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I工具輔助辦公提升效率，如今已是職場人的基本操作。近日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朝陽法院”）審結了一起因AI輔助辦公引發的勞動爭議案件，吳女士因使用外部AI工具處理了公司內部文件，被解除勞動合同，吳女士將公司訴至法院，朝陽法院審理后判決雙方繼續履行勞動合同，並由公司支付年終獎差額、績效工資、工資損失等。目前判決已生效。

合規使用AI輔助辦公與違反保密義務的行為邊界在哪裡？此案中，上傳資料的具體內容、員工使用AI的目的、公司已有的管理規定等相關証據，都成為了法院審理時的重要考量。

吳女士在某保險公司擔任法務，負責合規稽查、風險核查等工作。2024年7月，為優化工作流程、提升PPT制作及數據分析效率，吳女士將自行整理加工后的公司稽核問題數據表，上傳至第三方AI平台用於輔助辦公。

一個月后，某保險公司突然向吳女士出具《解除勞動合同告知書》，以吳女士“嚴重違反規章制度”為由，單方面解除了雙方勞動關系。

保險公司稱，吳女士身為法律合規部員工，簽署過保密協議、參與過信息安全培訓，負有高於普通員工的保密義務。將公司稽核類內部文件上傳至第三方AI平台，平台會收集、留存用戶數據用於模型迭代，存在信息泄露、被第三方竊取的重大風險，屬於嚴重違反公司信息安全等相關規定的行為，公司依據規章制度解除勞動關系合法合規，無需承擔任何賠償責任。

吳女士對此並不認同。她認為，自己使用AI是為了提高工作效率，沒有泄密的主觀故意﹔上傳的數據表經過整理加工，並非公司核心保密信息，此次操作也沒有造成信息外泄或經濟損失等現實后果。

此外，吳女士稱，公司從未出台有關“禁止員工使用第三方AI辦公”制度規定，也未開展AI工具合規應用培訓。她將公司訴至朝陽法院，請求判令撤銷《解除勞動合同告知書》，並由某保險公司支付其因違法解約產生的年終獎差額、績效工資及工資損失。

這份引發爭議的表格裡，究竟有什麼？

本案主審法官柴旭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採訪時介紹，吳女士上傳的是一份匯總性質的Excel表格，表格以簡短文字概括有關公司可能存在的問題，沒有展開問題詳情。

這些資料屬於吳女士在日常工作中有權接觸的內容。資料的來源、具體內容及整理方式，為法院判斷其行為性質提供了依據。

朝陽法院審理認為，吳女士不存在違反規章制度的主觀故意。柴旭表示，吳女士使用第三方AI工具，核心目的是輔助完成本職工作、優化工作成果，並無惡意竊取、泄露公司信息的主觀故意。而該保險公司規章制度中，將“主觀故意”作為違反公司規章制度行為的認定情節。

公司已有保密制度、信息安全管理規定，也與員工簽署過保密協議。這些規定能否適用於AI輔助辦公這一場景？

柴旭介紹，公司針對本案中涉及的使用AI輔助辦公無明確禁止性規范。他表示，公司雖制定了保密制度、信息安全管理規定，與員工簽署了保密協議，但所有內部規章制度均未明確禁止員工使用第三方AI工具輔助辦公，亦未針對AI辦公場景出台專項合規規則、操作規范。同時，公司未針對AI工具使用開展任何專項培訓，未向員工明確告知該類辦公行為的合規風險與禁止要求，因此無權事后單方認定員工行為違反公司規章制度。

“對於既有制度的適用，需要結合制度內容、資料性質和員工主觀狀態等綜合判斷。”柴旭提到。

公司的另一項主張，是上傳行為帶來了泄密風險。

柴旭表示，公司未能舉証証明吳女士上傳至AI平台的文件屬於法定或制度界定的核心保密信息，也無法証實該行為造成了公司信息外泄、經濟損失、聲譽受損等實際危害后果。僅以AI平台存在數據留存的通用規則，推定存在泄密風險，不足以認定員工行為構成“嚴重違反規章制度”。

“企業以‘嚴重違反規章制度’為由辭退員工，必須同時滿足員工存在主觀過錯、行為違反明確規章制度、造成實際損害或重大風險等要件，僅憑主觀推定風險、無制度依據的解約行為，屬於違法解除。”柴旭說。

隨著AI工具大量進入日常工作，企業如何把使用AI工具的要求說清楚，是此案留下的現實問題。

法官提示，對企業而言，面對AI辦公常態化趨勢，應摒棄“一刀切禁止”“事后追責”的管理模式，主動完善數字化辦公合規體系。一是細化涉密信息清單，明確禁止錄入、上傳AI平台的核心數據、機密文件范圍﹔二是制定AI工具使用管理辦法，劃定合規使用邊界﹔三是常態化開展數字辦公合規培訓，明確員工權責與風險紅線，從源頭規避勞動爭議與信息安全風險。

對員工而言，日常借助AI輔助辦公時，也需堅守合規底線，應主動了解公司數字化辦公及保密制度，嚴禁將企業核心機密、未公開數據、涉密文件上傳至公共第三方AI平台，同時留存辦公操作記錄，規范履職行為，規避個人合規風險。（記者 胡寧）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