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軍西行見聞錄》《紅軍長征記》《雪山草地行軍記》書影。 　　資料圖片

　　紅軍長征是20世紀影響世界的重要事件，是充滿理想和獻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氣譜寫的人類史詩。世界最初是如何知道長征的？要回答這一問題，就要回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圍繞長征的創作、編輯、出版和傳播故事，而它們，早已成為長征歷史的一部分。

　　一幕幕親歷見聞在他心中激蕩

　　說到最早向世界宣傳紅軍長征的人，就不能不提到陳雲同志。

　　長征出發前夕，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陳雲被委任為紅五軍團的中央代表。紅五軍團承擔著艱苦的殿后任務，戰斗的殘酷激烈程度比前衛部隊有過之而無不及。1935年6月，陳雲奉命中途離開長征。原因是，遵義會議后不久，中共中央獲悉，上海中央局被敵破壞，中共與共產國際的聯系中斷。陳雲被派去上海恢復白區的黨組織，設法尋找同共產國際的聯系。幾經周折，他終於接上組織關系。不久，又接到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指示，讓其趕往莫斯科。

　　從7月初到8月初，在上海的陳雲暫時遠離了槍林彈雨，但血戰湘江的慘烈、翻越群山的艱辛、四渡赤水的運籌，一幕幕親歷見聞在他心中激蕩。於是，他拿起筆，以“廉臣”的筆名，假托一個被紅軍俘虜的國民黨軍醫的口吻，詳細記述紅軍部隊從江西出發，歷經千難萬險的西行歷程。書稿最后在莫斯科修改完成。這篇題為《隨軍西行見聞錄》的珍貴文獻約3萬字，於1936年3月以連載形式發表於法國巴黎出版的中文雜志《全民月刊》。同年7月，單行本在莫斯科出版，成為首部描寫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著作。

　　《隨軍西行見聞錄》所寫的長征自然是不完整的，而長征隊伍中，向來不乏接續書寫的記錄者。

　　紅一軍團的《戰士》報是長征路上連續出版的一份報紙。1935年12月30日，在新年即將來臨的時刻，這張報紙以兩個整版的篇幅發表了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朱瑞撰寫的文章《艱苦的一年，偉大的一年》，回顧這一年“我們以一雙腳一支槍，百戰不死的身完成了人類空前偉大艱苦神聖的遠征！”

　　1936年10月，紅軍第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勝利會師。僅僅兩個月后，遠在巴黎的《救國時報》就開始以連載的形式發表署名“楊定華”的兩部作品《雪山草地行軍記》和《由甘肅到山西》，接續講述紅軍長征北上而后東征山西的過程。而“楊定華”的身份，直到70年后才被揭開，他就是長征的親歷者也是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的鄧發同志。

　　1937年，《隨軍西行見聞錄》和《雪山草地行軍記》《由甘肅到山西》合刊為《長征記》一書。這部合著的《長征記》應是完整翔實敘述長征歷史的第一部圖書，但遺憾的是，目前發現的隻有該書俄文版，中文版尚未找到。

　　寫上一段即是為紅軍擴大了國際影響

　　中央紅軍長征勝利抵達陝北后，面對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如何駁斥國內外媒體上歪曲、污蔑、攻擊共產黨和紅軍的謠言？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開始醞釀向參加長征的同志征集個人日記，做好對外宣傳工作，把紅軍和蘇區的真相告訴全國人民和全世界。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到訪，無疑加速了這一進程。

　　1936年8月，毛澤東和楊尚昆給參加過長征的將士發去征稿信：“現因進行國際宣傳，及在國內國外進行大規模的募捐運動，需要出版《長征記》，所以特發起集體創作，各人就自己所經歷的戰斗、行軍、地方及部隊工作，擇其精彩有趣的寫上若干片斷。文字隻求清通達意，不求鑽研深奧，寫上一段即是為紅軍作了募捐宣傳，為紅軍擴大了國際影響。”這是中國革命史上第一次開展集體性的歷史寫作活動。

　　不到3個月時間，征文活動就收到200多篇來稿。“寫稿者有三分之一是素來從事文化工作的，其余是‘桓桓武夫’和從紅角中、牆報上學會寫字作文的戰士”。作家丁玲生動記述了編輯《長征記》時的情景：“一些用蠟光油紙寫的，用粗紙寫的，紅紅綠綠的稿子，坐在驢背上，游覽塞北風光，飽嘗塵土，翻過無數大溝，皺了的紙，模糊了的字，都伸開四肢，躺到了編輯者的桌上……於是編輯們，失去了睡眠，日夜整理著，謄清這些出乎意料，寫得美好的文章。”

　　伴隨著征文活動的展開和《長征記》的編輯出版工作，“長征”“二萬五千裡長征”“萬裡長征”等說法廣泛流傳開來。

　　文稿經過編輯后，因紅軍東征，沒有馬上付印，直到1942年11月，才在延安以《紅軍長征記》為名，作為黨內參考資料鉛印成書。書后還附有10首紅軍歌曲和4個統計表格，分別是紅軍第一軍團長征中經過地點及裡程一覽表、經過名山著水關隘封鎖線表、經過的民族區域情況和長征所處環境一覽表，是研究長征歷史極為珍貴的原始文獻。

　　上世紀50年代，《紅軍長征記》更名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先后以內部資料連載和公開出版的方式與讀者見面。后來我們熟知的一些長征故事、長征書籍，很多都是以這本書為基礎的。

　　是新聞報告，更是活歷史

　　向世界報道長征的作品中，無疑有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這部書1937年10月出版英文版，1938年2月譯作《西行漫記》的中文版在上海面世。許多人不知道的是，在《紅星照耀中國》出版之前，斯諾撰寫的《長征》篇章就以連載的形式發表於美國《亞細亞》月刊，中文版則由汪衡翻譯為《兩萬五千裡長征》，在《文摘戰時旬刊》連載，並於1938年1月出版單行本。

　　《長征》是斯諾1936年10月在陝北保安採訪毛澤東和紅一方面軍高級將領后寫作的，后來成為《紅星照耀中國》一書的第五章。中國問題專家諾曼·威爾金森評價他“隻用了25頁的篇幅，便至為感人地描寫了這一史詩般壯麗事件”。斯諾這樣寫道：“不論你對紅軍有什麼看法，對他們的政治立場有什麼看法（在這方面有很多辯論的余地），但是不能不承認他們的長征是軍事史上偉大的業績之一。”

　　同樣被紅軍吸引的，還有一位著名的中國記者，他就是范長江。

　　內憂外患，中國向何處去？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到底什麼樣？他們在西南和西北的情況究竟如何？1935年5月，揣著這些問題，26歲的范長江從北平趕到天津，找到當時的《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開門見山地表達了自己的願望：“我要去考察西北，了解紅軍。”

　　接下來，就有了他歷時10個月、長達3000公裡的採訪之行。在1935年至1937年間，范長江撰寫了數十篇反映紅軍長征的新聞通訊，結集為《中國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引起強烈反響。《中國的西北角》出版后，未及一月，數千部就已售罄，短時間內印刷9次，發行10多萬冊。胡政之評價范長江這一系列作品：“雖是新聞報告性質，實際就是中華民國的幾頁活歷史。”

　　長征的敘述傳播史，其實是與長征同步發生發展的。這一次次書寫，講述了長征的原因、經過和意義，展示了紅軍將士的風貌，也傳播了偉大長征精神。它們不僅吸引和感召著中國的革命者與愛國青年，也影響和改變了西方社會對中國的認知。加拿大醫生白求恩，印度醫生柯棣華，記者史沫特萊、愛潑斯坦等一大批西方人士，由此踏上去往延安和抗日前線的道路。這些記錄長征歷史的作品跨越時空，幫助更多人讀懂長征，讀懂中國，也激勵今天的我們繼續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

　　（作者為解放軍出版社副總編輯）

　　《 人民日報 》（ 2026年09月18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