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大流行中，如何應對“脆弱性”問題

　　訪談提示

　　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中，由於國際關系、性別、年齡等因素的交叉影響，脆弱性與脆弱群體問題在全球政治中呈現出新樣貌。應如何理解“脆弱性”？“脆弱群體”包括哪些群體？在性別、職業、健康等因素的交叉影響下,婦女是否面臨多重脆弱性問題？國際社會和中國採取了哪些應對措施？人類能否超越“脆弱性”，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中國婦女報·中國婦女網記者就此專訪了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李英桃。

　　記者:新冠疫情發生以后，國際社會普遍關注“脆弱性”問題，我們應如何理解“脆弱性”？

　　李英桃:從20世紀70年代起，“脆弱性”被用於分析自然災害，后逐步拓展到社會學、生態環境、貧困與可持續發展等領域，成為一種研究視角和分析方法。

　　世界銀行《世界發展報告2000/2001》對“脆弱性”的界定是：“在收入和健康方面，脆弱性是指家庭或個人在一段時間內經歷收入或健康貧困的風險。但脆弱性也意味著有可能面臨一些其他風險（暴力、犯罪、自然災害等）。”

　　我認為，在特定情境下，特定主體的脆弱性＝所承受風險－抵御風險的能力。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因易感性、暴露程度及其他社會因素的共同影響，疫情給特定人群帶來的與健康直接相關的脆弱性，可稱為“健康脆弱性”﹔相關人群可稱為“健康脆弱群體”。其他因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及應對措施帶來的脆弱性及其與既有社會脆弱性相疊加、交叉而加深的脆弱性，都可統一稱為“社會脆弱性”﹔相關人群則可稱為“社會脆弱性群體”。

　　記者:“脆弱群體”包括哪些人群？疫情給脆弱群體帶來什麼影響？

　　李英桃: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中，“人群普遍易感”已經成為共識。依據身體狀況，“健康脆弱群體”覆蓋老年人、嚴重的基礎病患者、孕產婦、殘障人士以及其他身體、心理和精神疾病患者等﹔受到居住條件和生存狀態等外部環境影響，這一群體包括但不限於無家可歸者、養老護理設施居民、監獄服刑人員、幼兒園和學校的幼童和青少年學生，以及生活在貧民窟等不適宜環境中的人群﹔由於職業特點，醫護人員、警務人員、公共交通駕駛員、快遞人員及其他暴露程度高的人員，面臨較大感染危險。身體狀況、居住條件與職業特點三個條件往往相互作用，綜合發揮作用。如養老院中有基礎病的老人的新冠病毒感染率和病死率都相對較高。

　　疫情及應對措施所帶來的“次生風險”和“社會脆弱性”也是普遍存在的。疫情嚴重破壞了各國基本衛生服務，造成廣泛的社會經濟干擾和對醫療系統的沖擊﹔為遏制疫情蔓延而採取的封城、停止社會活動等措施產生了廣泛和深刻的社會經濟后果。疫情擴大了社會脆弱群體的范圍，惡化了既有社會脆弱群體的脆弱程度。

　　記者:在性別、職業、健康等因素的交叉影響下,婦女是否面臨多重脆弱性問題？

　　李英桃:整體看，在性別、職業、健康等因素的交叉影響下，婦女暴露出多重脆弱性。

　　在“健康脆弱性”方面，由於婦女是醫護人員的主力軍，她們暴露在病毒下的可能性更大。德國羅伯特·科赫研究所的數據顯示，在醫療機構工作的病例中，72%為女性，28%為男性。但醫護人員的感染情況因具體情況而有很大不同。中國各地援助湖北的醫療隊中有約42000名醫護人員，女性佔2/3，其中沒有感染者。

　　在“社會脆弱性”方面，首先，婦女遭受家庭暴力的案例增加了。疫情暴發后，針對婦女和女童的暴力行為在不同國家都有所增加，有些國家甚至激增一倍。其次，婦女多受雇於疫情影響嚴重的經濟部門，受經濟衰退影響更大。再次，疫情期間的居家工作、隔離狀態加重了婦女的家務勞動負擔。最后，當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決策中仍然缺乏性別平等專家和性別視角，這種情況不利於制定性別平等的抗“疫”政策。

　　可見，婦女確實面臨多重風險。有學者甚至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危及近幾十年來女性在經濟正義和權利方面取得的進展。

　　記者:疫情還對哪些脆弱群體有比較大的影響？

　　李英桃:除了女性外，兒童、殘障人士和老年人等也是值得特別關注的脆弱群體。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指出，疫情對兒童健康的直接影響似乎不大，但決不能忽視其間接影響。兒童的生活被嚴重打亂，面臨的風險體現在教育、糧食、安全、健康等各個領域。殘障人士獲得教育、保健和收入、參與社區活動的機會原本就受到限制，疫情帶來的脆弱環境使這種情況更為嚴重﹔他們更有可能生活在貧困中，遭受暴力、被忽視和虐待的比例也更高。報道稱，在醫療資源極度缺乏的條件下，有意大利醫生明確表示，把呼吸機留給存活可能性較大的年輕患者。當醫生優先選擇救治年輕人時，對老年人的歧視是顯而易見的。

　　在國際關系中，由於新冠肺炎被認為是“外來”疾病，亞裔特別是中國人以及更廣泛的移民被污蔑為冠狀病毒傳播者。許多人遭到言語和人身攻擊，有時甚至遭到收容國社會的制度性排斥。最不發達國家的最貧困人口、難民和其他流離失所者一直是全世界最脆弱的群體。

　　記者:在應對疫情帶來的“脆弱性”方面，婦女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李英桃:婦女戰斗在抗擊新冠疫情的最前線，為戰勝疫情及其帶來的“健康脆弱性”和“社會脆弱性”而努力工作。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教授雅基·特魯指出，全球領導力明顯的地方往往是由女性領導者負責。性別均衡的領導既表現出傳統上女性的移情和關懷的特質，又表現出傳統上男性的果斷和運用理性科學的特質。

　　有人將中國婦女在抗擊疫情中的作用總結為：她們是抗“疫”醫療救治和照護隊伍的中堅力量，是社區防疫的頂梁柱，也是疫情科研攻關的重要參與者和組織者。中國的女科學家、醫生和護士在各自崗位上默默奉獻，頂起抗擊疫情的半邊天。廣大婦女不僅在疫情防控、救治病患、復工復產、經濟社會發展和家庭生活、社區服務中發揮重要作用，而且為在常態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進生產生活秩序全面恢復、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貢獻出巾幗力量。

　　記者:國際社會和中國採取了哪些應對疫情對脆弱群體影響的措施？

　　李英桃:面對新冠肺炎疫情這一前所未有的緊急狀態，世界衛生組織在其戰略計劃中強調了五個戰略目標：動員所有部門和社區﹔通過迅速發現和隔離所有病例，控制零星病例和聚集性病例﹔通過防控感染和保持人際距離，抑制社區傳播﹔通過恰當的醫護，降低死亡率﹔開發安全有效的疫苗和治療方法。

　　中國應對疫情的努力始終“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及時採取果斷措施，出台針對健康脆弱群體和社會脆弱群體的政策，包括改善醫務人員工作和休息條件，加強醫務人員個人防護，最大限度減少院內感染等內容。針對經濟停滯和大量人口失業，各國推出了不同的失業救濟、生活補助和刺激經濟措施。中國政府發布了關於進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間困難群眾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這些政策中既有政府對疫情中出現的脆弱群體問題的及時回應，也包括了應對疫情的預防性措施。

　　記者:人類能否超越“脆弱性”，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

　　李英桃:《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提出“創建一個沒有貧困、飢餓、疾病、匱乏並適於萬物生存的世界”的願景。其中一項具體目標為：“到2030年，消除艾滋病、結核病、瘧疾和被忽視的熱帶疾病等流行病，抗擊肝炎、水傳播疾病和其他傳染病。”新冠肺炎病毒這一全新的健康威脅給人類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帶來了新阻力。人類戰勝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就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過程。

　　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譚德塞希望,疫情不僅為我們提供了抗擊疾病的機會，也為我們提供了改變全球健康狀況的機遇。在此認識基礎上，我認為，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同樣可以成為一個超越“脆弱性”與“脆弱群體”“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從而加速實現“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的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新契機。（蔡雙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