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的一个新的重要论断。这条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百年不懈探索开创出来的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必由之路，它既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独特规律。从发展进程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西方现代化既有道路的最显著区别，在于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并联式”发展过程，而非西方现代化的“串联式”发展过程。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并联式”发展特征，对于准确把握发展战略，发挥后发赶超优势，规避发展中的重大风险，顺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各项事业稳步向前有着重要意义。

　　 “并联式”现代化具有发展时间的高度压缩性。西方国家“串联式”的现代化进程大多经历了200多年的时间跨度。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起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成时间是2049年，跨度为100年。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时间只相当于西方国家的1/2到2/3左右。如果把二战后信息革命对现代化内涵和外延的拓展计算上，西方国家实际完成现代化的时间更是远远长于中国。高度压缩的现代化时间，意味着中国必须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保持一个显著高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速，唯有如此，才能在人均GDP等现代化核心指标上实现对西方国家的赶超。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尽管外部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可能会对国内经济发展形成一定的冲击，但使经济运行维持在合理区间仍然是如期实现发展目标的底线。

　　 “并联式”现代化具有发展任务的高度叠加性。西方国家“串联式”的现代化可以在200多年时间里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依次发展，各项发展任务的界限相对分明而又相互衔接，而中国“并联式”的现代化则要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叠加发展乃至同步发展，导致上一个阶段的发展任务尚未充分完成就不得不面对下一个阶段的发展任务，其风险和挑战是西方国家现代化所不能比拟的。例如，西方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完成后发生的，工业化的机器代替人力效应和城镇化的农村劳动力减少效应使得农业的现代化水到渠成，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是在城镇化刚走过半程时就开始启动的，数亿农业转移人口尚未完成融入城市的过程，农业现代化就已大大减少了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这使得中国唯有一方面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另一方面赋予进城农民保留农村土地利益的选择权，才能最大限度规避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现代化任务的高度叠加性给发展带来的挑战前所未有，也对发展战略的科学性和政策措施的精细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并联式”现代化具有发展要求的多重协调性。西方国家“串联式”的现代化无须在发展进程中兼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而可以在某一个发展阶段专注于一两个目标，待阶段性目标实现后再考虑其他目标。相比之下，在中国开启现代化进程的时代，专注于单一物质文明目标而忽略其他文明的机会窗口早已关闭，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其基本的战略属性。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更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并联式”现代化具有发展战略的后发赶超性。西方国家“串联式”的现代化是基于自身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现代性要素的嬗变，在鲜有来自其他已经完成现代化国家的外部压力下，按自身规律有序发展起来的，其内部矛盾要素的推动起决定作用，而中国的现代化是在早期面临半殖民化生存危机状态下、后期遭受超级大国经济和政治压迫下作出的被迫反应。因此，中国“并联式”的现代化承载着近现代以来强烈的历史诉求，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人民性，从而在现代化战略制定中必然突出地表现出一种赶超型特征。只有在赶超型发展理念指导下，才能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才能实现弯道超车，否则只能亦步亦趋，步发达国家的后尘。作为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必然要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和超大经济体的人力资源优势和市场优势，实施后发赶超战略，并在经济、科技发展的关键拐点，实施非对称赶超，成功转变为世界现代化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并联式”特征，使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显著区别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为世界现代化发展道路开辟了多样性的样本。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并联式”发展特征，趋利避害地推进这一“并联式”发展进程，是我们在21世纪的新征程上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夺取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胜利的重要理论武器。　　 （作者：邹一南，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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