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史》第一部初版布面精装本

　　位于西安市长安区柳青广场上的柳青雕塑

　　电影《柳青》剧照，成泰燊（前排右二）饰演柳青。

　　西安话剧院创排的话剧《柳青》剧照，林波（中）饰柳青。

　　《创业史》手稿

　　【本期主题】

　　柳青

　　柳青，原名刘蕴华，1916年出生于陕西省吴堡县寺沟村。1928年读小学时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柳青把全家从北京迁往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定居于此14年，扎根于农民中间，最终创作出了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创业史》，被誉为“经典性的史诗之作”。2019年，《创业史》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在中国杰出文艺家的行列里，柳青就是这样一位将根基深深扎在人民中的共产党员。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高度肯定了柳青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道路。如总书记所指出的，柳青真正做到了“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真正做到了身入、心入、情入。

　　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定居在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蹲点14年，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在皇甫村“深扎”的14年间，作为共产党员的柳青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脚上穿着烂皮鞋，裤腿上满是泥点子，手里拿着哮喘喷雾器，没日没夜在村里和田里转。”他与他所塑造的青年共产党员梁生宝一样，“把他的一切热情、聪明、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党所号召的这个事业”。

　　1978年6月13日，人民作家柳青病逝于北京。他晚年仍倾尽全力创作《创业史》，虽然计划中的四部曲最终未能完成，但他留下的丰厚的文学遗产，如灯塔一般，照耀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如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生活走向艺术，让艺术回归生活，柳青通过《创业史》给后来者树立了重要榜样。

　　1.“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

　　柳青，原名刘蕴华，1916年出生于陕西省吴堡县寺沟村。在其兄长的影响下，柳青1928年读小学时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学期间热衷于阅读左翼书刊及中外文学名著，为此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4年转入西安高中后，开始尝试翻译及文学创作，曾主编学生刊物《救亡线》。1936年“西安事变”后，任学生联合会刊物《学生呼声》主编，并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5月，柳青前往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任海燕诗歌社秘书。后短暂离开延安，先后在晋西南一一五师独立大队任教育干事，到华北《新华日报》做驻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特派员等。1940年底回延安。1941年到1942年，创作若干短篇小说，并参与编辑《谷雨》。在此期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柳青也迎来了个人生活和创作道路重要转变的契机，为此后数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生活基础。这一被文学史家称为“米脂三年”的重要时期，在多重意义上，促使柳青完成了作为革命作家的自我改造和思想转变。

　　1943年2月，“组织上决定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到工农兵的实际工作中去，从此结束那种打算长期住在文艺团体，出去跑一趟，搜集一些做客所得的印象，回来加以‘想象’，就准备写成作品的计划。”其时，柳青因和旁人“帮助工作”式地搞了个把月选举，“听到一些地主千方百计撤佃以报复灭租，农民又如何进行保佃斗争”的故事，遂计划以此为素材，写一部长篇小说。因此，当组织部头一个调他下乡时，柳青的“思想问题”并未“从基本上解决”，还为计划中的作品的“破产”而深感惋惜。但时隔不久，当他“真正接触了实际”，很快便庆幸“没有机会实行那个‘计划’”，是“占了便宜”。

　　带着一份写明要“长期在农村做实际工作”的介绍信，柳青被分配到一个乡政府担任文书。与此前作为旁观者以“局外人”的眼光观察生活全然不同，在这里，柳青需要处理大量的实际工作。“要说为人民服务，到这里是够具体了。”大到写介绍信、割路条，小到吵嘴打架、咨询种棉花的方法，“甚至于娃娃头上长了一个疮有无治疗的方法，都应该找你”。在处理这些琐碎问题的过程中，柳青逐渐意识到处理“群众关系”和“干部关系”，均十分紧要，决定了你是否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并推进具体的工作。“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还要和干部打成一片，认真地做好工作。通过工作，和群众结合。”这个时候的结合，就不是表面的，肤浅的，而是“感情上的结合”。而要完成这个重要的过程，就需要在具体工作中“逐渐地改造自己”。

　　自我改造的核心，是思想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为了促进这一转变，柳青对一些事关个人观念和情感倾向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反复的思考。诸如“人为什么活着”“你要革命，就不能只想吃好的”“农民为什么劳苦”“他们怎么那么爱儿子和土地”等重要问题在他的脑海中反复出现。这无疑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艰难过程，但柳青深知自己必须“过这一关”，“假使我不能过这一关，我就无法过毛主席文艺方向的那一关”，若是如此，“我就改行了”。

　　经过对自己“短短经历”的“沉重地检讨”，柳青得以从“城市知识分子群里的一员”，再度回到“基本群众”中间。这个时候，他不但和干部党员及积极分子成了知冷知热的伙伴，和群众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黑夜开完会和众人睡在一盘炕上，不嫌他们汗臭，反好像一股香味。我不仅不想延安，而且在县上开会日子长了，很惦念乡上的事。我背铺盖走过十字街不脸红了，拿着农民式的一杆烟锅走得挺得劲……

　　如林默涵所言，正是“米脂三年”期间，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引下的自我改造和思想转变，使柳青成为“最熟悉农民”，并“塑造了一系列农民典型形象，反映了我国农村亘古未有的深刻变化的杰出作家”。“米脂三年”的文学成果是长篇小说《种谷记》，它之于柳青写作生涯的最为重要的意义，是让柳青的思想和情感发生了可谓脱胎换骨的巨大变化，为此后的“长安十四年”和《创业史》的写作，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坚实基础。

　　2.“真正进步的作家，在每个时代里，都是为推动社会前进而拿起笔来的”

　　1952年春，在新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改造初启的重要时刻，柳青决意离开北京，到西北下乡，并表示此次下乡后便不再离开。是年5月，写成《和人民一道前进——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周年》，刊发于《人民文学》第6期，在该文中柳青明确表示：“高尔基和鲁迅在他们开始创作活动以前和创作活动初期同样也是读过许多（比我们更多）本国的和外国的、古典的和现代的作品，但是他们的作品一开始就带着独到的思想和独创的风格；因为他们是拿自己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创作的。”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个从事创作的人如果不深入生活，只会模仿，都不是真正优秀的作家。”一言以蔽之，“一切归根于实践。对于作家，一切归根于生活。”其时，“我们伟大祖国就要开始的建设，不仅仅是社会经济的建设，而且是社会意识的建设。我们祖国的面貌将迅速地变化，我们人民的灵魂也将迅速地变化。”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我们规定的任务是熟悉新人物，描写新人物。就是说要我们从事人们新的思想、意识、心理、感情、意志、性格……的建设工作，用新品质和新道德教育人民群众。”到唯一丰富的生活源泉中去，发现并创造具有新的思想、情感、意志、性格的新的人物，也几乎很自然地成为柳青返归西北，扎根农村的重要出发点和目的。

　　是年9月，柳青落户长安县，暂时担任县委副书记，分管互助合作工作。其时，柳青已经下定决心：“长期地在下面工作和写作，和尽可能广大的群众与干部保持永久的联系。”是故，甫入长安，柳青就参与了其时在长安县影响极大的王莽村蒲忠智的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建设工作。因有意参与互助组建设的全过程，他很快便把眼光投向皇甫村由王家斌领导的互助组中，并被王家斌这个有着新的思想和新的情感的新人物所深深吸引。王家斌对“事业专心到入迷的程度”，叫柳青感慨系之：“这最主要的是一个共产党员——农民往社会主义去的引路人，全心全意为大伙办事的精神啊！”

　　而且就在我们眼前，成百万成千万的农户带着各种复杂的感情，和几千年的生活方式永远告了别，谨小慎微地投入新的历史巨流，探索着新生活的奥秘！当我们想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点成就……都是多么不容易的时候，从我们内心能不涌起对那些为社会主义而辛苦的人们的热爱吗？

　　正是深深有感于此，1953年12月，柳青决意放弃已经完成二十万字的反映老干部在新形势下的思想问题的长篇小说，全身心投入到王家斌互助组的建设过程中，和互助组的成员一道，推动社会建设的历史性进程。帮助王家斌互助组解决种种具体的困难，劝阻萌生退意的互助组成员，即时打消部分人心中再度泛起的个人“发家致富”的思想……这个时期，柳青比“米脂三年”更为贴近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并作为这个实践过程中的重要一员，也完成了自我思想和情感的更为深入的变化。其时，他已经褪尽知识分子的做派，身着对襟上衣，头戴瓜皮帽，行走在田间地头，俨然一副皇甫村村民的形象。这种形象，即便在《创业史》出版后声名日隆的情况下，也未曾有丝毫的改变。

　　在为书写中国农村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长卷作品做准备的过程中，柳青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有二：一为生活；一为艺术。他认为杜鹏程《保卫延安》的成功经验，一是作者“自始至终生活在战斗中，小说是自己长期感受的总结和提炼，所以有激情”；一是“写作时间长，改写次数很多”，“使写作的过程变成提高的过程”。他进而认为：“既然要搞创作，就要认真地搞；不苦搞的话，何不做其他工作去呢？”基于上述理解，柳青一方面更为充分、深入地参与到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另一方面，严格地检查自己“写作上的缺点”。为此，他付出了堪称艰辛的劳动。作品题旨的表达，艺术技巧的处理等等，都在考验着他劳动的坚韧性，也考验着他身体的承受力。

　　《创业史》第一部的写作，历时六年，四易其稿，就是为了更为深入地展现“社会生活的广阔性和各阶级人物心理特征的丰富性”，要回答读者“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他要创造属于新的时代的秉有新思想和新情感的新的人物，写他们在创造新的社会的过程中和种种旧观念、旧人物深入心灵的复杂博弈甚至斗争。这个题材、内容决定了他必须创造一种新的艺术表达方式。

　　既深刻生动，又明白易懂，且能真正“缩短表现手法与群众化之间的距离”——这种新的艺术表达方式就是“贴”着人物写，“即将作者的叙述与人物的内心独白（心理描写）”糅在一起。所以，在《创业史》中，几乎每一个章节，都尽量从一个人物的心理、情感、眼光入手，反映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交相互动。梁生宝对梁三老汉、郭振山、徐改霞，甚至素芳的态度，就这样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不仅如此，柳青还以这种笔法，细致且深入地书写了“新人”梁生宝在具体的生活斗争和实践中精神的成长过程。详细写他对私有制的反感和对互助合作意义的理解；写他自现实的具体境况中常常能够举一反三，深入领会党的政策的目的和意义；写他在个人情感和集体事业面临冲突时的精神选择。如是种种，不仅是下堡乡蛤蟆滩互助组领导人梁生宝的心理和情感，也可能是处在20世纪50年代的那一代人具有普遍意义的心理和情感。梁生宝面临的现实的困难，具有时代的典范意义。

　　将文学视为一种生活实践方式，一种改造世界的劳动，是柳青的文学观念的要义所在。因为，“真正进步的作家，在每个时代里，都是为推动社会前进而拿起笔来的。”“他们光荣的任务是努力通过尽可能生动、尽可能美好、尽可能感人的形象，把他经过社会实践获得的知识和理想传达给人民，帮助人民和祖国达到更高的境界。”

　　3.“要全面地、完整地概括中国农民创造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

　　1959年4月，历时六年，四易其稿的《创业史》第一部以《稻地风波》为名在《延河》4月号开始连载。自8月号起，柳青接受读者的意见，取消《稻地风波》书名，直接叫《创业史》第一部，至11月号全部刊载完毕。同年11月，《收获》第6期发表《创业史》第一部全文。次年5月，《创业史》第一部单行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即印刷10万册。考虑到普通读者尤其是基层干部的阅读需要，以便于携带的36开的平装本为主。此后不久，在纸张紧张的情况下，中国青年出版社仍向相关部门特别申请，加印5万册，还被翻译为俄、英、德、日、西班牙、朝鲜、越南等十多种文字出版，在海外产生较大反响。

　　《人民文学》《上海文学》《文学评论》《北京大学学报》等重要报刊相继发表研究文章，高度、充分地肯定了《创业史》第一部的杰出贡献。如任文发表于《人民文学》1960年第6期的文章《中国农村合作化初期的史诗——评〈创业史〉》一文中开宗明义地写道：

　　读了柳青同志的《创业史》第一部，我深深地为这部作品的深刻的思想性和它的艺术概括力量所打动……虽然这只是作者宏伟巨著的第一部，描写的只是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初期，很多人物的性格还有待以后各部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就以这第一部来讲，它的成就也是十分突出的。……作者给自己的任务并不是仅仅反映合作化运动的某一个侧面，也不只是描写这一斗争中的某一些人物，而是要全面地、完整地概括中国农民创造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

　　时隔六十年后再看，这一评价仍可谓准确。同时期的其他评论文章，也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创业史》第一部的成就和贡献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柳青十分欢迎有价值的批评，认为“向读者分析作品的社会意义和艺术技巧”，原本就是文学批评“很重要的工作”。他也从《延河》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处，获得了社会各界读者的意见，其中不乏对作品中的人物和艺术技巧的“商榷”文字，柳青对此皆表示欢迎，认为只要有助于作家的创作和读者对作品的理解的批评，都是有意义的。他也抽空回复了不少读者的来信，为他们答疑解惑。对热心的读者提出的若干“技术性的问题”，柳青一一接受。如关于《题叙》中梁生宝的年龄问题，第十八章关于稻子和稗子描述的“失当”，以及第二十章对青蛙描写的不准确等等。在《在西安作协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中，他还明确表示：“（评论文章）优点讲得太多了，要警惕，缺点越早发现越好，来得及克服的现在克服，来不及克服的以后补救。”

　　4.“他一生辛劳所创造的财富，对于今天的人们和以后的人们都是极其宝贵的”

　　1978年6月13日，人民作家柳青病逝于北京。他晚年仍倾尽全力创作《创业史》，虽然计划中的四部曲最终未能完成，但他留下的丰厚的文学遗产，如灯塔一般，照耀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

　　从“米脂三年”到“长安十四年”，从乡文书、县委副书记到社员，从《种谷记》到《创业史》，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柳青真正做到了“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真正做到了身入、心入、情入，“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高度肯定了柳青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道路。文艺界也掀起了学习、继承和弘扬柳青精神的热潮。全国各大重要报刊相继发表文章，从各个角度对柳青精神及柳青的文学遗产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一批又一批作家在柳青精神的感召下，投入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的创作道路中去。柳青精神和以《创业史》为代表的柳青的文学遗产，也深深地参与到新时代新精神的伟大创造之中。

　　柳青所走出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和人民一道前进，以文学创作的方式参与到具体的社会建设中去的生活和创作道路，至今仍有进一步思考和勉力实践的重要意义。文学创作对他而言，并非是吟风弄月式个人感怀的自我表达，而是包含着参与并推动时代前进的重要意义。在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和艺术的学校这三所学校中，柳青完成了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进步作家的自我创造和自我完成，这是他的精神遗产的重要部分。经过长期的生活和写作，他不仅塑造了文学史经典画廊中的重要艺术形象——梁生宝、高增福、梁三老汉，还塑造了自己，塑造了作为革命作家的自我的形象。如林默涵所言：“柳青是一个作家，但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他不但要立志用自己的作品来推动生活的前进，而且直接参与了改造生活的斗争，但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干预生活’。他关心人民的利益胜于关心自己的创作，他的作品所反映的是他自己参加创造的生活。”他不但写过《创业史》这样的小说作品，也写过《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建议改变陕北土地经营方针》这样的针对具体问题的非文学作品。因为后者更能体现改变具体生活问题的现实功能。他把《创业史》第一部稿费16000余元全部捐给了王曲公社，作为创办机械厂的费用，还预支了第二部的稿费5500元，为皇甫村村民解决用电问题……人民也没有忘记他，多年之后，皇甫村村民谈及柳青，仍然十分动情，才娃的原型更是情难自抑，泪如雨下。正如贺敬之诗中所言：“父老心中根千尺，春风到处说柳青。”

　　柳青的生活和创作经验充分说明，“作家的思想、个性、才能、气质，是在社会生活和艺术创造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家，主要是对该历史时期的社会实践或对生活的体会作了研究而产生的”。一个作家在观照现实生活时眼光的高度、深度和广度，决定了他作品可能具有的思想含量。如路遥从柳青的文学遗产中所获得的启示，作家“仅仅满足于自己所认识的那个生活小圈子，或者干脆躲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去搞创作，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为了在时代总体性的宏阔视域中应对和处理复杂的现实问题，柳青一方面用“眼睛琐碎地扫描着周围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而另一方面又把眼光投向更广大的世界”，“以便将自己所获得的那些生活的细碎切片，投放到一个广阔的社会和深远的历史的大幕上去检查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他的《创业史》具有的澎湃思想和历史容量，能够代表一个时期时代精神的史诗性品质，亦与此密切相关。

　　《创业史》还浓墨重彩地叙述了人民在创造新生活的过程中，也创造了自身，创造了时代“新人”的形象。他们的代表，无疑是一心为公、不遑他顾的梁生宝，而高增福、欢喜、梁三老汉也在迈向“新人”的途中。他们克服种种现实的困难，努力完成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在精神上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和它未竟的可能，仍有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重要意义。

　　柳青的创作实践还表明，是生活实践决定了艺术技巧的推陈出新。为了具体而深刻地描绘人物精神的变化，柳青创造性地使用了将“作者的叙述与人物的内心独白（心理活动）”糅在一起的新的手法，以便更好地展现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各种人物心理的复杂转变。而外部世界如火如荼的社会建设如何改变了人物的观念世界，在作品中得到了极为充分的展现，也再度说明从事反映人们新思想、新观念、新情感的书写之于新的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创业史》具有艺术创造性的心理描写，正是适应作品题旨的基本需要，而非简单的技巧革新。

　　柳青曾反复表示，文学创作要以“六十年为一个单元”。如今距离《创业史》第一部的出版已逾六十年。在这六十年间，虽说关于《创业史》文学史意义的评价屡有起伏，但它作为“十七年文学”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的文学史地位，从未被撼动。这充分说明，一时期阶段性的文学观念或有起伏，但真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深刻且艺术性地展现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伟大实践的作品，不会因时间的流逝和观念的阶段性变化而黯然失色。路遥将柳青视为自己的文学教父，且在20世纪80年代新的时代语境下继承和发展了柳青的文学遗产，他说，柳青“在我们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曾经热情地生活过，繁忙地创作过”，他“一生辛劳所创造的财富，对于今天的人们和以后的人们都是极其宝贵的。作为晚辈，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他的馈赠”。

　　2018年9月，由西安话剧院创排的话剧《柳青》在西安首演，次年又开始了在全国各地的首轮巡演，产生较大的社会反响。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以刘可风《柳青传》为基础拍摄的电影《柳青》在全国放映，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这一部以影像的方式展现人民作家柳青的生活和创作道路的作品，正在推进新一轮学习和弘扬柳青精神的热潮，也或将开启柳青和他的作品以他种艺术形式改编、传播的新的潮流。（作者：杨辉，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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