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下半叶制作的司母戊方鼎拓本。　　上海博物馆供图

　　商代晚期涂朱刻辞牛胛骨拓本。　　上海博物馆供图

　　金石是中国历史上一种重要的文献载体，记录着先秦以来的大量珍贵史料。为保存、研习、传播金石上的内容，古人发明了一种简便高效的“复印”技术——传拓技艺，将纸张紧覆于金石器物之上，用墨拓手法将器物图形、纹饰、铭文等印到纸上。

　　上海博物馆日前举办的“与时偕行——金石传拓技艺”特展，通过37件（套）精心挑选的文物，让观众感受中华吉金乐石之美，领略古老传拓技艺之妙。

　　此次展出的文物以上海博物馆藏品为主，亦有从上海图书馆借展的6件文物，其中不乏流传有绪的名品佳作。展览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后母戊方鼎（原称“司母戊方鼎”）20世纪40年代的拓本，这是此鼎1939年出土后制作的第一批完整拓本之一；“青铜器海内三宝”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3件全形拓本同台亮相；部分珍稀拓本与馆藏原器对照展出，吉金墨影交相辉映，让人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展览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文化传承的实用技艺”追溯传拓技艺的起源与发展，探讨其对于文化传承的作用。此部分的重点展品为北宋《集王羲之书三藏圣教序》拓本。原碑由沙门怀仁历时20余年从王羲之书法中集字，于唐咸亨三年（672年）刻制成碑，立于长安弘福寺，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本册系北宋内府之物，经专家鉴定为淡墨擦拓本。因擦拓法利于凸显细微的用笔细节，不少宋代帖版皆以擦拓制成。此碑流传至今的北宋拓本多为浓墨所拓，淡墨擦拓甚为罕见。晚清书画家何绍基赞其“望而知为神物”。

　　第二部分为“拓墨入画的艺术表现”，展示传拓技艺的创新和吉金传拓的艺术表现。随着全形拓等新技法的出现，传拓摆脱了在平面上难以展现立体器形的局限，传拓作品不再只是内容复印的载体，也成为艺术创作的主体。传拓与绘画等方式结合，产生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此部分展出的西汉雁足灯，造型生动，制作精巧，灯盘外底刻铭文40字，从铭文可知此灯制造于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为皇后中宫之物。

　　清代道光年间，收藏家程洪溥多次邀请僧人六舟为其所藏千余件青铜器传拓，久负盛名的《剔灯图》便诞生于此期间。《剔灯图》由六舟施拓、陈庚绘画，卷中央为竟宁元年雁足灯全形拓，一倒一正并置。倒立的灯身上有缩小的六舟像，俯身于灯盘底部剔洗铭文。正立灯身上六舟小像立于灯足上作摩挲状。此图创造性地将全形拓与人物绘画融合在一个场景内，仿佛真人置于其中，惟妙惟肖。

　　吉金供花的图式盛行于明代博古图中，清代全形拓出现后，一改过去用画笔描绘青铜器的传统，通过传拓使得铜器图像更为逼真古雅。《杞菊延年图》为清代书画家赵之谦与程洪溥之子程守谦合作而成，图中扦插杞菊的彝器由程守谦拓制，赵之谦绘花卉，古色古香。

　　颖拓是指用毛笔绘画模仿出拓片效果的技法。1939年书画家苏涧宽颖拓《博古图》共有四轴，分别为斝、甗、卣、盉四器。器物整体轮廓线描清晰，器内纹饰均为绘制，器身边缘和素面处采用不同墨色表现光影效果。颖拓的墨色风格已脱离传统墨拓，明暗光影表现近似全形拓和西方素描。

　　第三部分为“金石传拓技艺的传承保护”，展出商代晚期涂朱刻辞牛胛骨、秦代椭升、大克鼎全形拓等文物，体现上海博物馆自20世纪50年代初建立以来对金石传拓技艺的传承与保护。展览中的牛肩胛骨系商王占卜所用，残存上部，正反两面均刻有甲骨文，内容为卜辞，字中涂有朱砂。据介绍，甲骨出土后往往碎裂四散，甲骨文刻划纤细，肉眼难以辨识，墨拓可使字口黑白分明、纤毫毕现。利用拓片，学者可对甲骨进行拼缀复原。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10月8日。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