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在韓國釜山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景德鎮手工瓷業遺存”項目介紹現場。 　　新華社記者 姚琪琳攝

建溪村碼頭一角。 　　本報記者 趙曉霞攝

景德鎮陶陽裡歷史文化街區明清窯作群徐家窯。 　　新華社記者 萬 象攝

小塢裡溪谷瓷石開採加工遺址標識。 　　本報記者 趙曉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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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5日，韓國釜山，第48屆世界遺產大會現場，隨著會議主席一聲木槌落下，“景德鎮手工瓷業遺存”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它不僅成為中國第61項世界遺產，還填補了《世界遺產名錄》“瓷”主題的空白。

　　本報就此專訪景德鎮申報項目文本編制團隊負責人魏青，聽他講述項目價值和申遺背后的故事。

　　

　　人類手工制瓷產業的杰出范式

　　記者：“景德鎮手工瓷業遺存”申遺成功，您在現場見証了這一重要時刻，當時現場是什麼樣的氛圍，您內心有怎樣的感受？

　　魏青：從我到韓國參加世界遺產大會開始，就有景德鎮文化遺產領域的基層工作者急切詢問申遺進展，這種期待與緊張的情緒也感染了我，一直到項目陳述現場。

　　在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代表陳述“景德鎮手工瓷業遺存”這個項目時，有一個細節——講到該理事會對項目的價值評估時，在屏幕上顯示了一頁評估摘要表。8項評估全A，那一刻特別激動。

　　這個評分是對今年提名項目各方面品質的系統性考量，涵蓋多個關鍵維度：能否証明其填補相關空白的意義，保存狀態是否具備真實性與完整性，價值標准的論述是否充分，邊界劃定是否合理，以及從法規建設到具體保護措施是否充分等。這也是我們第一次看到這份評估結果。

　　記者：“景德鎮手工瓷業遺存”正式躋身世界遺產大家庭，該如何描述這處珍貴的文化遺產？它能夠贏得認可的原因是什麼？

　　魏青：“景德鎮手工瓷業遺存”由鎮區瓷業生產中心、湖田古瓷窯址、高嶺瓷土礦遺址、長嶺瓷石礦遺址和蛟潭窯柴燃料產區5個組成部分構成，包含15組遺產構成要素，共45個遺產點位。

　　其申遺成功的核心原因在於它的突出價值：是10至19世紀景德鎮手工制瓷產業系統的代表性遺存，展現了中國手工制瓷技術、瓷器藝術和制瓷產業發展創新歷程，見証了中國手工瓷業對世界手工瓷業發展和文明交流互鑒產生的深遠影響。

　　具體來說，以湖田古瓷窯址為代表的遺存，見証了10至13世紀景德鎮手工瓷業對中國南北方制瓷技術的融合，實現了青白瓷的穩定生產，為其發展為中國制瓷中心奠定了基礎。以落馬橋窯址、御窯廠窯址為代表的遺存，見証了13至15世紀“二元配方”技術創新，利用中東鈷料創燒青花瓷，實現了手工制瓷技術的飛躍。以御窯廠窯址、落馬橋窯址、高嶺瓷土礦遺址為代表的遺存，見証了15至16世紀“二元配方”技術的普及，推動了中國手工制瓷技術的持續發展，對歐洲高溫硬質瓷制瓷技術產生重要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16世紀景德鎮成為世界手工制瓷中心。17至19世紀，景德鎮利用歐洲彩料創新琺琅彩、粉彩瓷生產，並逐步形成以水運相連，由瓷業生產中心、原料產地、燃料產地組成的產業格局。基於生產技術和產業組織的先進性，景德鎮鞏固了自16世紀起作為世界手工瓷業生產中心的重要地位，推動了中國制瓷技術、藝術和產品在世界范圍的廣泛傳播，成為人類手工制瓷產業的杰出范式。

　　記者：這45個遺產點位是如何遴選出來的？遴選標准是什麼？

　　魏青：以鎮區瓷業生產中心片區為例，我們最初普查了近200處點位，之后篩選至40余處，最終確定下來的不到30處。遴選的核心標准，是看這些點位能否充分且系統地呈現鎮區瓷業產業鏈的豐富面貌。

　　不過，對這些點位的認識並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個持續深化的過程。比如五王廟遺址，最初我們僅將其與民間窯神信仰關聯，后來通過查閱史料，發現它與御窯廠的生產管理制度相關……每一次新發現都在刷新我們的認知，可以說，遺產點位的最終確定是一個不斷修正的漸進過程。

　　“雖然講述難度會增加，但值得嘗試”

　　記者：從2017年御窯廠遺址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到2025年1月“景德鎮手工瓷業遺存”被正式確定為中國2026年世界遺產申報項目，申遺文本的框架經歷了怎樣的調整？

　　魏青：申遺文本框架的調整對應的是我們對遺產的認知深化過程。回顧“景德鎮手工瓷業遺存”申遺歷程，從“御窯廠遺址”到“系列窯址”再到“景德鎮手工瓷業遺存”，遺產申報策略是一個從點到面不斷擴展的過程。在這期間，我們曾考慮是否要強調皇家敘事，是否可以從景德鎮的角度講述更加完整的中國瓷業故事？但景德鎮的發展歷程長，具體該講哪一段歷史？都需要比較和取舍。

　　2023年是一個關鍵時間節點，當時以系列窯址申報的策略經過多輪論証，認為基本可行。那年夏天，國家文物局邀請一位黎巴嫩的世界遺產專家現場考察，專家說系列窯址分布在不同區域、較為零散，讓他印象深刻的還有傳承至今的制瓷手工藝，建議從文化景觀視角重新看待。

　　循著這個建議，我們提出從手工瓷業的角度重新審視圍繞制瓷發生在這裡的人地關系的演進歷程，梳理出一個新的遺產框架。方案一經提出就得到地方大力支持。這樣的方向更貼近景德鎮當地百姓的生活體驗以及城市、鄉村與瓷業的關系。它更像景德鎮，而不只是一系列考古發掘的遺產點。

　　記者：申報方向的調整，意味著申報遺產要素的變化，面臨哪些挑戰？

　　魏青：如果隻討論御窯廠遺址，只要把它和對應的世界文化遺產的價值標准講清楚就行。但我們覺得更核心的是，景德鎮代表了中國瓷業尤其是中后期發展的高峰，它能向世界講述一個怎樣的中國故事？最后，大家認可的方向是將這個故事擴展到手工瓷業，因為在這個框架內可以向世界講述一個更加豐滿的中國故事。因此，我們選擇了較為復雜的講述方式，雖然講述難度會增加，但值得嘗試。

　　比較有挑戰的是標准2（文明交流）與標准6（全球影響）的運用，這兩條最終能被世界遺產委員會認可非常重要，因為我們想充分說明，中國通過瓷業能與世界形成怎樣的互動，通過瓷器對世界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對應標准2，“景德鎮手工瓷業遺存”展現了景德鎮手工瓷業在10至19世紀對世界制瓷技術、藝術的融合創新，體現了人類價值觀在瓷業發展方面的重要交流﹔對應標准6，景德鎮青花瓷作為中華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東方藝術的重要符號，推動了中華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達。

　　記者：除了講述的難度加大，還增加了哪些具體的申報工作？

　　魏青：展現手工瓷業面貌需要相應遺產要素支撐。在2023年第三季度，我們沿著新的思路開展了一輪資源普查。

　　比如原料部分，隻講高嶺土不夠，因為要講瓷石和高嶺土構成二元配方的故事，就應二者都有呈現﹔可當時並沒有能跟高嶺瓷土礦在規模和遺存豐富度上相當的瓷石礦遺址。直到2023年底，老鄉回憶起祖輩採過瓷石的山溝，我們才沿著老鄉用砍柴刀從山溝裡開出的路進了山，先找到大午坑，當時看到石梁那一段，就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實証。之后我們又前往小塢裡尋找，起因是當地老鄉告知，沿山谷而下有礦石蹤跡。但到達現場后，發現這些遺存大多被泥土或草掩埋，隨后請景德鎮御窯博物院開展了清理等工作。

　　“當地居民把這件事當作自己的事來辦”

　　記者：從世界遺產大家庭這個角度而言，“景德鎮手工瓷業遺存”申遺成功，有著怎樣的啟示和經驗？

　　魏青：國際社會對世界遺產的期待是發掘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之間以及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之間的有機聯系，景德鎮這個項目非常有代表性。

　　遺產項目的價值不僅在於專家學者看著有深度，還在於如何通過遺產與人建立更多聯系，讓遺產價值和保護需求得到當地社區和居民的認識理解。

　　景德鎮就做到了這一點。舉個例子，一開始的申報框架並未納入窯柴，后來考慮到把景德鎮瓷業生產拉到長歷史時段，避不開燃料如何能持續供應不斷增長的產能需求。加之我們觀察到景德鎮周邊生態總體良好，由此推斷歷史上應該有相對可持續的窯柴供應機制，並猜測會有山林經濟發展及鄉土文書留存。

　　當時團隊深入到燃料供應山林下的禮坊村做了長期考察，最終從老鄉家找到了厚厚一本破得掉渣的“分山圖冊”。在這些材料的基礎上，蛟潭窯柴燃料產區成了遺產項目組成部分。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當地居民積極參與申遺，把這件事當作自己的事來辦﹔遺產也與當地城鄉居民有了更好的連接，老百姓的世代家族與遺產歷史連接起來，有助於建立范圍更廣的遺產保護體系。

　　此外，對當地來說，申遺過程也推動了對潛在遺產資源的重新發現與深度認知。納入申報的遺產點位畢竟是經過篩選的精簡組合，未來還可以將同一主題作為線索，將更豐富、更多元的同類型遺產資源納入系統保護框架。

　　記者：申遺成功意味著新的起點。在您看來，下一步該如何平衡保護和利用的關系？

　　魏青：堅守遺產的真實性與完整性是前提。同時，活化利用不能破壞遺產本體、不能改變歷史肌理，還是要保留原生社區業態。未來，要持續探索一套系統而有機的保護機制。例如，景德鎮鎮區柴窯復燒旨在展示、傳承大型柴窯燒造技術，但復燒所需木柴從何而來？這便引出了新的保護課題：如何與窯柴產區有效銜接，在保護山林生態的同時實現燃料的可持續供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