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百味之首”“國之大寶”，它看似平凡，卻是人類文明史上不可或缺的戰略資源。6月25日，國家文物局在北京召開“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工作會，聚焦鹽業考古最新取得的重大進展，介紹了浙江舟山群島鹽業遺址群、江蘇東部沿海地區鹽業考古新發現、重慶彭水中堡鹽業遺址、山東渤海南岸鹽業考古新進展等4項考古項目，講述從沿海到內陸，橫跨新石器時代至清代，覆蓋海鹽與井鹽兩大食鹽生產體系的鹽業故事。

完善鹽業發展史

中國古代食鹽生產主要有4類——海鹽、井鹽、湖鹽、岩鹽。本次發布的4項成果，恰好填補了海鹽與井鹽兩大體系的關鍵空白。

舟山群島鹽業遺址群，是我國境內目前已知規模最大、起始年代最早的海鹽生產遺址群。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館員朱雪菲介紹，其中姚家灣遺址所揭示的制鹽工藝與鹽業發展脈絡最為典型，實証了4800年前東海先民煮海為鹽的智慧，為探索我國鹽業科技發展史找到了新的源頭。

漢代制鹽“流水線”什麼樣？江蘇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周潤墾介紹，在連雲港時庄遺址內，發現了三條完整制鹽生產鏈：從提取鹵水原料到鹵水提濃，再到用陶制管道輸送鹵水到蓄鹵坑，最后把鹵水上灶煮鹽。這種完整的“流水線”証明彼時食鹽產量和工藝都有明顯提升，為研究漢代的制鹽工藝和管理制度提供了新資料。此外，沙井頭遺址中發現了一批“鹽官丞印”“廣陵丞印”“【圖1】邑□鹽”的封泥及“官”“舍”“庫”款的陶文，實証了該區域為漢代鹽瀆縣官署所在地。而這正是漢王朝在全國設立鹽官、實行食鹽官營的重要實物見証。

在同處東部沿海的山東渤海灣南岸，山東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經過考古調查與發掘，串聯起商周—南北朝—金元時期魯北海鹽技術演進鏈條。山東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館員高明奎介紹，其中，坡家庄遺址實証了環渤海“取鹵煎鹽”生產模式2000多年傳統的延續，與古代南方“刮灘淋鹵”或“海水煎鹽”的模式並存。

除了海鹽，井鹽也是我國古代重要的食鹽生產方式之一。位於重慶市彭水縣郁山鎮的中堡遺址，猶如封存井鹽制作工藝的時光膠囊，將延續兩千年的井鹽生產技術定格下來。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牛英彬介紹，該遺址發現的戰國時期煮鹽設施、淋鹵設施、制鹽器具以及附近的飛水鹽井等，共同構成了一處生產要素齊全、遺跡保存較完整的制鹽作坊體系，清晰地呈現了先秦時期陶器制鹽的工藝流程。而遺址中厚達10余米、連續疊壓26層的文化層，分為戰國、漢代、宋代和明清四期，與周邊的鹽業遺址共同構成了始於戰國、近現代仍在沿用的制鹽技術發展脈絡。

找到看不見的“鹽”

鹽不比陶、玉，遇水即化，鹽業遺跡僅憑肉眼往往難以辨認，而科技之“眼”可以幫我們找到看不見的“鹽”。

朱雪菲介紹，現階段想有效識別鹽業遺存，一方面是針對土樣進行分析，另一方面是針對陶土制品以及殘留物的成分進行分析。比如，“利用X射線熒光光譜儀，可以在無損的條件下，直接在煎鹽盤的內壁、鹽灶結構件外側，以及一些鹽泥廢棄堆中發現大量鈣化物，這是目前反映制鹽活動最為有效的指標”。

“多採樣、多檢測，才能使鹽業考古從無形化為有形，把鹽的生產、運輸、消費等環節看得更清楚。”山東大學考古學院教授王青說。

考古學者通過科技手段，復原了一張早期三峽地區和烏江流域的食鹽產銷圖——陶鹽模器具是解謎的關鍵。這種器具會隨食鹽銷售流散至各地，因此考古學者同步對三峽地區和烏江流域同期、同類型陶器開展成分和岩相分析，對陶器產地進行溯源，進而勾勒出食鹽從何處來、往何處去的流通軌跡。結果顯示，戰國中晚期，郁山已成為獨立產鹽中心，食鹽主要供應烏江流域，而忠縣中壩遺址的食鹽則行銷於長江干流區域。“兩大鹽場的銷售區域劃分清晰，初步勾勒出中國早期食鹽銷區制度的雛形。”牛英彬說。

鹽，文明演進催化劑

“鹽是生命之源，是重要的戰略資源。”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陳星燦說。

鹽是每人每天都離不開的生活必需品，需求量極大，因此它從來不只是“調味品”那麼簡單。鹽業牽涉到資源控制、交換網絡、社會組織等深層命題，為研究中國文明起源與發展，提供了一個更貼近古人日常生活、也更接地氣的切入角度。

鹽業資源是區域文明演進的一個重要動力。“良渚的興起離不開鹽，而浙江舟山群島鹽業遺址群，正好為解答良渚食鹽來源提供了線索，也提示我們，未來在杭州灣等淺灘地帶，或許還能找到更多相關鹽業遺存。”陳星燦如是說。

“中堡遺址是探究鹽資源在巴蜀文明進程中所起作用的關鍵証據。”牛英彬說。在中堡遺址，我們看到不僅制鹽工序有精細化分工，還帶動了制陶、燃料供給、運輸等配套產業——這是社會復雜化進程的生動縮影。更重要的是，重慶井鹽深刻影響了巴蜀文明的興衰：巴人依托鹽業資源積累財富、整合周邊勢力，最終建立起巴國。文獻記載中，郁山鹽業資源曾攪動巴、秦、楚三方地緣格局，各方圍繞它展開激烈爭奪——一把鹽，竟曾是區域文明博弈的砝碼。（本報北京6月25日電 本報記者 李韻 王笑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