母亲到医院去看望他。父亲一看见母亲就说:“你怎么来了？你晕车，以后别来了，我不会有事的。”母亲说:“我来看你一眼，你好了我们好一起回去。”

对于工作和家庭的关系，杨善洲有过解答，他说:“一个人老是给自家算，不替别人想，这不是一个共产党员；真正的共产党员就是要经常给别家算，经常替别家想。”

报恩

老书记一辈子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干革命就干到脚直眼闭”;退休后自找苦吃，钻山沟植树造林22年。他的原动力何在？或者说，老书记“初心”如何？

2010年就曾有记者问起类似问题。老书记说，“说实话，‘为共产主义献身’的道理开始我也不懂，一个农民嘛，说‘献身’啦、‘牺牲’啦、‘完全彻底’啦，还没那么高的思想境界。我家在旧社会是一个‘三无家庭’:无土地、无房屋，甚至无族别，我的爷爷辈，原属少数民族中的布朗族，因为穷，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寄住在一个姓刘的大地主家的一片山地上，成为了‘押山户’，没有任何权利，连民族归属都属于这片山林的主人——土地改革时，刘家在族别上填的是‘汉族’，我们杨家就成‘汉族’了。”

他接着说:“1950年施甸县解放，为了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当时我作为民兵被招进区政府。一次一位领导在会上讲，今后的土地要分给广大的劳苦大众。对这个说法，我有点怀疑，就举手提问‘共产党说话算数吗？’那领导斩钉截铁说‘共产党说话历来都是算数的！’我说:‘好！那我今天来了，就跟着你们干，一直干到脚直眼闭！’这就是我入党的最初原因。”

他说，“我杨善洲入党、参加工作，都是在还‘债’——还共产党给我们全家的恩情债。现在的年轻人可能理解不了：一个农民没有土地，等于一个人手中没有饭碗，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啊。现在我家里、我手中都有了一个吃饭的饭碗——这饭碗是谁给的？是共产党给的呀！我不报恩谁报恩？古人说的‘知恩图报’，一个人连这点都不懂，说得不客气一点：跟畜生、跟猪狗有什么两样呢？”

其实，老书记还要报群众的恩情。他多次讲过少年时的经历。1944年滇西抗战爆发时，杨善洲被拉去前线抬伤病员，与一个叫汤向朝的壮年农民做搭档。从松山前线抬担架运伤员，除了爬高黎贡山，还要跨怒江峡谷，来回80多公里。途中，汤向朝怕17岁的他滑下悬崖，用绳索把他拴套在担架上。每到爬山时，就叫瘦小的杨善洲抬前面，下坡时又叫他走在后面，总把重的一头留给自己。

保山地区传统文化厚重，明朝名将邓子龙征战腾越的故事，老书记幼小时便耳熟能详，知恩图报、是非善恶的种子，早早就种进了他心里。

理解了老书记的“初心”，知道这“初心”有多么纯粹炙热，就不难理解他的用权做事——他从未把权力当成自己的，一直秉承着“共产党的干部不能糊弄群众”。

他常说，为人民服务不是空喊口号，如果看到群众的生活没得到改善，我们就该检讨；作为领导干部，我们要为没有尽到职责而难过，这是每个共产党员起码的觉悟。

老书记不糊弄群众的事例多，大到“让保山的群众吃饱肚子”，小到和一村一寨的约定。而上大亮山种树并无偿捐献，也有一诺千金的原因。老书记告诉我们，自己当地委书记时，家乡的人也来找过几次。他就说，你们不要来了，我这个书记不是只给施甸当，等退休后，我给你们办件实事——等退休后开过三场座谈会，他就拉起人马上山造林践诺去了。

遗风

大亮山林场联营面积有7万多亩，涉及3个乡镇，11个村委会，50多个村民小组，2万多人。20世纪80年代初期，杨善洲就曾来做过调查。长期乱砍滥伐，大亮山一带山不长树、地不产粮，群众一人种三亩，三亩不够吃。粮食亩产低，便扩大种植面积，一个村每年开荒50多亩。大亮山山光水枯，群众吃水要到几公里外的地方，人挑马驮，在太平地、雷打树等村庄，借水要写进人情簿，村民结婚，常用几挑水做贺礼。杨善洲说:“山不绿，地瘦薄，是大亮山的穷根子。”

如今车在林场穿行，郁郁葱葱的山林一眼望不到边，密得牛都钻不进去。当年的土路都已经硬化了，呼吸着清新微凉的空气，根本想不出当年秃山荒岭的样子。人们不敢相信：偌大一片林场，是一个退休老人带着人从无到有，一棵树、一棵树“造”出来的！2010年，正值云南省连年大旱，许多地方人畜饮水困难，但大亮山地区因为生态好，受影响不算大。

对老书记造林期间大亮山林场的性质，需要做个说明。林场采取的是“国社联营”方式：村集体投入土地，林场负责栽树养护，收益按照国家八成、村民两成分配。1988年抽调18个人组建起林场，职工工资由财政拨款。也就是说，林场确实不是老书记个人私有的。

那么，怎么看老书记留下的这笔林海遗产？有人算账说，5万多亩华山松大部分成林，总价值3亿多，林子每年都在长，真是一笔“山上银行、绿色存款”！林场周围的群众说，水源多、采菌子，林场的好处说不完；林业专家说，生态效益无法估量；林业干部说，老书记带了干部群众绿化荒山的好头；媒体说是精神财富。

老书记倒是没看那么重，他又回到报恩的心思上，说：有人说，我种了20多年的树，已经成材了，根据规定，我可以从中分点钱，一下就成富翁了！可我差的账要回报的，这几座山哪里能还得清？

其实，对老书记这个典型，刚开始当地也有些不同声音，主要是认为他抓工业不太在行，是个“粮书记、糖专员”，比如烟厂当时没落户保山就是一大损失。他的老秘书苏加祥认为，这个说法有失公允，也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当时杨书记也曾带着地区专员去跑烟厂的事，但后来省里领导考虑到保山是云南粮仓，发展烟草就一定会影响粮食生产，不赞成把烟厂放在保山。

而老书记对粮食和土地的感情，对群众的关心，人们心里都有杆秤。

2010年8月20日，杨善洲因患严重肺心病住进了医院。消息传出后，人们不约而同前来探望，以不同的形式为老书记健康祈祷......

2010年10月10日，杨善洲溘然长逝，终年84岁。他留下遗言：丧事简办；不接礼品；不酬客；不铺张；不浪费。根据他的嘱托：死后将其部分骨灰运回老家陪伴亏欠一生的妻子，其余的撒向大亮山茫茫林海。

杨善洲的骨灰运往大亮山那天，一些曾与他一起赶过马的老伙计扶着拐杖，相邀前来，沿途跪送。或许在他们心里，那一刻杨善洲又回到了身边，是马帮里那个勤恳的赶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