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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揭秘:尚方宝剑真能先斩后奏吗?

2016年05月20日08:25    来源:环球网    手机看新闻

剑,是中国五兵之一,也被誉为兵中之君。与刀、枪、棍等兵刃不同的是,在漫长的华夏文明史中,剑不但是实战的冷兵,在诸多礼仪制度中还是重要的礼器。剑在从前,先是彰显地位与权力,后来逐渐地加入了“仁义礼智信”之类的内容。

《春秋繁露》载:“剑之在左,青龙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

由此可见,汉时剑、刀并重,但根据西汉武库储备兵器的官方档案资料显示,当时刀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剑。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质地优良、适于劈砍的环首刀已经大量运用于战场,完全取代了剑,成为骑、步兵大量装备的格斗短兵。

在军事舞台上鏖战数百年的剑,完成了历史使命,淡出了军事舞台。剑退出武器装备后,其功能也发生了改变,主要用于佩带,在舆服制度中成了贵族化的装饰品。

逐渐的,剑在注重礼法的汉代成了地位的象征,而由专门为皇家制作刀剑兵器和珍服器玩的“尚方”所制造的剑,自然只能由皇室成员使用。

“尚方”,是皇宫里掌管皇帝及皇室衣食住行的衙门——少府中的一个机构。这些由尚方铸造的剑,也就是最初的“尚方宝剑”。尚方剑,从产生之初就被赋予了皇权与特权。

两汉历史上,剑法最高明者无疑是汉高祖刘邦了。他的精彩亮相,就是用一柄“赤霄”剑砍死了一条小白蛇。

等到他将要华丽谢幕的时候,又整了一出“白马之盟”,昭告世人: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

不过倘若杀白马用的是寻常的刀,而不是尚方宝剑,那么这盟约就显得过于儿戏了,于是最初的汉代尚方宝剑就是为白马会盟准备的。

根据记载,斩马剑长约七尺(约1.6米左右),两侧为利刃,中间厚背,锋利异常,称为斩马剑名至实归。

此后,据《汉书-朱云传》记载,直言敢谏的朱云请求汉成帝赐与他一把“尚方斩马剑”,用来诛杀尸位素餐的佞臣安昌侯张禹。这可能使“尚方宝剑”先斩后奏之说的缘起。

但可惜的是,张禹是成帝的师傅,正是圣眷优渥之时。政治不成熟的朱云不但没有请来尚方宝剑,反而差点因此丢了身家性命。

所以历史告诉我们,用“尚方宝剑”诛杀乱臣贼子,只能是个别人心底的美好愿望。

到了北宋初年,赵匡胤选将伐南唐李煜之时,考虑到王全斌平蜀,在四川杀降、侵扰地方的严重后果,于是亲手将自己的佩剑赐于主将曹彬,许他对不奉将令、不尊军纪的骄兵悍将可以先斩后奏:副将之下,有敢违令者斩之!

此后,宋廷崇文抑武,再无类似故实。

直到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因其注重监察制度,经常派出监察御史出巡各地,这些钦差大臣代天子出巡除了带着相关印信,也偶尔会持有如朕亲临的“尚方宝剑”。

明万历二十年,宁夏叛乱,万历皇帝先后赐总督魏学曾、巡抚叶梦熊尚方宝剑督战,取得了胜利。从此,赐尚方宝剑,授予行事权力的做法开始多了起来。

明末重臣袁崇焕用“尚方宝剑”斩了同样握有“尚方宝剑”的同僚毛文龙,为金庸大侠演绎《鹿鼎记》留下了无垠的创作空间。

崇祯皇帝也曾赐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尚方宝剑,命他督师征讨张献忠,结果起义的农民军越剿越多,内外交困之下,明王朝终于覆亡。

入主中原的清王朝统治者因为属于少数民族,根本不愿意将权力与人分享,所以在有清一代,正史间未见有尚方宝剑之事记载。

但坊间流传,中兴名臣曾国蕃在清剿太平军时,清帝曾御赐尚方宝剑一柄。满清皇帝会赐汉大臣一柄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这个说法总觉得不靠谱。

不过,在清代还真有一把著名的“尚方宝剑”,但属于造清廷反的太平天国一方。据说,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佩剑就是一把由洪秀全所赐的“尚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

据史料记载,1863年12月,苏州失守,太平天国的苏福省危在旦夕。天京更是被曾国藩所率湘军围困的水泄不通。李秀成不畏艰险,留下胞弟李世贤扼守溧阳,自己则率军驰援天京。

1864年3月,另一太平军守将吴人杰趁李世贤出城御敌,举城叛敌。李世贤无法入城,只好率军撤往湖州。戈登率领手下“常胜军”进入溧阳,在侍王府中得到了一把剑。

据戈登自己讲,这把剑就是天王洪秀全赐给李秀成的尚方宝剑。此剑通长84厘米,剑鞘由楠竹制成,剑鞘上镀金银,雕刻着龙凤图案,另饰有万字回纹、喜鹊登梅等吉祥图案。

这类图案,不见于明清宫廷造作局典制,仔细看它的装潢附件,如扣带、环纽、护手、把首的工艺带有深厚的南方民间色彩。通过与太平天国时期文物比较,可以断定此剑是太平天国遗物。

戈登得到这把剑后,把它赠给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堂兄剑桥公爵(时任赴华远征陆军司令)。此后这把剑就流落到了英国,成了私人之物。

1961年,英国剑桥大学著名汉学家太平天国历史研究者柯文南在大英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偶然间发现了戈登亲笔写的备忘录《关于忠王宝剑的说明》。于是按图索骥,找到并购得此剑,1962年,柯文南将此剑交还中国,由此引发了一场学界关于此界真伪的争论。

戈登自述此剑为洪秀全赐李秀成之尚方宝剑,可是此剑的剑柄上刻有“李秀成”三字令人费解。按惯例,洪秀全不可能在尚方宝剑上刻下李秀成的名字,李秀成也不敢在剑上自作主张地刻上自己的名字,因此,有人猜测这三个字是戈登画蛇添足之笔,因为“分明是自来水笔上刻名的西洋作风”。

不过,虽然戈登渴求名望,但说其为了在英国扬名立万,在剑上刻一个普通英国人闻所未闻的人名,似乎没有刻意如此的必要。

总之,“尚方宝剑”故事的流传,源于人治观念的深植人心。国人对尚方宝剑的了解,多是通过戏曲或者影视作品。

包拯是宋朝人,“包公戏”始于元、盛于清,但在宋代却没有包公戏。有“尚方宝剑”,随便一个清天大老爷可以除暴安良、申张正义。没有了“尚方宝剑”,包公也只能束手无策、徒唤奈何。

在所有与尚方宝剑有关的戏曲与影视作品中,周星驰的《九品芝麻官》无疑是最值得深思的:常威自以为有干爷爷、黄马褂护体,包龙星便奈何不得他;哪知道包龙星请出了尚方宝剑。

于是高潮的一幕出现了——包家祖传的宝剑是前朝的,属于过了保质期的那一种。用前朝的尚方宝剑,斩今朝的官员,玩笑开大了。

最终,《九品芝麻官》也没有逃脱俗套,用狗头铡斩了常威。

虽然结局大快人心,却有虎头蛇尾之嫌,尚方宝剑的作用,并没有凸显,反而沦为了道具与闹剧,或者这正是编剧对中国历史上人治司法模式的一种无厘头的反讽模式吧!

(责编:虎遵会、杨良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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