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合集》中編號6412的甲骨拓片，主要內容是王呼婦好伐土方。 　　孫亞冰供圖

　　3000多年前，洹水邊，一片鑽鑿過的龜甲被放到火上。貞人屏息而視。火光一閃，甲面裂紋從鑽鑿處慢慢游走，裂紋裡藏著吉凶。事后，有人把佔問和相關記錄刻進甲骨。

　　在這些刻辭裡，有王畿、四土、邊鄙、軍旅。一個個字，像暗夜裡的星火，把晚商山河一點點照亮。

　　其中有一條急報，3000年后讀來，仍有金石之聲：“土方犯於我東鄙，翦二邑。”“土方”來犯，攻陷東部邊地兩座城邑。“土方”是誰？在何處？為什麼武丁卜辭中屢屢出現這個名字？商王為何為它佔卜、出兵？婦好為何也參與征伐？一個“土方”，牽動的不是一個地名，而是一張晚商政治地圖。

　　近百年來，學者圍繞“土方”提出過許多看法。有人認為它在晉南，有人認為在晉中，也有人認為位於石樓、河汾之間。諸說各有依據，也各有未盡之處。難就難在，甲骨文不會替我們標注答案。同一個名稱，在這一條卜辭中可能指方國，在另一條中可能指居地，在第三條中又可能牽連族氏。讀音相近，可以提供線索，卻不能單獨成為鐵証。武丁卜辭沒有明確紀年，事件先后只能借干支、同版、同文慢慢排列比對。

　　十余萬版甲骨，散在各家著錄中。若要追索“土方”，必須一條條翻，一條條比。更要緊的是，甲骨學家的許多判斷，來自長期研讀形成的“眼力”。資深研究者一看，就知道這裡不能輕易當作地名，那裡可能是方國稱謂。可是，“一看就知道”的經驗，后來者很難復核、學習和傳承。

　　轉機出現在最古老的文字與最新的技術相遇之時。在騰訊“探元計劃NextGen”的支持下，北師香港浸會大學高等研究院人工智能技術團隊，與殷墟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專家協同開展研究。文博機構提出真實問題，甲骨學者把握學術尺度，技術人員則把讀辭、核辭的過程寫成一套能照著檢查的方法。

　　題目很具體：卜辭裡的一個名稱，何時指人，何時指地，何時指方國？

　　這並不是把材料丟給機器，讓機器直接給答案。第一步，是把專家經驗寫下來。“於某”“在某”有什麼提示？“伐某”“征某”說明什麼語境？帶“方”的稱謂，在什麼條件下才可作方國判斷？哪些辭例支持，哪些反例提示不能照搬？專家與技術人員反復核對，把長期研讀中積累的經驗，整理成4類14條判據。每條判據都注明適用條件，列出支持辭例，也保留不能套用的反例。原本藏在個人“眼力”裡的學問，開始有了別人可以翻查、質疑、改寫的憑據。

　　有了判據，人工智能才真正派上用場。技術團隊設置了多個分工明確的智能體：有的看語法，有的辨稱謂，有的查戰爭語境，有的專門回查証據。它們調用專家“技能包”，檢索釋文，核對條件，記錄辭例和出處。另一組智能體再來復核：引文能否支撐判斷？判據是否用對了地方？有沒有漏掉反例？機器做反復翻檢和比對的苦工，學者得以把精力放回証據之間的關系。

　　“土方”，成為檢驗這套方法的個案。團隊在十余萬版甲骨中逐條篩查，經合並、去重和事件歸並，整理出62條與“土方”有關的事件記錄，並附上片號和檢索口徑。過去散在各處的線索，被放到同一張工作台上。材料一聚攏，“土方”的輪廓便清楚了些。征伐語境顯示，它與商王朝存在敵對關系﹔帶“方”的稱謂，又添一重方國的分量﹔“於土”“在土”等辭例，則提示可能存在居地線索。

　　到這裡仍不能急著下結論。這些線索，並不等於一個現代地圖上的坐標。技術的可貴，正在於把可知、待証和必須存疑之處擺出來。系統可以反復檢索既定語料，卻不能補出尚未發現的遺址、尚未釋讀出的文字﹔幾個智能體得出相近判斷，也不能代替新的歷史証據。

　　“土方”個案的價值，不在於能否立刻解決百年懸案，更重要的是，分散的材料、判斷依據、証據缺口和下一步問題，都被顯現出來。身份辨析到哪一步，地望推定還缺什麼，都可以讓后來者繼續檢查。研究的視野，也因此不再停在某個地理方位點上。“土方”怎樣與商王朝發生沖突？商王如何組織征伐？婦好承擔怎樣的軍事任務？中心與四土之間怎樣維系秩序？這些問題未必馬上有答案，卻可以在一條條卜辭的比對中顯現出輪廓。

　　3000多年前，商人把拿不准的事刻在甲骨上，向神明求証。3000多年后，我們把說不清的經驗寫成判據，向材料和時間求証。

　　技術會更新，材料會增多，判斷也會被后來者重新檢驗。真正留下來的，是一條可以追問的線索，一套願意接受復核的辦法，以及面對未知時不肯輕易落筆的謹慎。

　　《 人民日報 》（ 2026年10月24日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