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書者說】

表達與辯護：寫作者的雙重角色

對職業學者而言，學術分工造成的知識壁壘與學術規范，逐步塑造出一種專業性寫作。它既是體現職業價值的方式，也成為橫亙在自身與非專業讀者之間的高牆。對我而言，這本名為《留白》的隨筆集是一次翻越高牆的嘗試：它試圖脫離職業寫作的慣性，以寫作本身証明，清晰的智識與透徹的認識未必需要艱澀的術語與繁復的論証﹔這些智識同樣可以在對日常經驗的簡要分析中獲得。換言之，生活本身已經包含了它的答案，可以不假外求，也不必故作高深。

我想先向讀者說明寫作的初衷與目標：我們可以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入手，揭示那些困擾我們的問題結構及其背后的形成機制﹔同時，生活的答案——如果有的話——一定是在生活之中的。

《留白》就是這樣一本面向普通讀者的隨筆集，處理的都是我在日常中常見的、常被常識所遮蔽的話題。我想嘗試說明，這些話題具有如下特征：其一，它們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要，卻時常被人忽略﹔其二，對這些問題的常識性理解往往包含未經反思與批判的誤區，可能造成我們對自身與時代理解的某些偏差。全書嘗試以五個相互關聯的視角加以串聯：如何通過肯認人的有限性來緩解對“確定性”的執著﹔如何在自我與他人之間建立開放而包容的心靈空間﹔如何在時代變遷的張力中看到時間的厚度與歷史的深度﹔如何把表達力理解為一種自我解放的能力﹔以及如何以理想主義確立自我價值的基點，用自我尊重而非社會功利評價來標定生活的意義。這些視角與話題既不全面，也不夠深刻，只是找到了一些日常生活中須臾不離的話題，所展開的分析則基於你我都可能有的共同經驗﹔因此，它們既不是炫技，也不是說服，只是分享與展示。

就方法而言，我的寫作大體圍繞幾個層次展開：關鍵語詞的語義分析，問題的要素結構及內在機制，以及提問的方式與理解的邊界。面對不同的問題，我們或許首先需要明確，是否“以正確的方式提出了正確的問題”，問題中是否包含含混的語詞與語義上的混淆及誤用﹔進而追問，這些問題所指向的日常經驗由哪些要素構成、它們之間的關系如何﹔對於我們日用而不疑的常識——例如何謂理性、何謂傳統、何謂科學——是否需要一番分析與反思。對常識的反思往往能夠指出誤解的根源及其產生機制。

當然，願望與現實之間的鴻溝，可能是生活的少數真相之一。從閱讀的角度看，寫作對於作者而言在本質上是被動的：一旦寫作完成，被書寫出來的一切，其價值便系於閱讀。作者只是責任的承擔者，卻不是價值的決定者。

然而，作者還有另一重便利：在完成寫作之后，他仍可以用進一步的文字來補充和解說自己的意圖、結構與寫法，這也可以視為與潛在讀者在“閱讀之前”進行的一次關於閱讀視角與理解方向的商議。同時，這段文字延長線上的文字也是作者為自己辯護的機會：我並不確定讀者是否有耐心完成全幅的閱讀，並在日常經驗的直感基礎上達成屬於自己的理解﹔我也不確定自己的表述能否有效地完成核心觀點的清晰傳遞。私意裡，我還有一種狡獪的意圖：對任何一位讀者而言，若閱讀中發現的問題恰是作者已經誠意交代過的，似乎便不好再抱怨，否則就顯得過於苛責。就此而言，表達與辯護構成了寫作者的雙重角色。

貫穿生活始終的那些問題

就寫作的時間跨度而言，本書是我迄今所有著作中歷時最長的一部，從動議到出版超過了十年。十余年前我就已完成書中絕大部分篇目的主題設計並提交給出版社，只是在寫作過程中一再延宕。然而，時間跨度似乎並未讓書中的話題顯得不合時宜：這一方面是因為哲學工作者的提問方式往往較為抽象，指向人的精神生活秩序，一般不會因具體經驗的小幅變化而產生“不適配”之感﹔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有些問題是貫穿始終的。

如果從精神生活的視角觀察不同時代的人，那麼器物進步、物質豐裕與社會結構變遷所造成的日常生活方式的巨大差異，似乎並沒有從根本上消弭那些始終困擾人類的根本問題。這些根本問題只是在不同的時代語境中被重新詮釋，卻從未被一勞永逸地解決——它們構成了人類精神生活的基底，這也就決定了它們不可能得到一勞永逸的解決。不妨說，從精神世界的深度與廣度而言，當今的我們很難自信地聲稱，在精神生活的品質意義上已經超越了蘇格拉底、柏拉圖、孔子、老子，以及人類思想史上那些熠熠閃光的人們。

當然，我們大可不必妄自菲薄：我們正在前所未有的生活境遇中重新審視和理解專屬於人類精神生活的問題。那些根本問題之所以在我們這裡呈現出特定時代的樣貌，是因為具體的生活世界為我們提供了專屬的“體感”與鮮活的“焦慮”。如果說我們這個時代有某種空前性，那麼多數身處當下的人大概會同意，這種空前性正體現於“速度”與“效率”。層出不窮、快速迭代的技術與器物，讓我們的日常經驗顯得很不“穩定”：同一個人在不同年齡段似乎過著完全不同的生活，穿越不同生活世界的人們回看自己的生命歷程，都會感慨讓心靈與精神跟上“時代”成了當下最為緊迫而艱難的任務。

加速的變化加劇了身心的疏離。時代在飛奔，即使我們的身體以物理性的方式跟上了這些變化，日常生活依照技術與器物的規范得到了及時的“重塑”，我們的心靈卻無法避免地處於倉皇和慌亂之中——在他人之中的我，總是在觀察時代與他人時陷入一種“被拋棄”和“邊緣化”的錯覺。當我們通過極速的信息之流和觸手可及的屏幕接收不斷涌現的“世界”時，也正在失去關注切近生活與具體日常的能力﹔當我們自以為可以通過屏幕了解全世界、掌握所有知識時，也不自覺地落入了缺失專注、缺乏反思的陷阱。我們會讓心靈迷失在精致的景觀之中，逐步喪失從切身經驗出發觀察自身的專注力。與此同時，不斷加速的交通網絡在壓縮物理空間的同時，又讓我們失去了“路上的風景”和“身邊的人們”，進而侵蝕了悠然生活的可能性。

變化在任何意義上都是雙刃劍。我們在以技術與器物之名歡呼時代進步時，也應當細致地分析和理解自身的心靈秩序。無論我們面對多麼復雜的經驗、沉溺於多麼繁復的心靈困境，歸根到底，最大的挑戰只是恰切的“自知”與從容的“接納”。換一種更直白的說法：與其說是涌來的時代、無情的遠方和無盡的他人給我們帶來了難以負擔的感知與挑戰，不如說，深陷誤解與偏執意見的我們自己才是最棘手的問題。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應因為對自身的否定、對他人的誤解和對時代的誤判，而在不自覺中與某種特定的話語形態形成不易察覺的“共謀”與“協作”，共同制造焦慮、沉溺於自我否定。我們今天面對的問題，與兩千多年前的庄子在本質上並無二致：如何在熙來攘往的眾人之中，保持對時代理解的清醒與自我觀照的篤定？我們追求的並不是一種孤絕而傲慢的自大，而是“身之委蛇”與“心之逍遙”的共在，帶著清醒的自覺投入日常生活。

回向日常的觸感：涵育心靈的技藝

如果說我們嘗試做一個生活的觀察者，那麼切實可依的便是日常的觸感。這一方面決定了我們不可能取得一個置身事外的超然視角與“客觀”立場，只能以片面和抽象的方式獲取生活世界的片段，卻不得不完成對其的“整全想象”和“全幅判斷”﹔另一方面，它又保証了源源不斷且未經修飾的具體經驗——感受、情緒、理解與反思。當然，未經修飾並不必然指向真實，也可能意味著未經分析與反思。沒有人是活在真空裡的，也無法想象一個純粹且不受外部世界與日常經驗干擾的理性“自我”。

如果把生活當作一個可以被觀察的對象，那麼身處其中的人們面對的最大挑戰，在於多元視角的互嵌：對任何人而言，生活都是一面折射整個世界的多棱鏡。我們既是運動員，也是觀眾，同時還是裁判員。我們在他者的包圍之中觀察和理解自己，而基於理解採取的行動，又以影響他人的方式塑造著自身。因此，從根本上說，沒有人能夠達成完全的自我控制與透徹的自我理解﹔充滿意外經驗的日常生活，不僅帶來需要時刻觀察和分析的變化，也會導致無法控制與駕馭的情緒。當我們的心靈嘗試面向豐富而具體的世界時，我們只能依賴生活的觸感，卻又不能完全信任這些觸感——任何一個人的觸感都不是全幅的。

我們最應當堅持的一個原則，是在觀察生活和反思世界時保持開放：他人的視角對我們而言意味著視野的拓展與視角的轉移，必然可以幫助我們看到更豐富、更多元的世界——當然，這仍然是部分的圖景。一種有節制的自信，加上對自身有限性的肯認，不僅可以讓我們在認知上保持謙卑，也能使我們在心靈的意義上接納意料之外的遭際與適當混亂的日常。如此一來，我們或許可以承認，憂愁作為生活的必需品，是被人的本質與生活的樣態共同決定的。從自我的理解出發，才可能去觀察我們身處其中的人群與人群中的他人﹔我們朝向世界的方式並非全然被動或全然主動，而是在兩者之間保持動態的平衡。

對身處時代的我們而言，回看歷史與傳統並非只是為了智識意義上的自娛，而是為分析和理解時代找到一個借鏡。對人類而言，表達是理解的載體，傾聽則是通向理解的津梁。審視細碎的言語並非對心靈的苛責，而是在泛濫的話語中保護我們的思想世界。

自知，是貫穿每一個人生命的終生練習題。哲學工作者可以做的，顯然不是提供答案，而是倡導以持續的智識練習完成心靈的涵育。在這個意義上，留白就成了一種心靈的技藝。（作者：程樂鬆，系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