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K歌”“站C位”“P照片”……這類中英夾雜的表達，在社交語境中早已稀鬆平常。職場上，“見CEO”“做PPT”是工作常用語。醫療場景裡，“照CT”“做B超”“進ICU”等簡稱也時常入耳。

　　字母詞的大量涌入，是否正在擠佔漢語的表意空間？中文在吸收外來概念時，如何翻譯才能實現信達雅？帶著上述觀察，本報記者與山西省科普作家協會會員方菁展開了對話。

　　

　　鳩佔鵲巢之憂

　　記者：英文字母詞在日常交流和各類文本中的出現頻率越來越高，是否已成為一種有共識的語言現象？您如何看待？

　　方菁：是的，這確實是一種常態化的存在。早在20年前，根據教育部和國家語委發布的《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2006）》統計，VS、NBA、GDP、IT、MP3、QQ、DVD、CEO等10個字母詞便已進入中文媒體前5000個高頻詞語行列。

　　包括近年來涌現的AI（人工智能）、VR（虛擬現實）、AR（增強現實）等技術概念，也呈現出英文縮寫與中文學名雙軌並行、缺乏通俗中文名的局面。今年3月，人民網微博發起“給AI取個好名字”活動，網民高漲的參與熱情，恰恰反映出公眾的關切程度。

　　我們面對的，不是零星幾個高頻英文縮寫詞“飛來”鳩佔鵲巢的問題，而是成百上千個字母詞涌現在漢字沃土上。這關乎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規范與傳承。

　　記者：回顧漢語吸納外來語的歷史，從漢唐的“佛”“塔”“葡萄”，到近代的“坦克”“咖啡”“沙發”，這些詞全部變成了純漢字的形式，完成了徹底的漢化。為何如今字母詞頻現，大有常態化趨勢？這是因為漢語的“消化力”變差了，還是語言傳播環境發生了變化？

　　方菁：這並非漢語“消化力”減退，而是語言接觸的生態發生了結構性變化。

　　首先，外來語的詞形變了。古代傳入的多是“coffee”“sofa”這類獨立名詞，翻譯時可以從其發音或含義著手。而當下高頻涌入的多是復合語義的縮寫，像“AI”“GDP”“CPU”，僅是原詞組首字母縮寫的集合，單個字母不承載獨立語義。面對這種純符號組合，傳統的音義拆解法失去了切入點，翻譯難度自然變高了。

　　其次，效率驅動，讓縮寫使用成為習慣。不論口語交流、手寫記錄還是鍵盤輸入，“CT”“APP”都比“計算機斷層掃描”“應用程序”簡潔得多。這使得字母縮寫逐漸被默認為一種通用符號，漢字譯名的生存空間因此受到擠壓。

　　最后，傳播節奏呈幾何級加速，命名機制滯后於技術迭代。古代慢工出細活，譯經僧、洋務譯員推敲一個譯名經常耗時數年。“telephone”傳入中國時，從音譯“德律風”到生動形象的意譯“電話”，中間隔了數十年。如今技術概念以月、周、日為周期擴散，而規范譯名的審定流程往往需要更長周期。這種時間差導致外語縮寫常在專業領域和公眾認知中先行佔位，等規范譯名出台，大眾早已習慣舊稱。

　　因此，當務之急是縮短譯名周期，爭取在概念爆發初期即確定規范的漢字譯名，掌握主動權。

　　音義兼譯 求“真”求“美”

　　記者：除了“夾生”的中英混搭字母詞，您觀察到哪些影響溝通或理解的共性現象？

　　方菁：漢語吸納外來語，主力是名詞，大致可分為專有名詞和普通名詞。我就結合自身經歷，談談這兩方面的“不順暢”。

　　一是文學作品中人名的譯介美學問題。十二三歲時讀《希臘神話》，故事很吸引人，可那些冗長的音譯名字像一堵牆，讓我很難記住人物身份和關系。現在回想，這恐怕是直接音譯造成的遺憾。隻有“宙斯”“雅典娜”這類選字講究、簡短優美的譯名，讓我連同他們的故事至今難忘。

　　二是專業領域術語漢化的標准化滯后問題。退休后學AI繪畫，為保護版權，我接觸到“hash value”這個技術概念。一查，發現這一個詞竟有4種不同叫法——商用密碼與網絡安全國標體系將hash定名為“雜湊值”﹔在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簡稱“名詞委”）的計算機學科規范中則為“散列值”﹔除了這兩個官方譯名外，從功能描述出發，業內偶爾也稱“摘要值”﹔在互聯網工程、開發文檔與大眾科普中，通行最廣的仍是音譯“哈希值”。

　　為什麼會這樣？對照北京語言大學副教授韓林濤提出的6條外來科技術語漢化標准——音節經濟、語義透明、隱喻恰當、讀音順口、具備派生能力、文化寓意積極，“雜湊值”“散列值”“摘要值”在語義透明、隱喻恰當和文化寓意積極這3條上表現不佳。“雜湊”字面自帶“雜亂拼湊”的消極色彩，缺乏正向的隱喻支撐﹔“散列”“摘要”則表意隱晦，既無法讓人直觀理解其技術內涵，也難以喚起積極明確的審美聯想。

　　所以說，標准一致、譯介一致，很重要。

　　記者：就具體漢化路徑而言，您認為外來詞漢化應該怎樣選擇不同翻譯方法？

　　方菁：應該肯定和感謝的是，您把核心問題放到了桌面，這也是“蘿卜白菜，各有所愛”的難題。我認為，應建立“音義兼譯優先，意譯次之，音譯為輔”的機制。漢字源於象形，同時也是當今唯一廣泛使用的意音文字，形音義三位一體。比如形聲字“河”，三點水表示與水相關，“可”部提示讀音。

　　因此，音義兼譯可視為一種理想的外來語漢化方法，力求同時滿足讀音貼近和字義精確。就比如“Gene”譯為“基因”，“Hacker”譯為“黑客”，都較好地實現了音義合一、望文知義的效果。這種譯法的特點是求“真”求“美”——“真”指向語義的准確傳達，“美”指向音韻的和諧與字義的優雅。

　　如果做不到信達雅的音義兼譯，可以採用中間策略——意譯，這種譯法適用於源語言發音與漢字表意系統差異較大的情況。這種策略放棄對讀音的刻意模仿，隻求准確傳達概念的內涵，重在求“真”。例如，“skyscraper”被譯為“摩天大樓”，與英文發音無關，隻取scrape（刮擦）之意，以“摩天”（接觸天空）極言樓之高聳﹔“penicillin”先有音譯“盤尼西林”，后有意譯的“青霉素”之稱，“青”指青霉菌，“霉素”揭示其微生物源抗菌本質，與土霉素、鏈霉素等形成同類術語集群，歸類清晰。

　　當音義兼譯和意譯都難以實現時，比如遇到中文裡完全沒有對應事物或抽象概念的詞匯，只能採用下策——純音譯。隻重音似，不重表意，這樣做主要是為了求“便”。早期多由譯者個人草創的“沙發”“咖啡”，便都屬此類。現在回看，“sofa”若早期被意譯為“軟座”，則更符合漢語構詞習慣，讓人能夠望文知義。

　　音義兼譯求“真”求“美”，意譯求“真”，音譯求“便”，按照優先級形成了梯次關系。不過，考慮到古語、表意、語音、語境乃至方言習慣等因素，通過這3種譯法得來的中文詞語各有長短，仁智各見，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也正是漢語的靈活性與包容性魅力所在。

　　記者：您個人有沒有試著用音義兼譯法翻譯過一些外來語？

　　方菁：有的。英文“Show hand”，意思是一次性全押籌碼。香港電影《賭神》一出，音譯詞“梭哈”成了熱詞。能不能在貼近原音的同時加點意譯的味道？我試譯為“索瓜”。字面有“索求、瓜分、期待收獲”的畫面感，帶點調侃，符合語境，也朗朗上口。

　　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一點趣味探討，語言的約定俗成力量很大，最終還需專業審定。推敲的過程很有意思，就像給一個新事物找到它在漢語裡的家。

　　共鑄“百煉成詞”的漢語熔爐

　　記者：在推進外來語規范工作方面，目前有哪些制度保障？我們又該如何進一步提升規范譯名的接受度？

　　方菁：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奠定法治基礎，“外語中文譯寫規范協調機制”統籌各領域譯寫工作，名詞委負責專業術語官方定名，三者共同構成制度保障。

　　與此同時，適時引入公眾參與，能讓語言規范成為全民共建的文化實踐。人民網發起“AI征名”活動，名詞委公開試用新詞，這些都是非常好的嘗試。

　　記者：令人欣慰的是，中文始終保持著強大的自我更新能力。從“點贊”“刷屏”等網絡熱詞，到“國潮”“村超”等立足本土實踐凝練出的新語匯﹔從“新質生產力”引領發展，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進入全球治理話語，中文的創新活力以及在國際話語體系中的主動建構能力清晰可感。面對這樣的現實，我們對未來應抱持怎樣的態度？

　　方菁：您的觀察很重要，保護中文的自我更新能力，是語言工作者和全體使用者的共同責任。語言承載著一個民族世代沉澱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與歷史記憶，是文化存續發展的重要根基。

　　早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翻譯界便開始反思語言西化帶來的隱憂。余光中先生批判盲目照搬外文句式、破壞漢語自身表達生態的現象，同時也提出，適度、巧妙的西化能夠豐富漢語表達。

　　盡早推進字母詞規范轉化，完善外來語翻譯規范機制，事關漢語表達力、社會溝通便捷性乃至文化自信。我們期待，若干年后，子孫輩面對新事物時，脫口而出的是形音義俱全、朗朗上口的漢語新詞。那將是我們這一代人完成的文化創造。所以，行動起來，為了中文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