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道關系是中國古代文論的核心問題之一，相關論述肇始於先秦，發展於南朝，成形於唐宋，延續於明清，“文以載道”論則構成了論述二者關系的絕對主旋律。自新文化運動以來，對“文以載道”的理解，多從工具論的角度入手，認為相關理論抹殺了作者與文學的主體性地位，並據此對“載道”論痛加批判。這種態度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由於相關創作中，確乎存在著將文學純然視作“載道之具”、完全消解文學主體性的現象，另一方面也是由於理解上的偏差和對相關文論史、思想史的失察。對此，劉鋒杰、王本朝等學者已有論述。本文擬在其基礎上，從人、文、道三個角度考察“文以載道”論的生成背景與相關闡述，揭示其豐富內涵。

自得於心：人之主體性

對“文以載道”論的批評中，所列的第一項罪狀就是載道之文皆為矯飾造作之產物，作者的真情實感全然不見於文章，作者的主體地位被完全消解，如陳獨秀即言：“文學本非為載道而設，而自昌黎以訖曾國藩所謂載道之文，不過抄襲孔孟以來極膚淺極空泛之門面語而已。余嘗謂唐宋八家文之所謂‘文以載道’，直與八股家之所謂‘代聖賢立言’，同一鼻孔出氣。”劉半農提出，載道之文是“生吞活剝孔孟之言”“堆砌於紙上”。不過，只要對相關的思想史及文論史稍加梳理，就可以看到，這種論述並不符合史實。以載道自任的文士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尤其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完全是基於個人對儒學的體悟思考以及真誠情感，才倡導文以載道，展現出鮮明的主體性特征。

借用郭紹虞的觀點，在文道關系的理解上，唐宋以降的文章家可以分成貫道、明道和載道諸種派別，而作者主體性的確立，既見於諸派的不同之處，亦見於諸派的共同之處。就不同之處觀之，諸派對道之內涵、文道關系的理解有相當大的差異，正說明何者為道、何以載道存在討論的空間。諸派中的杰出人物也積極利用這一空間各抒己見，通過論道、宣道體現了他們對於相關問題的深刻思考，凸顯了自主精神。就其共同之處來看，諸派主張文以載道，又皆本諸對儒學的篤信和堅守，是彰顯主體性光輝的自覺選擇。以韓愈為例，他提出道統觀並要求“修其辭以明其道”，就絕不是虛偽矯飾、因循剿襲的門面之論，而是出於捍衛儒學傳統的使命感與責任感，其中所包蘊的情感也非常真切純摯。其對道統的闡發，開啟了兩宋以降對儒學的重建，影響至深至遠，這顯然不是一句“抄襲孔孟”可以否定的。歐陽修在文道關系上，一方面提出“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一方面也強調“《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主張文道並重。同時，他還將韓愈、李翱相比較，認為就體道的境界而論，韓不如李，也體現了他獨立思考的精神。而道學家們重道輕文，將文視作道之附庸，所論固然偏頗失當，卻也從事實層面重新定義了文道關系，而且道學家的理解也不盡相同。周敦頤的載道之論，程頤的“作文害道”論，朱熹的“文出於道”論，其對於文道關系，尤其是文之地位、性質的認知有所不同，這些都體現了人的主體性。

各具風調：文之個體性

批判“文以載道”論者列出的第二項罪狀，就是這種理論必然抹殺文學的個體性特征，所謂“文以載道，把文學看成傳道明理的工具，而不注重文學本身的價值”，這同樣不盡合於史實，載道之論並不必然地導向風格的枯澀干癟、千篇一律。與“載道”論相伴生的風格論並不鮮見，相關的創作實踐也帶有鮮明的個體色彩。

韓愈論文，就既強調載道，也強調風格，他對於文風個性化的追求和討論，有力地說明了載道與追求自我表達是可以並行不悖的，所謂“若皆與世沉浮，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后世之傳也”“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這種對個性化風格的追求，甚至造成了一種曲高和寡、好惡相悖的局面：“仆為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慚者即必以為大好矣。”

蘇軾主張“文與道俱”，其文曰：“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為致也歟？”可見，與韓愈刻意追求自為樹立相比，蘇軾更傾向於自然抒寫。其父蘇洵以風水喻文，先極寫風水紆余委蛇、隨物賦形之狀，然后下結論道：“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將之與他們的文道論相結合，可以看到，二蘇眼中的載道之文不是對義理的講解剖析，而是在深入體悟、得其奧妙之后的自然流露、自由抒發，隻不過由此形成的自然風格，不是平實質朴的自然，而是姿態橫生、興會淋漓的自然。

相較於二蘇，朱熹對載道之文的風格又有其獨特的理解。他曾批評蘇軾的文道之論雲：“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認為蘇氏的文道論割裂了二者的關系。在他眼裡，文是道的產物，道外無文。文既為言道、載道而生，在風格上就應盡可能平易明白，“文章須正大，須教天下后世見之明白無疑”“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后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澀”。

宏微並舉：道之多元性

“文以載道”論的第三項罪名就是道本身的空洞與狹隘。胡適提出的文學改良“八事”中，第一條就要求“言之有物”，並且強調“吾所謂‘物’，非古人所謂‘文以載道’之說也。”他還進一步明確了其所說之“物”就是情感與思想。顯然，在胡適看來，載道之文缺乏情感與思想。視道為狹隘之物者，則往往將其理解成“封建統治的政治主張”。應該說，對道的這種簡單化、公式化的理解，其根源在於缺乏對道之內涵的梳理與檢討。

文章所載之道，其內涵的豐富多元，正可以與前文所言人之主體性的論述相互發明。因為作者對於道的體悟、理解不同，體現於文章之中，道的內涵也必然是豐富多元的。載道之文中，道可以是宏深壯闊的自然之道，如劉勰論文之本源有言：“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此處的道即自然之天道，天道有文，故萬物循天道而有文。道也可以是平實近情的日常之道，如歐陽修所說：“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而諸經所載，既包括“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等政治日常，也包括“樹桑麻、畜雞豚”等生活日常，其共同特點在於“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歐陽修堅持道源於日常、行於日常，明確反對所謂“誕者之道”，即“以混蒙虛無為道，洪荒廣略為古”“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為至道”。當然，道也可以是儒家倫理之道，如韓愈所說：“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則仁、義為道之內涵，德為體道而成的境界。這個道確實有政治的意涵，所以韓愈才會在《原道》中論述君臣倫理、闡釋“先王之教”，並認為“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不過，他所說的道也指向個體修養、維護儒學等多重目標。道還可以是天理之道，如二程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可聞。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他們所說的正是本體意義上的天道。

總體而言，“文以載道”論不僅是文論史問題，也是思想史、文化史問題，其內涵極為豐富，有深入探討的必要和可能。（作者：李鋒，系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