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教授陳偉、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蔡丹在《歷史研究》2026年第5期發表《西漢早期“底柱之漕”》一文。文章認為，湖北雲夢睡虎地77號西漢墓出土簡牘中的《五年將漕運粟屬臨沮令初殿獄》（以下簡稱《將漕殿獄》），不僅填補了史籍中漢文帝年漕運總量缺載的空白，而且為“底柱之漕”、卜式“將漕最”等問題的解讀提供了重要線索，成為研究漢唐漕運史的“重要實物佐証”。這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雲夢睡虎地77號西漢墓出土簡牘整理與研究”的一項成果，並得到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的支持。

2006年11月，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77號西漢墓出土了2000多枚簡牘。簡牘內容包括《質日》、官府文書、私人簿籍等。其中《質日》卷記錄了名為“越人”的基層小吏連續14年的公私事務，為研究西漢早期歷史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陳偉介紹，《將漕殿獄》記載漢文帝后元五年（公元前159年）安陸縣代理令史越人、舉城二人協助臨沮縣令初，帶領南郡的漕卒參與漕運，因為考課（定期考核）殿后而受到處罰。文書由20枚簡牘組成，保存比較好，出土時大致呈卷形。

“《史記》說，‘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西漢一代對‘河渭漕輓’的利用，《史記》《漢書》有所記載，但語焉不詳。”陳偉表示，長期以來，西漢漕運歷史並不清晰。

《將漕殿獄》多次提到“運濕倉菽粟輸底柱倉”。底柱倉典籍無載，但底柱作為黃河中游著名的地理坐標，史不絕書。底柱倉應與底柱相近，在今三門峽附近。唐代漕運因避底柱天險，曾以水運為主，而在三門峽河段短距離改走北岸陸路。西漢的濕倉和底柱倉及唐代的集津倉與三門倉跨越不同時代而彼此關聯，相互印証。臨沮令初部把漕糧從濕倉運至底柱倉，通過陸路還是水路，《將漕殿獄》未曾涉及。但結合史料與漕倉布局、功用分析，應當類似唐代情形。

卜式是漢武帝時著名愛國商人。《史記·平准書》記載他“遷為成皋令，將漕最”。根據《將漕殿獄》可知，臨沮令初是代表南郡“將漕”。安陸越人、舉城二人，或許還有其他縣的令史或代理令史，輔佐臨沮縣令，組成臨時工作專班。據推測當時漕運各郡都是由郡中各縣長官輪流帶隊。這反映出西漢時國家治理能力和郡縣制的彈性和活力。

西漢時，每年運至長安的漕糧數量究竟有多少？

“《史記》記載孝惠、高后時‘歲不過數十萬石’，武帝元光、元朔年間‘漕從山東西，歲百余萬石’。”陳偉告訴記者，《將漕殿獄》顯示，文帝后元五年運至底柱倉的菽粟123萬石有余。由於已過底柱之險，運抵長安時，損耗應該不多，堪稱“百余萬石”，文帝時漕糧數量記載的空白得以彌補。因此，南宋呂祖謙認為“在漢初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將文景與漢初高后時並觀，乃是缺乏依據的臆測。（記者 王建宏 張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