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山东农妇之死看到另一个大清

　　王氏是康熙初年山东郯城的一个普通农妇，普通到现在我们已经无从知晓她的更多身份信息。我们只知道在她婚后几年的一天，她从并不富裕的家中跑出，不久又在艰险的私奔路上被情夫抛弃；再之后兜兜转转，被丈夫找到的王氏重回家中，直到第二年的一个雪夜，她被丈夫扼住了喉咙，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就是美国著名中国史专家史景迁，在他的名著《王氏之死》中钩沉的一段真实历史。因为史料过于阙如，他甚至借鉴了《聊斋志异》的内容，为王氏织就了凄美的最后一场睡梦——蒲松龄八成不会认识王氏，倒是在同一个时代生活在与她临近的乡里。而在此书的大部分章节中，史景迁通过《郯城县志》、郯城县令的回忆录《福惠全书》以及《聊斋志异》，勾勒了王氏之死所上演的大舞台：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地方暴力普遍、贞节观念深重……由此可见，悲剧的发生并非出乎偶然。

　　阅读《王氏之死》的过程中我常常想，如果没有此书，又万一考古学家邂逅了王氏的墓葬（假设她有幸入土为安），考古学家会不会对这项发现提起兴趣呢？想必王氏之墓定是几近空空如也，很难有墓志之类的文字材料来记述她在时人眼中不堪一提的人生。而这种墓葬又在田野考古的实操中比比皆是，因此极有可能最终只能化作发掘记录中的只言片语。所谓《王氏之死》的小标题“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考古学怕是力不能及。

　　但反过来一想，其实史景迁写《王氏之死》也不容易呀。王氏自己肯定不会想到，浮萍般度过一生的她会在近400年后被一位老外相中于文献的海洋，并最终写入一本史学研究的经典著作。所以，关键在于在史景迁眼中，并非帝王将相的王氏有着同样非比寻常的魅力，让史景迁能透过她讲述自己期望讲述的那部分中国历史。

　　在《王氏之死》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积贫积弱、平头百姓的大清，全非影视剧里频频展现的那个康乾盛世、皇城墙内的大清。二者都不尽是捕风捉影，却带给今人决然殊途的心理感受。

　　其实将1912年以前的中国看作愚昧落后、黑暗苦难的魅影，或者危机四伏、行将就木的残躯，这种观点绝不独见于《王氏之死》：新文化运动中胡适便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抗战期间毛泽东又说“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如此看来，《王氏之死》又真真扣合了阶级冲突论的视角：王氏之死即是对“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最生动的揭露，让读者掩卷后深感中国近一百年的革命之路非走不可。

　　从某种意义上说，众多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背后都潜藏着暗影——可想而知随葬壮观兵马俑军阵的秦始皇陵，只是大秦帝国的金字塔尖，那些仅有陶器出土的小型墓葬才是大多数秦人的身后归宿。所以“大一统”伟业的故事与《王氏之死》看似截然相反的AB两面，实则皆出自今人有意的取舍。在这个地球上自文明出现后，冲突就从未消失，但总会有不同的眼睛选择将或不将目光投射其上。

　　其实细细想来，《王氏之死》建立在一项有软肋的假定之上，那便是我们同情王氏，因为我们相信莫名私奔的她不是水性杨花的“渣女”。换言之，如果我们认为精英人士不但有钱而且修养好，底层的失败归因于本身素质低，那么阶层之差还怎么会是出自社会分配的不公，反而应视作个体努力的报答了。所以，当我们面对巍巍始皇陵时，你觉得兵马俑是象征了“伟大”还是“残暴”？

　　有道是“历史总是胜利者书写的”，其实物质文明史的大半不也属于达官显贵。但在那些耀眼的国宝之外，我总觉得，中国历史上还有很多王氏这样的人，他们的名字也许鲜为人知，但他们并不是“失败者”，他们不应该被忘记。（奚牧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