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由上至下依次為： 　　朱鬆純所著《為人文賦理》《為機器立心》，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資料圖片

　　我從小在中國農村長大，深受儒家倫理熏陶，后來在美國生活了28年，長期從事人工智能研究。這段跨文化的學術生涯讓我深切體會到一種認知上的矛盾：宏觀上，我們對中國思想充滿自信——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以國家形態存在的文明﹔但微觀上，當用現代科學體系加以審視，許多傳統觀念又顯得難以自洽。陰陽、八卦、心性之學，這些曾經啟迪了二進制、蘊含著深刻認知智慧的偉大思想，在當代語境中往往被等同於迷信或空談。這種“宏觀自信、微觀自貶”的困境，根源在於中國思想在數千年傳承中沒有形成嚴格的數理體系與架構，未能像近代西方那樣從哲學中導出強大的生命力。

　　在多年學術探索中，我始終在思考：中華文明的思想智慧在智能時代是否仍有其獨特價值？我們能否找到一種科學語言，為中國思想提供一種可通約的學理表達？我撰寫《為人文賦理》這部著作，正是試圖從通用人工智能研究的方向，為這些時代命題提供一種獨特的思考視角。

　　用人工智能數理模型詮釋中國思想

　　通用人工智能指具備跨領域學習、推理與決策能力，能夠在任何認知任務上達到或超越人類水平的智能系統。這一研究的終極目標，是構建一個具有完備認知架構與價值體系的智能體，這與中國思想數千年來追問的“心”與“理”的命題高度契合。

　　於是，我把多年來的學術思考梳理匯總成一套書：《為機器立心》與《為人文賦理》。為機器立心，即賦予人工智能完備的認知架構與價值體系，以人文精神為人工智能“致良知”，推動人工智能由“數據驅動”向“價值驅動”變革﹔為人文賦理，即運用人工智能數理模型詮釋中國思想，為中國傳統文化構建嚴格的數理體系，從而向當下及未來的社會治理與實踐提供鏡鑒，將中國思想的先進性轉化為智能時代的強大生產力。

　　《為人文賦理》全書以三卷結構展開。首卷是全書的理論核心。我基於多年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積累，構建了中國傳統思想的“五彩線”分析模型，運用數理邏輯和認知模型來詮釋《周易》的陰陽變易、河圖洛書的數理秩序、儒釋道的思想智慧。次卷與末卷將視野從理論拉回現實，講述求學與科研路上的見聞感悟，圍繞“心”與“理”的平衡展開，探討智能時代的個體精神安頓與社會治理之道。

　　本書提供的分析框架，既是首卷中運用數理模型解構中國傳統思想的底層邏輯，也是后兩卷現實思考的理論原點：任何智能體——無論是個體的人，還是一個文明體——都可以用U、V兩套函數系統來刻畫。U系統（Utility，效用）代表“理”，涵蓋自然科學的模型與社會科學的倫理規范﹔V系統（Value，價值）代表“心”，涵蓋個體、他人、集體、國家乃至全人類的價值判斷。

　　近代以來，中國向西方學習了大量先進的科學、技術等（U），但保留了自己的價值體系（V）。當前東西方文明之間的張力，本質上不是U的差異，而是V之間的碰撞與競爭。西方以宗教為基底的價值觀與中國幾千年世俗社會演化而來的價值體系，在許多維度上尚未兼容。梁漱溟先生認為，西方科學解決的是人與自然的問題，中國傳統思想解決的是人與他人的問題。這套根植於人類認知架構、由“心”驅動、推己及人，並在世俗社會中演化而來的價值體系，在全球化時代的文明對話中具有獨特的啟發意義。

　　當我們把目光投向正在到來的智能時代，這個分析框架的意義就更為深遠。通用人工智能的發展意味著，未來將有大量具備自主意識和價值判斷能力的智能體進入人類社會。它們也會形成自己的U、V系統，甚至更為多元的系統。碳基的人類文明與硅基的通用智能體如何共生共存？這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一個文明命題。

　　為探索這一命題，我帶領北京大學武漢人工智能研究院的科研團隊構建了全球首個大型社會模擬器。它可以在虛擬仿真環境中模擬多智能體交互與社會運行機制，為我們探索文明間的交流、碰撞與演化過程提供了一個“社會實驗室”。通過這一平台，我們將系統科學地研究並闡釋東西方文明模態差異的深層邏輯，驗証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融合演化的歷史經驗，為人類在智能時代的選擇提供理性依據。

　　以中國智慧啟示全球人工智能合作與治理

　　這些思考與實踐對於東西方文明對話、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等，將帶來怎樣的啟示？

　　首先，在文明對話層面，《為人文賦理》提供了一種超越意識形態對立的共通語言。當我們把不同文明的價值系統納入統一的數理框架中加以比較和模擬，就有可能從“誰對誰錯”的爭論轉向“在何種條件下涌現何種模式”的科學探討。大型社會模擬器的研究表明，東西方文明具有同源性，都是人類文明演化動力學模型在不同參數條件下涌現出的文明模態。這一發現有助於消解“文明優越論”的迷思，為不同文明交流互鑒、和諧共榮奠定數理基礎。

　　其次，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層面，本書的U、V框架揭示了當前治理困境的深層根源。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面臨的難題——誰主導規則、如何有效監管、體現何種價值、採取何種方法——本質上都可以歸結為不同價值體系之間的協調問題。部分國家試圖通過單邊規則壟斷技術標准制定權，在算法倫理、數據主權等領域推行排他性條款，固化了“規則制定者”與“規則接受者”的二元對立格局。

　　破解這一困局，關鍵在於將尊重各國數字主權與本土價值觀的能力嵌入人工智能底層架構，倡導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原則，確保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訴求被納入全球人工智能合作與治理框架。通過跨國研發合作促進技術要素流動共享，與數智基礎相對薄弱國家共同開發適應其本地需求的人工智能發展與治理方案。在中華文明“和而不同”的思想智慧指引下，我們應以“技術賦能”而非“技術殖民”的合作理念，構建多元包容的全球人工智能合作網絡與治理秩序。

　　面對不斷發展演進的人工智能技術，如何與之相處，中國思想展現出獨特的啟示力量。我們基於“認知—能力—價值”架構打造了全球首個通用智能體“通通”。經過近兩年裡的3輪迭代，她的心智水平如今相當於學齡前兒童，成長環境也從“小房間”逐步擴展至“六口之家”“幼兒園”，直至完整的“小鎮”。她在社會化環境中持續成長，經歷了從“我”到“我們”的價值升維——從自身價值驅動，到理解他人價值，再到形成集體價值。這一過程揭示了一個根本性規律：交流、互信、契約與共同體構建，是社會形成集體協作與文化認同的關鍵認知機制。中華文明所倡導的“以人為本”“和而不同”“美美與共”的理念，為這一新型關系提供了指引。通用人工智能的競爭，歸根結底是文化的競爭——技術可以追趕，模型可以復制，但一個文明對智能體的價值塑造、倫理規范與文化培育，才是決定其長期走向的根本力量。

　　“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自2020年回國任教以來，我先后推動成立了數字人文與文明演化、人工智能藝術、人工智能安全與治理等多個橫跨文理的交叉研究平台或項目，嘗試以人工智能的視角回應人文社會科學的重大命題。這些探索讓我更加確信：通用人工智能與人文研究本質上是一體兩面。在人類文明邁向智能時代的關鍵節點，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迫切需要貫通古今、融通中西、橫跨文理的思想文化與科學體系，並運用現代科學的理論和方法，讓中國思想在智能時代煥發新的活力。

　　《為人文賦理》只是這條探索之路的一個開端。我期待更多的學者，特別是年輕一代，能夠投身於科技與人文的交叉前沿，做智能時代的先知、先覺、先行者。以中國之思想，創世界之科技——這不僅是一個學術理想，更是我們對人類文明未來的一份責任。

　　（作者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講席教授，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長）

　　《 人民日報 》（ 2026年10月09日 1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