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山文化是五千年中華文明的一座寶庫，郭大順先生長期扎根田野考古，不但走進了這座寶庫，而且是走得最深看得最遠的那個人。他的《紅山·牛河梁考古記》，以簡約平實的筆觸，為大眾打開了這座寶庫的大門。展卷讀來，美不勝收，那些沉睡了五千多年的壇、廟、塚、龍、鳳、龜，都在字裡行間變得鮮活起來。

全書共六部分，標題分別是曙光初照、石破天驚、紅山女神發現記、一覽紅山玉、禮出紅山、古國遐想。配有大量精美圖片，特意做成32開小開本，翻閱起來很順手。

我讀后的第一個感受，是扑面而來的現場感，充滿考古一線的鮮活思考和追問。

作者對紅山文化遺址的系統性研究，從1979年領隊發掘東山嘴遺址正式起步。當首次清理出10多米長的規整石牆，以及雙龍首玉璜、綠鬆石梟飾時，他忍不住問自己：這些真的屬於紅山文化嗎？但隨著后續方形石牆基址、石砌圓壇、陶塑女人像，以及大量典型的紅山文化彩陶接連出土，再結合碳十四測年，他逐步認識到，這處祭祀遺址確屬紅山文化。

牛河梁的發現則始於1981年，作者為追尋老鄉家中“玉筆筒”的出土地點踏上牛河梁，當年就在一座墓葬裡清理出了玉環。在此之前，海內外博物館和民間收藏中紅山文化玉器數量不少，但年代難以定論，一般將其判定為商周時期甚至更晚。20世紀70年代胡頭溝、三官甸子遺址雖發現在砌石墓中有隨葬玉器的情況，但這些玉器是否一定屬於紅山文化，有不同意見。直到1983年后正式啟動牛河梁遺址的系統調查發掘，一座砌石墓中典型的紅山文化玉龍和玉斜口筒形器同出，“考証多年的紅山文化玉器終於一錘定音”。

全書最動人的段落，當屬作者記錄女神頭像出土的過程：“漸漸地一個人頭的輪廓顯現出來了……剝離更加小心翼翼，接著頭頂、臉頰、眼部已顯露出來。一尊女神頭像終於出土了。她仰面朝天，微笑欲語，似乎露著經漫長等待后重見天日的喜悅。”這是跨越五千年的“女神”的喜悅，更是考古人扎根田野，終於目睹“女神”真容的喜悅。

第二個感受是新見迭出，真正做到了把精深的學術創見以朴實輕鬆的筆觸傳遞給大眾。

考古學家寫普及讀物的不在少數，但像郭大順這樣躬耕田野，用近五十年時間深入研究一個考古學文化，沉澱出一整套原創學術見解，又在耄耋之年親筆為大眾梳理成書的，在國內考古界並不多見。

作者觀察到圓形積石塚的石砌邊階內側，往往豎放一圈無底的彩陶筒形器，推斷其功能與祭祀溝通天地相關，和良渚文化中的玉琮異曲同工，於是將其命名為“陶琮”。勾玉形玉器一般被認為是“玉佩”，但作者注意到墓葬中基本保持原狀態的，都位於靠近右臂一側而非胸前，與其他文化墓葬中鉞的放置位置相同，從而推斷勾玉形玉器原本是安柄使用的權杖類玉器，只是它象征神權而非軍權。對於牛河梁女神像的性質，作者提出其為“神化了的祖先偶像”，和歐亞大陸舊石器時代晚期以來的“維納斯女神”像有著本質區別。進而認為紅山文化存在女神廟祭祖、圓壇祀天的“北廟南壇南北軸線格局”，與后世文獻中“祀天於南郊”的記載吻合，由此提出“禮出紅山”的論斷。

作者從紅山文化出土的玉蠶切入，抓住蠶或蟬蛻變的神秘屬性，聯想到蠶吐絲成繭的特殊意象，推斷遠古先民養蠶的初衷，與溝通天地、佔卜通神的原始信仰相關。再聯系《左傳》中“執玉帛者萬國”的記載，指出紅山人以玉模擬蠶的形態，將玉、帛的通神功能合為一體，認為紅山文化具有“通神為禮”的文化內核。書中還提到紅山文化具有“唯玉為葬”“唯玉為禮”的鮮明特征。作者注意到牛河梁遺址有隨葬品的墓葬，絕大部分僅隨葬玉器，由此聯想到王國維對“禮”字的經典解釋——“二玉在器之形”，進一步論証“禮”的本義就是“以玉通神之器”。

紅山文化為何能被稱作“古國”？作者提供了多個方面的証據：積石塚展現出的金字塔式等級社會結構，中心大墓凸顯的“一人獨尊”的王者權力，積石塚墓葬中集中隨葬玉器體現的通神權獨佔，祭祀性聚落的大小分化等，頗有說服力。如果以后有居住性中心聚落的發現，“紅山古國”的歷史面貌將會更加豐滿完整。

第三個感受是立足田野，觀察細致入微，又能放眼古今中外。

細微觀察方面，書中以對牛河梁女神像的描摹最有代表性：“面部呈鮮紅色，唇部涂朱，為方圓形扁臉，顴骨突起，眼斜立，鼻梁低而短，圓鼻頭，上唇長而薄，這些都具有蒙古人種的特征。頭像額部隆起，額面陡直，耳較小而纖細，面部表面圓潤，面頰豐滿，下頦尖圓，又深富女性特征……尤其是眼球的處理上，在眼眶內深深嵌入圓形玉片為睛，使炯炯有神的眼神一下子迸發出來，更是神來之筆。”作者筆下的女神栩栩如生，本身就是“神來之筆”！

宏觀視野方面，面對牛河梁第十三地點直徑數十米的巨型圓丘，作者將其與埃及的馬斯塔巴和金字塔做比較。論証牛河梁第二地點的三重圓壇是“天壇鼻祖”，注意到其採用長條岩石塊豎置的營建方式，與英國、日本等地四五千年前的環狀列石存在耐人尋味的相似性。至於結合古代文獻的論述，更是散見於全書。

第四個感受是勾勒出代代相繼的學術傳薪脈絡。

考古工作從來不是一個人單打獨斗，而是幾代人接力奮斗的共同事業。書中沒有隻寫個人的考古經歷，還回溯了前輩的奠基、師長的引領、同行的啟發。開篇就講到安特生1921年在錦西沙鍋屯的發掘，梁思永先生1930年在林西的田野調查，特別提到梁思永向尹達先生建議，在其《中國新石器時代》一書中加入赤峰紅山后遺址的材料，尹達由此正式提出了“紅山文化”的命名，為后續研究奠定了基礎。

對作者影響最深的，無疑是他的老師蘇秉琦先生。20世紀80年代，蘇秉琦明確提出中華文明探源的重點，應從中原地區轉向遼西地區，這為作者深入研究紅山文化指明了方向。書中記錄了蘇秉琦先生對牛河梁女神像的經典論斷：“不是由后人想象創造的‘神’，‘她’是紅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華民族的‘共祖’。”作者結合牛河梁及其他遺址出土的人物雕塑進一步分析，指出這些造像既有遠祖與近親的區分，也有個祖與共祖的不同。他還提及蘇秉琦先生對勾雲形玉器的判斷，認為其與紅山文化的勾雲紋彩陶淵源深厚，又受到中原廟底溝期仰韶文化玫瑰花卉紋的影響，可稱“玉雕玫瑰”。

作者寫到，梁思永早年就敏銳捕捉到紅山文化兼具南北雙重文化屬性，而張家口蔚縣三關遺址廟底溝期仰韶文化遺存中出土的紅山文化因素，更是為南北文化交流提供了直接物証。蘇秉琦指明紅山文化正是南北兩個系統文化碰撞融合的結晶，還留下了“華山玫瑰燕山龍”的著名詩句。作者就是循著南北交融的線索，對紅山文化展開越來越深入的探索。

書中還記錄了學術探索路上的同行啟發。對於一件玉佩上龍鳳合體形象的完整釋讀，前后花費了兩年時間，老同學林沄的提醒給了他很大啟發。關於玉斜口筒形器的性質，因剛發現時多位於墓主頭下，曾被推斷為冠飾，但后續發掘中也有不少出土於墓主腰部，凌家灘遺址的發掘者張敬國先生等提出其為與佔卜相關的玉龜殼的觀點，作者表示認同。

全書落腳於對古史傳說的探索：紅山文化究竟是誰創造的文化？作者結合黃帝與蚩尤“涿鹿之戰”等文獻記載，注意到涿鹿附近的桑干河上游正是仰韶文化與紅山文化交匯碰撞的關鍵區域，聯系到紅山文化擁有層級很高的“壇廟塚”禮儀性中心、崇拜“熊”的傳統等，推斷紅山文化屬於五帝時代前期的黃帝文化。這一推論雖尚有可商榷的空間，卻為打通紅山文化與古史傳說的關系，提供了很有價值的探索路徑。

對紅山文化和中華文明探源感興趣的人，一定不要錯過這本大家寫的小書。（作者：韓建業，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