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诗歌的核心要素中，河流始终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不必说谢灵运与王维这样专意从事山水题材的诗人，任何一位能够在科举考试中规范写作应制诗的士子，“两岸晓烟杨柳绿”的蒙书基因，都将在其写作生涯中长久地发挥作用。

“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是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设计的理想写作状态。信步可及而无须刻意攀援的河滨水湄，不仅是诗人吟咏的对象，更是创作的现场。他们的目光伴随唼喋的河豚感受着春江水暖，在无人野渡中发现横卧的扁舟，透过潮落夜江的苍茫搜寻彼岸的两三星火，但最终，往往凝聚于河流指引的远方——这是河流中泓线与上下游地平线交汇的地方。

遥远的江河源头，是杜甫逝去的理想

公元766年，伟大的诗人杜甫徘徊在今日三峡边的夔府孤城（今重庆奉节），不尽长江是他最常见的风景。此时，距离他在成都平原体验“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的闲适已隔有年，而在江汉平原沉浸“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岁月则尚未到来。周遭峻拔的丛山，每每拦住他顺着江水而逐渐远移的目光，却拦不住他追随江水奔向远方的心绪。一个关于木筏漂流的典故便被写入《秋兴八首》：“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

南朝文献《荆楚岁时记》记载，汉武帝命张骞到西域去寻访黄河的源头。张骞在黄河上乘木筏（浮槎），漂流一月后到达一处城郭，看见河边有一女子织布、一男子饮牛。后张骞回到中土，拜访占卜者严君平，被告知所到达之地是天上之银河，遇见的二人就是牛郎与织女。

这一传奇故事在唐代有着巨大的接受度，黄河与银河的联系在文学作品中被反复强调，如李白《将进酒》诗中“黄河之水天上来”、罗隐《黄河》诗中“解通银汉应须曲”，都由此生发。不过，唐人在用典中似乎忽略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缺陷：张骞寻访河源理应逆流而上；而在这个没有纤夫的故事里，木筏只能顺河漂流。

事实上，中国人对于河流的地理学认知，很早就达到了极高水平。在甘肃天水放马滩墓群出土的迄今最早的地图实物中，公元前300年前后的古人，就能于木板上十分清晰地勾勒出渭河上游各河流的分布情况。公元6世纪，郦道元写作的《水经注》中，对全国河流信息的掌握程度，已令人叹为观止。不但记载河流数量高达1300多条，不同河段的清浊、缓急、宽窄、丰枯等细节，都有明确记载。

只是，古人的河流知识在空间方面并不均衡。虽然在理性认知中，唐人不会真以为黄河与银河连通，但黄河源头的确切位置则模糊不清：究竟是《尚书·禹贡》中的“积石山”，还是《山海经》中“昆仑山”，抑或是唐人曾亲自到达的“星宿海”，长期没有定论。这无疑使黄河源头蒙上某种神秘色彩，“张骞浮槎”的浪漫主义要素，也更容易被人所津津乐道。

《秋兴八首》是杜诗名篇，但“奉使虚随八月槎”一句的确切含义众说纷纭。结合杜甫亲眼所见与唐人的河源认知，或许可以试作如下理解。

有着强烈经世情怀且一度接近中枢的杜甫，只能困守在远离长安的西南一隅“每依北斗望京华”。杜甫其实不害怕偏远，只要能继续为君王效力，哪怕是受朝廷指派（奉使），像张骞那样乘坐木筏远至江河源头；但在现实的高江急峡中，杜甫绝对看不到一只可以自行逆流而上以达江河的木筏（虚随八月槎）。神话破灭，江河的远方源头遥不可及，“致君尧舜上”的理想也只能任随江间波浪，渐行渐远。

秦观的相思，沿着郴江付予谁

晚年杜甫的心境与笔力，一如深秋的江水，沉郁浩荡，浸透寒冷。同样的寒冷，也出现在300年后的湖南，湘江二级支流郴江的水波中。这大概是一个初春天气，从东京（今河南开封）被一路贬黜至郴州的才子秦观，写下著名的《踏莎行》：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秦观逝后，他的老师苏轼读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在句后亲书：“少游（秦观字）已矣，虽万人何赎。”这两句词由此著名。现代读者无疑能感受到苏轼对弟子的赞叹伤感之情，但这两句词究竟妙在哪里？近人唐圭璋谓其“情韵绵邈、令人低徊不尽”，仍觉费解。

倒是一个古老而俚俗的故事，对我们的理解有所帮助。宋人笔记云，秦观被贬赴郴州途中路经长沙，迷恋一妓，但因害怕被举报弹劾，不敢携至郴州，只能借郴江湘水送去深情。为经典诗文编制俗艳“本事”，是某种源远流长但未能脱离低级趣味的传统，一如要把《洛神赋》说成《感甄赋》。但对《踏莎行》的此种解释路径，却正确地指出前人在河流与情感之间所建构的一种经典关系：河流是情感的载体，情感沿着河流奔向对方。

借助天然江河与运河，中国很早即形成连接核心政治经济区的发达水运网络。每个人或者书信，皆可经由天然或人工河道，达至亲人恋人友人的身边。秦观在词中提到的“驿寄梅花，鱼传尺素”，即指书信。折梅花以寄远人、托鱼雁以传书，这是汉魏六朝时期已经成熟的著名掌故。

把书信放在郴江之前，不禁令人想到唐人雍陶的故事。雍陶是成都人，恃才傲物，对自己的亲人疏于问候。其舅李敬之写诗讥讽道：“地近衡阳虽少雁，水连巴蜀岂无鱼。”这也从侧面反映，在唐人眼中，水脉构成的物理联系是相当可靠的。

秦观的贬所郴州离衡阳不远，《踏莎行》的下半阕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我居住在偏远的地方，想给远方的亲朋写封信，其中满满都是我无尽的遗憾与愁绪。这里所幸还有一条郴江，应该能把我的心意传递出去吧！可是，还有亲朋能够或愿意收到我的信吗？”

更早一些，苏轼已有“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的名句。秦观显然比他更进一步，仿佛在说：“我有相思，可以流到，可谁在那里呢？”可见苏轼所对《踏莎行》结尾二句的欣赏，是一种河流与心灵高度契合后无法排遣的密密愁绪，并不是王国维所批评的流于“皮相”。

在“广陵客”的指尖，淮水展开千里云山

杜甫看不到遥远的江河之源，被朝廷遗忘在萧森的巫峡；秦观看得到郴江在远方汇入湘水，却依然被抛弃在迷蒙的雾夜。无论看见或看不见，河流的远方除了感伤孤独以外，能安放一种从容静谧乃至优雅闲和的情绪吗？不妨读一读李颀的《琴歌》：

“主人有酒欢今夕，请奏鸣琴广陵客。月照城头乌半飞，霜凄万木风入衣。铜炉华烛烛增辉，初弹渌水后楚妃。一声已动物皆静，四座无言星欲稀。清淮奉使千余里，敢告云山从此始。”

唐代诗人中，李颀是描写音乐的高手，历代皆激赏“一声已动物皆静，四座无言星欲稀”，明清之际戏剧家、评论家黄周星谓其“妙处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至于本文的结尾两句，历代着墨不多，一般以为作者要到千里外的淮河流域公干，听此曲后顿生归隐“云山”之意。

此种解释不能令人满意。此诗运用一系列形象化的方案，运用明暗、冷暖、动静等方式极写琴韵之悠扬，处处紧扣于琴，已经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不当于收束处忽然抽离。

作为当代人，我们大可以借助我们时代的文艺方式提出一种新思路，即末二句实为一种“音画”。在这“音画”中，“奉命出使”的并非诗人自己，而是淮水本身。在琴声的驱使下，清澈的淮水缓缓东行，两岸的千里云山如画卷徐徐展开。这画卷开启处并非地理上的淮水源头桐柏山脉，而是抚琴者“广陵客”的指尖。

为什么诗人用淮水而不是其他江河呢？这大概是为了迁就“广陵客”的典故。嵇康临刑前弹奏《广陵散》的典故十分著名，以此来类比琴师，足见技艺高超。地理上的广陵（今江苏扬州）长期被认为是淮河南岸的重要都会，即所谓“淮左名都”。“广陵客”的琴声中流淌着淮水，字面意义极为贴切。淮河流域虽多平原，但“淮南木落楚山多”也是唐人共识，秀美的风景当得起“云山”之谓。

在没有飞机与摄像机的时代，由雪山冰川涓滴交融的源头，到汇入大海时黄蓝相隔的尾闾，以及俯瞰视角下曲折蜿蜒的河道，是大多数先辈不可能目睹的河流远方。令我们惊异的是，先辈们用他们瑰丽的想象、丰沛的情感、高卓的才思、细腻的笔触，超越了他们时代感官与技术的局限，不断追寻河流的远方、拓展诗意的远方，为我们留下了比真实的远方更为深广的文化空间，足以承载个体与家国、柔情与理想。

河流与诗歌，是定义我们民族心灵地平线的重要坐标。（张景平 作者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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