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运河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的运河，以及活着的世界文化遗产，被誉为中华民族流动的精神家园。当下，中国正积极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2014年6月，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遗项目。图为晨光中的大运河江苏淮安段。中新社发 周长国 摄

中新社记者：从正式参与大运河申遗到如今已过去16年。在您眼中大运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朱炳仁：我是浙江杭州人，从小生活在大运河边，对大运河有着美好记忆和深厚感情。2006年全国两会后，我参加国家文物局牵头的全国大运河资源调查工作，当时的感受就是“大运河已经不是想象中的样子了”，有的地方出现了断流甚至河道已不复存在，还有地方的河段变成了排污用的“小河沟”。

现在已完全不同，大运河的保护开发确实越来越好。我去过很多运河沿线城市，参加过很多相关考察和会议活动，能明显看到在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的共识下，大运河不仅逐步恢复该有的美丽面貌、功能发挥，而且每个城市对大运河的保护都带着责任感，有制度、有计划、有举措、有专门力量和专门组织，这是极好的变化。

运输船行驶在大运河杭州段。中新社记者 王刚 摄

从整体发展趋势看，中国大运河与西方一些运河相比呈现不同特点。当前，中国大运河的文化味是越来越浓的，从中央到地方都很注重守好大运河的文脉，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把大运河作为文化名片打造。西方的很多运河功能纯粹。比如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等，都很注重运河本身的运输功能。在中国大运河的运输功能有所淡化时，外国运河运输功能是不断加强的。

另外，中国的运河文化与西方最大区别在于，我们倡导原住民留下来，继续在运河边正常生活。如此，西方朋友来到中国大运河，能够看到东方人的生活方式，看到中国人的乡土情结，这是非常珍贵的交流展示作用。

中新社记者：中国正积极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公园建设，致力于将其打造为一张靓丽的国家名片。您认为在此过程中应该注重做好什么？

朱炳仁：从历史看，中国大运河本身就非常接地气。今后在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它更加接地气，让它像一条运河。

第一，“运”是大运河的灵魂，这个功能不要忽视。例如有的地方为保护大运河上的石拱桥，避免过往船只对桥体产生碰撞损伤，便新开一条支流作为新航道，这相当于停掉了大运河的运输功能。我看到那座桥孤零零地矗立在运河上，河面没有任何船只经过，给人感觉很“孤独”。这种情况完全可以用限大限量的办法解决。生活在运河边的人希望看到运河跟自己有一些关系，而不仅是风景。现在国家提出建设大运河国家公园，这个寓意非常深刻，也包括烟火气——让民众生活中的物质和精神享受能与大运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第二，要在运河边“留白”，如同中国的水墨画，这样才有想象空间。我此前提出大运河零保护的概念，包括零发展、零使用、零干预。它并非把整条街、整座城都归零，而是强调在遗产保护中形成不同层次的保护和展示形态。例如在街道民居改造中，把原来遗存的建筑原汁原味地留下一部分，能让后代看到父辈的生活环境，这便是零发展、零使用。零干预是零保护的另一层次，是在运河沿岸的某一地区圈出一块区域，不进行任何干预，把这里的原生态面貌留给后代，也留下一段“空白”的发展空间。

第三，运河沿岸的城市要注重差异化。各城市都重视大运河的保护、传承、利用，但不能一刀切。因为无论是环境还是历史面貌，大运河对每个城市的影响和作用都不一样。所以在保护、传承、利用中不能用同一种思路，比如，不是每个城市都要建一座大运河博物馆。我们在大运河的保护开发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固有的规矩和模式，像这类墨守成规的统一模式都应该打破。(完)

受访者简介：

朱炳仁，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铜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文物学会大运河专委会名誉会长。2005年，郑孝燮、罗哲文、朱炳仁共同发起运河申遗，被称为“运河三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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