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部紅色經典·黨費》（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出版）、《七根火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資料圖片

王願堅短篇小說集《后代》，該書於一九五八年出版，收錄《七根火柴》《三人行》等作品。 　　中國現代文學館供圖

　　長征，是一座文學的富礦。回望長征文學，“王願堅”這個名字有著獨特的意義。他的《三人行》《七根火柴》，是語文教材的常青樹，鐫刻進幾代中國人的長征記憶。他參與編劇的《閃閃的紅星》《四渡赤水》等電影，受到觀眾歡迎。他，是以非親歷者身份寫長征的開啟者。

　　敘述長征，最早是由長征親歷者開始的。從長征途中的毛澤東詩詞、陳雲的《隨軍西行見聞錄》、鄧發的《雪山草地行軍記》，到紅軍將士集體創作的《紅軍長征記》，再到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劇作《長征》《萬水千山》以及大型革命歷史回憶錄《星火燎原》，形成了壯觀而可靠的長征書寫。還有誰比這些親歷者更有優勢去敘述長征？還有哪種敘述比親歷者的敘述更加可信？

　　然而，緊隨著《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的再版和《星火燎原·長征》的征集，非親歷者王願堅的《三人行》《七根火柴》等長征題材小說發表了。

　　王願堅沒有參加過長征。他1929年出生於山東諸城，長征開始時才5歲，16歲參軍，主要在山東軍區從事文化宣傳工作，直到1952年調任《解放軍文藝》編輯。從1956年開始，王願堅參與《星火燎原》的編輯工作，前后達10年之久。10年中，王願堅泡在革命戰爭史裡，密集地接觸人民軍隊的締造者和指揮者，面對面地了解他們的思想歷程和真實情感。

　　編輯《星火燎原》的歲月，也讓王願堅深入了解長征：“讀到了這頁活生生的、飽含著血肉和情感的戰爭歷史，如同進入了一個熟悉卻又陌生的世界，我被深深地迷住了。”正是這些含血帶淚、激動人心的故事，啟蒙了王願堅的長征創作，“慢慢地心裡就起了這樣一個念頭：不是還有不少人沒有聽過這些故事嗎？如果把這些故事用文字轉述出來，讓更多的人像我一樣受到感染和教育，不是更好嗎？”

　　但來自身份的壓力也實實在在——王願堅曾把表現周恩來長征側影的短篇小說投往文學刊物，送審過程中遭到質疑：“作者沒有參加過長征，怎麼能寫長征？”妻子翁亞尼在王願堅去世之后也坦言，王願堅一再被提醒“要寫自己熟悉的題材”，他的內心不是沒有焦慮。然而，他始終無法割舍“長征”，王願堅曾這樣描述一個作家被偉大題材所牽動的情景：“這些思想、感情和形象不斷地敲著作者心靈的門窗，打擾著他的清夢，它們比安眠藥的力量大得多。於是，他睡不著了，隻好坐到桌前，扭亮了台燈，鋪開了稿紙，把墨水和淚水一塊兒流到稿紙上。”

　　最終，王願堅用一篇接一篇、一篇是一篇的短篇小說堅定了自己的創作方向。

　　雖是小說，王願堅要求自己必須“寫得真”。為此，他下了大功夫。10年中，王願堅兩次踏上長征路，追尋長征的足跡，《七根火柴》《三人行》裡的沼澤草地和《足跡》《夜》裡的大雪山，都是他親自走過的。他還持續走訪親歷者：採訪了十大元帥中的八位，開國大將中的六位，還有其他將軍一二百人，至於一般親歷者更是難計其數。場景要真，情節要真，情感更要真。王願堅偏愛使用第一人稱，以此代入自己的真情實感，“把自己的體驗、感情流進長征裡面去”。有的作品甚至是他“從頭到尾流著淚寫下來的”。

　　王願堅並不是原封不動地將素材搬進小說，而是進行了精細的藝術加工。他特別善於凝練意象。《七根火柴》中，他成功渲染了草地之上那夾在黨証裡的七根火柴，以小見大，映照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恢弘圖景。《三人行》中，漫長的行軍路上，“擠得那麼緊，排得那麼整齊”的人字形雁陣，象征著庄嚴行軍的長征隊伍，極具畫面感。《肩膀》《足跡》《草》《路標》，從題目就能讀出強烈的象征意味。寫人物，王願堅毫無保留地突出他們的靈魂之美。《黨費》寫一個黨員把省下來的一筐咸菜作黨費，寫她在危險面前為保護同志挺身而出，結尾寫道：“是的，一筐咸菜是可以用數字來計算的，一個共產黨員愛黨的心怎麼能夠計算呢？一個黨員獻身的精神怎麼能夠計算呢？”這樣一顆晶瑩純潔的革命心靈，讓人感動。

　　王願堅小說的美，不是優美，也非血色浪漫的悲壯，而是一種崇高之美。這種崇高並非通過無限拔高人物和虛構情節來實現，而是扎根於堅實的史實。在長征這座革命的礦床上行走，王願堅自述“我找的並不是歷史本身，而是歷史裡蘊蓄著的另外一種東西。這種東西可以叫作詩。”為了在“史中尋詩”，需要“從時代的高度去分析認識歷史”。由此，既不脫離現實又更高地表現了現實，其單純而明朗的色彩，也彌補了隻掌握二手材料的經驗不足。“真實而崇高”成了王願堅敘述長征的美學特征，也使長征這一革命歷史資源的教育功能得到了極大發揮。

　　王願堅曾立下“寫盡紅軍英雄志”的宏願，還把紅軍長征三部曲寫出了提綱。1985年，當看到美國作家索爾茲伯裡寫長征的作品在《參考消息》上不斷登出時，王願堅感到“對我的震動很大”，但他轉而說：“即使他寫10本關於長征的書，即使有10個美國人來寫長征，我還是要寫長征的。”這番話，表露了一個作家的自信和堅毅，以及沉甸甸的使命感。

　　回覽長征文學史，我們可以發現，一批批更年輕的作家不斷捧出新作。革命歷史敘述的空間越來越開闊，一些作品在選材、體量、藝術表現等方面體現出創新與超越。他們接續了“真實而崇高”的美學形態，在“史中有詩”的藝術之路上走得更遠、更自信。

　　（作者單位：西南大學文學院）

　　《 人民日報 》（ 2026年10月30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