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巷人家》剧照。出品方供图

　　饭搭子、运动搭子、学习搭子、旅游搭子……如今，年轻人之间盛行“搭子”关系，主打一个精准陪伴。很多关注和言论言必称“这届年轻人”，但谁又不曾经是个年轻人呢？“搭子”这个东西，其实有一个初代版本，那就是工友兼邻居。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也就是我的父辈还青春正好的时候，18岁进“大厂”当工人，是当时年轻人最流行的选择之一。那时候，工友是一种稳定的社交关系——能一直维持到退休；与此同时，工厂还分房或给宿舍，年龄相近的一批工友成家后，往往会住在同一片小区。

　　他们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一起做饭、一起吃饭，有了孩子，又成了“育儿搭把手搭子”“亲子游搭子”……现在看来，这是一种脱离了血缘和地缘的关系，具有鲜明的“自我选择”的色彩。

　　我的父母是20世纪60年代初生人，在革命友谊升华之后，和另外几户同样刚组建的小家庭，住到了同一个“墙门”。“墙门”是一个吴语词，类似北方的四合院，古代是一个家族聚居的宅院，后来慢慢成为几家人一起居住的小院。“墙门”的要义在于，里面没有亲缘的若干户人家，关上大门，几家人就成了一家人。

　　“墙门”是一个在我记忆中模糊不清——毕竟我家在我3岁时就搬离了，但在相册和父母的回忆中熠熠生辉的地方。最近，他们追一部热播剧《小巷人家》，又打开了这段尘封记忆，剧中的主人公还是他们年轻时的模样。

　　《小巷人家》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末，苏州某棉纺厂改造了一条小巷，分配给职工做宿舍。温婉的黄玲和泼辣的宋莹，两家人分到了同一个小院，开始了几十年的邻居生活。剧中没有惊涛骇浪的大起大落，但在细水长流的娓娓道来中，观众眼泪的滑落可以在任何不经意的瞬间，并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回忆涌上心头又堵在喉咙。

　　我在记事之后，听父母回忆起“墙门”的生活，被反复提起的并不是纯粹的喜剧或悲剧，而是那些苦中作乐。据说，我出生的那一年，暴雨不止，钱塘江的水漫了出来，处在低洼地的“墙门”也进了水，于是几家人先在大门口筑起“堤坝”，再用上最大的脸盆，拼命往外舀水；还据说，当时几家人共用一个厨房，那个卫生条件简直不宜细说，但不妨碍其中一家的男主人练就一身厨艺，后来改行成了大厨……

　　我们总是希望在一个屋檐下，找到与自己十二分投契的人，但好的关系，是可以始于“相同”而能包容乃至学习“不同”的。在《小巷人家》中，黄玲和宋莹的性格和家庭关系截然不同，但在初印象的“看不惯”后，两个智慧的女性很快就发现了对方的闪光点。

　　黄玲的丈夫庄超英愚孝，外人也给黄玲贴上了“贤妻良母”的标签，但和宋莹做邻居后，黄玲开始有了拒绝的勇气，而且她发现，拒绝后，事情也没有变得多么糟糕。宋莹夫妻原本对儿子林栋哲的学业不管不问，黄玲一家规劝邻居：“今非昔比，时代在变化，国家政策也在变。”宋莹一家听进去了，儿子硬是从“学渣”考进了上海交大。

　　现在有一个流行词——附近，是人类学家项飙提出的概念，他还希望年轻人能够“重建附近”，重新认识周边和安顿自身。

　　当我们沉醉于虚拟世界的信息茧房时，从更加真实的附近找到生活的存在感，与邻居的相处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不知道从何时起，与邻居有关的新闻往往不太愉快：“邻居家门安装电子猫眼侵犯隐私”“邻居上门挑衅丢刀进屋”“邻居欠电费小区集体停水”……零星个例被集纳就显得充满了戾气。

　　然而在城市中，尤其是对独自到异乡打拼的年轻人来说，邻居其实是离你最近的人。我刚毕业时，独自租住在北京北五环外的一个小区，有一天穿着睡衣出门丢垃圾，风吹上了虚掩的门。没带手机没带钥匙，我思虑再三，用最传统的方式，敲开了从未谋面的隔壁邻居的门。对方是一个姐姐，我说明情况，她毫不怀疑，帮我叫了开锁师傅，还主动借了我开锁费，问两百够不够。那一刻，她是电她是光她是唯一的神话。

　　邻居之间的温情，曾有过很多值得记入民间历史的故事，是文艺作品的富矿。我们需要大江大河，也需要小巷人家，不同视角的叙事，其实共同构成、一起指向同一个主题，就是美好生活。而寻找生活的“搭子”，不妨从“附近”开始。

　　后来，父母所在的工厂经历了私有制改革，“墙门人家”也到了离别的时候；再后来，小城日新月异，“墙门”也被高层楼盘取代。但很多年过去了，每年过年，父母“那届年轻人”仍然会聚会，仍然会说起那场大水、那个厨房，老花的眼睛里闪闪发光。

　　就像《小巷人家》的主题曲《消失》中唱的：“记得那个地址，我们仍是那个样子。”（蒋肖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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