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環山，草木蔥郁，立於景中，亦是風景。

　　坐落於湖北襄陽峴首山文化旅游區的襄陽市博物館，其建筑為大氣磅礡的唐式風格，現有館藏文物7萬余件，其中一級文物100余件（套）。

　　“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唐代詩人孟浩然在《與諸子登峴山》中寫下了這一名句。襄陽市博物館基本陳列以“江山留勝跡”為題，展出舊石器時代至明清時期文物4000余件（套），不僅清晰勾勒出襄陽的文明發展軌跡，更將地方文化置於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中進行深度詮釋。2025年，“江山留勝跡——襄陽古代歷史文化展”獲得第二十二屆“全國博物館十大陳列展覽精品獎”。

　　歷史悠遠 文化多元

　　逐水而居，以石制工具捕魚、打獵——走進第一展廳“人猿揖別 夷夏分野”，古人類的生活場景以雕塑形式立體呈現出來。

　　襄陽地區迄今發現年代最早的遺址是位於樊城區牛首鎮的金雞咀遺址，表明20萬年前已有古人類在這裡活動。襄陽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多達209處，分布在漢水及其支流兩岸，文化面貌呈現出南北交融的特點，既有長江流域油子嶺文化、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等遺存，又受到黃河流域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的影響。

　　位於襄州區龍王鎮的鳳凰咀遺址距今約5000年至4300年，它的發現將襄陽地區的建城史向前推了2000多年。在這裡，考古學家發現了精美的蛋殼陶杯，最薄處隻有0.3毫米，這是龍山文化的典型器物。

　　而在棗陽市鹿頭鎮雕龍碑遺址發現的紅陶曲腹杯則具有石家河文化的鮮明特征，造型獨特、色澤鮮亮，器身上部較大，下部略小，呈蘑菇狀，胎體薄而均勻，表面因打磨而光滑潤亮。它既是實用的盛食器，也是精美的工藝品。

　　商周時期，襄陽地區曾是鄧國、曾國、楚國勢力范圍，留下了風格各異的青銅珍品。

　　曾伯陭銅鉞是襄陽市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之一。它整體呈“T”字形，刃部兩面各鑄有9字銘文，有專家釋讀為“曾伯陭鑄戚鉞，用為民刑，非歷殹刑，用為民政”，大意是：曾國的國君陭制作了這件鉞，用來作為百姓的刑范，它的作用不是殺人，而是曉民以刑律，治民以政事。這是“民政”二字首次出現在青銅器中，這段銘文表達了明德慎罰的思想，對於研究中國早期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義。

　　鄧公牧銅簋造型精美，鼓腹，三足，蓋沿、上腹飾竊曲紋，間以獸面紋，腹部及蓋頂飾瓦紋，器內底、蓋內有相同銘文2行6字“鄧公牧乍饙簋”，表明這是鄧國國君牧所作的食器簋。

　　“大司馬”臥虎鈕銅鼎是楚國墓葬中少見的大型銅蓋鼎。鼎通高67.4厘米、重73.45千克，粗壯有力的三足支起碩大的器身，3隻虎鈕臥伏在鼎蓋之上，威猛雄健，氣勢非凡，腹內壁刻“大司馬”，顯示了墓主人的官職。

　　曾伯陭銅鉞、鄧公牧銅簋均為西周晚期器物，“大司馬”臥虎鈕銅鼎則是戰國時期器物。文物映射了歷史進程，曾經興盛一時的曾國、鄧國被楚國所滅，強大的楚國為襄陽成為軍事、文化、商貿重鎮打下了堅實基礎。

　　兵家必爭 南北交融

　　秦滅六國，統一華夏。早在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襄陽地區就為秦國統治，秦楚文化在此相融。漢代天下安定，留下的文物呈現出和平時期的安寧景象。

　　在秦漢展廳，數百件陶雞、陶狗、陶羊、陶豬、陶樓等文物以倉儲式陣列排布，再現了當時人們安居樂業的生活面貌。

　　一隻東漢釉陶狗引人注目。它臥於地面，仰頭張嘴，雙眼圓睜，雙耳豎立，呆萌可愛。由於通體上釉，它渾身呈紅褐色，光潔透亮，更顯生氣勃勃。

　　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襄陽再度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戰馬是古代戰爭中重要的作戰工具。出土於襄陽市樊城區的三國青銅馬，也是襄陽市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其身高、體長均為163厘米，按照真實馬匹的形體以1︰1的比例用青銅澆鑄而成，重達360千克，是目前國內出土的體量最大的青銅馬，被譽為“中華第一青銅立馬”。隻見它昂首直立，筋肉虯結，頭部微昂，咧嘴作嘶鳴狀，前蹄微張似欲奮起，栩栩如生。

　　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民族融合的關鍵時期之一。襄陽作為僑置雍州首府、南朝梁的發跡地，出土了大量南朝畫像磚，多採用淺浮雕技法，題材廣泛，涵蓋動植物紋飾、日常生活、歷史典故、宗教文化等，反映了南朝時期的社會生活與藝術風格。展廳裡，圖案各異的畫像磚排列滿牆，蔚為大觀。

　　2023年出土於襄陽王寨墓地297號墓的“高山流水”畫像磚，是迄今所見最早描繪這一題材的畫像磚。磚的正中有兩人，左側一人面右席地而坐，雙手撫琴﹔右側一人側坐於旁，姿態悠閑，右手托腮，左手搭於左腿，身體微右傾，似在聽琴﹔空白處填以山丘、草木、雲氣等。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誕生於先秦，成為后世藝術創作中的經典題材。

　　文脈鼎盛 商貿繁華

　　“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臥鬆雲。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隋唐宋時期展廳裡，以李白《贈孟浩然》為主題的一組白色石雕飄逸靈動，表現了孟浩然醉臥於地、李白恭立敬酒的情景。

　　隋唐以來，襄陽繁華富足，文脈鼎盛，名人輩出，唐有大詩人孟浩然，宋有大書畫家米芾。唐開元年間，山南東道治所設於襄州（今襄陽）﹔元和年間，襄州是人口過十萬戶的四大州之一。

　　唐代襄陽的開放與繁華，從棗陽出土的唐長沙窯釉下褐綠彩胡人瓷碗中可見一斑。此碗通體施青釉，現已泛黃。碗內壁飾8朵褐綠彩草葉，環繞著一個立體小胡人。胡人圓臉，大眼，鷹鼻，絡腮胡須根根分明，頭戴尖頂帽，雙手作捧物狀，跪坐於地，右腳前伸，后腿后伸。人物神態滑稽，活靈活現。碗中若盛酒，小胡人仿佛活動起來，十分有趣。

　　北宋書畫家米芾，字元章，號鹿門居士，世稱“米襄陽”，與蔡襄、蘇軾、黃庭堅合稱“宋四家”。他的書法名作《研山銘》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在襄陽雖只能觀其復制件，但可到“米公祠”實地憑吊。

　　南宋時期襄陽人的生活是怎樣的？彩繪壁畫庖廚備飲圖給出了生動的答案。2007年，襄城區檀溪路發現一座南宋磚墓，墓中兩塊壁畫內容豐富，一塊描繪了燒火煮食、加工菜肴、傳送餐具等場景，另一塊描繪了准備點心、烹煮茶水、傳送茶具等場景，真實再現了當時的世俗生活，是湖北地區迄今所知唯一保存完整並成功揭取的古代彩繪壁畫。

　　襄陽地處漢水中游、南北陸路與水運交匯點，素有“南船北馬、七省通衢”之稱。明清時期，襄陽是萬裡茶道的重要轉運節點，舟車四達、商旅輻輳。至清中葉，襄陽成為漢口向鄂西北及川、渝、陝、豫輻射的中轉站和營商中心。

　　展覽尾廳復原了漢水兩岸代表性古建筑，以半景畫結合動態投影、LED顯示屏及背景音效，再現了明清時期襄陽“往來行舟，夾岸停泊，千帆所聚，萬商雲集”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