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傳》：周樺著﹔中信出版社出版。

　　寫作《袁隆平傳》，是一個傳記作者的幸運，也是一種莫大的壓力。袁隆平作為一名杰出的科學家、幾代中國人心目中的飢餓拯救者、糧食生產保障者，半個世紀以來，他的名字已經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符號。要寫出袁隆平幾十年如一日的科研精神之原動力，寫出他以普通人的姿態活於塵世之中的豐富鮮活，並非易事。

　　當初出版社上門懇請袁隆平授權寫作一本他的傳記，他習慣性地撓撓頭：“我這一輩子平平淡淡，沒有什麼好寫的。”語氣真誠而直接，是發自內心覺得自己平淡，這和公眾對他的認知完全不一樣。我在想，袁隆平何以能在世間喧囂的喝彩聲中獨辟一方清靜的心靈世界，而且如此超過了半個世紀？

　　採訪、寫作《袁隆平傳》近6年時間裡，我越來越感受到：袁隆平壯闊的一生，就是不斷解決各種“矛盾”的一生。這些矛盾，不是對立，不是遺憾，而是一種深刻的選擇：一個人在有限的生命裡，選擇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什麼。

　　寫作人物傳記這麼多年，我一直篤信，一個人最動人之處，往往藏在他的矛盾裡。袁隆平的矛盾，讓人感慨，亦讓人深思細品。

　　愛天下人，卻錯過父母最后一程

　　1974年尾，袁隆平的父親袁興烈病重住進醫院，彼時袁隆平正在海南三亞攻關三系雜交水稻的關鍵環節——“制種”難關。他的妻子鄧則接到電報后趕往醫院，袁興烈得知袁隆平在海南攻關，叮囑鄧則：“不要叫他回了，國事大，家事小，讓他安心工作吧。”於是，一家人都對袁隆平隱瞞了父親的病情。1975年1月，袁興烈過世，袁隆平就此錯過了與父親的最后一面。

　　15年后的1989年9月，袁隆平的母親華靜在湖南安江病危，得知消息時，袁隆平正在長沙一個有關雜交水稻研究的重要現場會上，他把會議開完就匆忙往安江趕，到了醫院袁隆平才得知，在他趕回的途中，母親已經過世。60歲的袁隆平當場痛哭失聲，因為與母親永別，因為未能與母親說上最后一句告別的話。

　　父母辭世均不在場，聽起來袁隆平似乎薄情，但實際上，他內心有著一份強烈的愛。因為這一種愛，所以在年輕時經歷了飢荒、看過了餓殍后，“讓天下人吃飽飯”“讓糧食增產、再增產”成為他的信念。他的研究筆記裡，他的公開演講中，反復出現的一個詞是“吃飯問題”。在袁隆平看來，這不是一個簡單的農業科學技術問題，這是人的尊嚴。一個人，如果連飯都吃不上，何以談人生？

　　如果說袁隆平的人生有什麼事從未缺席和遲到過，那就是每一年的雜交水稻育種試驗，以及每一天和稻田的“約會”。這種“我必在現場”的堅持，背后就是不斷提高糧食產量的信念在支撐。而這信念幾十年如一日，乃是因為愛人民、愛國家、愛民族，因為愛，所以迫切希望為他們解決最根本的問題：飯碗、糧食。

　　這份愛之大，讓他不自覺放棄了一些親情之愛，比如與父母最后的告別。他的愛，從來不是不夠多，而是足夠大，遠遠超出了一個家的邊界。

　　散漫生活，偏執工作

　　袁隆平自我總結“自由散漫”。他的確不喜歡被約束，禮儀場合能簡則簡，拒絕繁文縟節。結婚前鄧則第一次去他的宿舍時，眼前一片凌亂，“牆角邊還丟了幾雙我的臭襪子”，袁隆平回憶說。

　　散漫的袁隆平非常熱愛生活。他喜歡打麻將，打得很認真，輸了會懊惱，贏了會高興﹔他從年輕時就熱愛音樂，愛唱歌，大學時學會拉小提琴，一拉就很久﹔他還擅長游泳，拿過川東區游泳第一名，甚至在嘉陵江裡救起過溺水的同學。

　　他對生活有一種近乎本能的熱情，他要讓日子好玩。但就是這個散漫的、充分享受生活的人，卻做出了一件極其需要偏執才能做成的事。

　　1964年，袁隆平開始尋找水稻雄性不育株——這是雜交水稻育種的關鍵基礎材料。許多農作物雄性不育株有一個共同特征——花藥不開裂，袁隆平決定將此作為尋找天然雄性不育株的突破口，按圖索驥，靠人工肉眼在茫茫稻海中去尋找。他其實知道，這種后來被稱為“C系統”的不育株，存在的概率是五萬分之一，要把它們找出來幾乎就是大海撈針。

　　但袁隆平居然就撈到了這根針！在開始尋找后的第十四天，他找到了一株“洞庭早籼”品種的雄性不育株。過萬株的水稻，袁隆平逐株檢視，在隨時可能被稻芒劃傷的田裡，蹲下去、看、記錄，再蹲下去……連續14天，每天他都是天不亮就起床，草草吃飯，帶上兩個饅頭就到稻田，一直到下午4點后才收工。

　　在採訪時，面對這些回憶中的細節，我偶爾會想：這和那個打麻將的、唱歌的、拉小提琴的自嘲為散漫的人，是同一個嗎？但很快我就有了非常確切的答案：當然是！而且這兩面彼此成全：正因為袁隆平在生活裡足夠鬆弛，他才能在需要偏執的時候，把全部的專注力凝聚起來，做別人眼裡不可能的事。

　　真正熱愛一件事的人，不需要用紀律來約束。對袁隆平來說，下田和拉琴其實是同一件事：全神貫注，用心生活。

　　缺席兒子的成長，卻是學生眼中的“父親”

　　袁隆平有3個兒子，但因為忙於工作，他沒有像大多數父親那樣陪伴、培養自己的孩子們。雜交水稻的研究和推廣在國際農業科學界都屬於開創性的事，袁隆平作為中國雜交水稻研究的開創者，把大部分的時間都奉獻給了這項事業。

　　大兒子由袁隆平的父母帶大﹔二兒子跟著袁隆平和鄧則的時間稍多，算是三兄弟裡與父親相處最多的一個——但“最多”，也是相對而言﹔小兒子則是在鄧則母親的陪伴下長大，父親於少時的他，更像一個偶爾出現的客人，他記得自己幼時經常問母親和外婆：“爸爸呢？”得到的回答總是“種稻子去了”。以至於小兒子袁定陽小時候心裡有一個“有錢爸爸”的想象，因為有錢才有很多田，有很多田所以總種不完稻子。

　　在兒子們的學業和工作方面，袁隆平也沒有太多關注和幫助，幾個孩子都是自我摸索自我成長。他的學生謝長江記得自己偶爾還要代表袁隆平處理孩子的學業事宜。“謝長江，你幫我跑一趟，我實在抽不出時間。”他總是對謝長江扔下這麼一句話，就忙自己的事去了。

　　不過，另一邊，他的學生們卻有另一番記憶。

　　袁隆平的第一個碩士研究生謝放鳴在畢業后先是做了袁隆平的助手，但袁隆平覺得謝放鳴潛力甚大，於是為他爭取了美國的生物學獎學金名額，將他推薦到了康奈爾大學讀博深造。謝放鳴后來成長為國際水稻研究所的科學家，應該說與袁隆平當年的全力托舉不無關系。

　　類似的例子非常多，袁隆平總表現得比學生自己還愛惜他們的“羽毛”。曾經他的博士研究生吳朝暉的單位有意安排他去做行政工作，袁隆平非常著急，覺得這樣很浪費吳朝暉的科研才能。在生前最后一次見到吳朝暉時，袁隆平反復說一句話：“要多搞科研，好好搞科研。”袁隆平為學生們的考慮可謂周全又細致，他甚至為吳朝暉的婚事操心，親自為他選定結婚日子。

　　有時候袁隆平讓人覺得，他為學生們做的遠比為兒子們做的還要多。在寫作過程中，我也試圖去理解這件事，我想，也許是因為他和學生共享著一樣東西：雜交水稻研究。他們是同路人，說的是同一種語言，走向同一個方向。他在學生身上，能夠清晰地看見事業的延續，看見那粒種子被接過去，然后往下傳承。

　　袁隆平把“育苗”這個詞，用在了稻田裡，也用在了人身上。他用自己的方式，把父親這個角色，變成了一種傳承。

　　袁隆平的確是矛盾的，但那些“看似矛盾”的地方，其實都源於同一種人格——把有限的生命，全部傾注在一件他認為最重要、最有價值的事上。

　　人生最高級的矛盾，是使命與親情、自由與責任、小家與大家之間，永遠無法兩全的選擇。袁隆平做出了他的選擇，這樣的選擇，讓他成了他。

　　《 人民日報 》（ 2026年07月24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