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雲南省保山市，群眾多年傳頌著一位老共產黨員的事跡風范，他就是原保山地委書記楊善洲。

楊善洲1951年參加工作，次年入黨，先后任區委書記、縣委書記、地委書記，兩袖清風、一心為公。1988年退休后，他回家鄉施甸大亮山帶著人造林20多年，共建成了7.2萬畝林場，讓荒山變成綠洲。2009年4月，他把價值數億元的林場經營管理權，無償轉交縣林業局。2010年10月10日，老書記因病逝世。

如今走進大亮山林場“楊善洲干部學院”，多少人曾在他的遺像前默然肅立，遙想老書記一生的樁樁件件，眼前潺潺流水，頭頂鬆濤陣陣，從此“心中常綠一‘善洲’”。

新寨村萬畝咖啡園。 保山市委宣傳部供圖

2010年8月上旬，我曾經到保山採訪楊善洲老書記，和他有過兩次當面長談。之后數次報道老書記事跡，並加入雲南省 “楊善洲精神研究會”。他的形象沒有隨著時間流逝淡化模糊，反而愈發清晰，思之如沐春風。老書記是一座寶山，事跡廣為傳頌，筆者不揣冒昧，擷取耳聞目睹的幾簇“嶺峰”，來記述他山高水長的風范。

本色

2010年8月13日，我們對老書記的第一次採訪在他小女兒家進行。他一身灰色中山裝，左上衣口袋裡插著一支筆，面容清瘦，鴨舌帽遮不住一頭華發。時年楊善洲已是84歲老人，他費好大勁才戴上助聽器，四年的哮喘讓他講話有些吃力。

楊善洲有三個女兒，分別是楊惠菊、楊惠蘭和楊惠琴。他退休后一直住小女兒家。楊惠琴說，爸爸平時生活很簡單，早飯有時就是饅頭咸菜，他住的那個屋是水泥地板。女兒怕濕氣重，想改造一下，他不讓，於是就鋪了層地板革。女兒拿他也沒辦法，后來也想通了——孝不如順嘛！楊善洲接受採訪時穿的中山裝，是他最貴的一身衣服，價值600多元，重要場合才穿出來。

採訪結束到了晚飯時間，當地宣傳部領導試探著約老書記一起吃飯，說還可以再和記者聊聊，他竟然答應了。說“竟然”，是因為當地同志告訴我們，老書記很少在外面吃飯，“很難請”。當時我私下問老書記為啥“難請”？他閃爍其詞。不過我也大概明白了：那時沒有“光盤行動”，有時點一桌子菜剩得多，老書記心疼，后面一來二去索性“眼不見心不煩”。吃完飯時，老人把一張餐巾紙撕成兩半，用一半，另一半揣進兜裡，說:“吃好了就走吧。”

老書記當領導多年，但朴素是給人的第一印象。他出身窮苦農家，是佃戶，10歲喪父，15歲出去跟人趕馬。以后無論走到哪裡，他都保持了農家質朴的本色，“到老化身一老農”。

70年代楊善洲鄉下調研。

1988年他退休后上大亮山造林時，因為缺樹苗，他帶人育苗，為此到街上撿果核，有人親眼看到他翻垃圾桶！一次老書記在街上撿果核，被當年的一個部下看到了，勸他說:“老書記，你不要撿了，多不光彩啊！”他笑著說:“我這麼彎彎腰，林場就有苗種了，有什麼不光彩的？等果子成熟了，我就光彩了。”這片“撿”來的果園，竟有50多畝。

筆者來到楊善洲曾住過的油毛氈房邊。在叢林裡的一片空地上，當年的油毛氈房已經朽爛，幾張破席子從房頂垂下來，剩下的床腿是硬木樁子。當年房前屋后的小樹苗，已長成一摟粗的大樹，空氣潮濕，樹干上長了密實的青苔。回憶起當年篳路藍縷的艱辛，林場職工哼唱:“好個大亮山，半年雨水半年霜﹔前胸烤著栗炭火，后背積起馬牙霜。”他們還幽默地說，老書記當年“冬天當團長（烤火圍成一團），夏天當縣（陷）長，因為下雨后都是泥巴路”。

老書記在山上住了五六年窩棚和油毛氈房，人們隻知其苦，不知道他也樂在其中。他對我說，山上空氣清新鳥語花香，白天種樹干活，晚上烤火沖殼子（方言，聊天的意思），大家簡簡單單、高高興興，也是很好的生活方式！

說老書記質朴，還因為他愛下鄉，干農活是個“好把式”。給他當過秘書的祝正光介紹，當時老書記除了開會以外，很少在機關待著，他心裡想著群眾的生活，想著生產。他的秘書不好當，要苦得起、累得起。他把工作布置好就下基層了，從保山到施甸縣，60多公裡路，都到縣委了，有時人家還沒上班，回來也天黑了。他和群眾打成一片，碰到插秧的插秧、碰到種苞谷就種苞谷，好衣服肯定穿不成。為提高糧食產量，他自己還種了半畝“樣板田”。

大愛

許多聞聽老書記事跡的人難以理解和接受的，是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對家庭欠賬太多，甚至覺得老書記“有些絕情”。對此，他的三女婿楊江勇動情解讀：“在和父親相處的17年裡，有些人認為父親是個不太顧家不愛家的人，我可以負責任地說，他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有義的人。”

先說明一點，老書記對“虧欠家庭”完全認賬，這也是他心裡覺得還不完的“一筆賬”。採訪結束臨別時，老書記坦陳：“我這一輩子，最愧疚的是對家裡照顧不夠。當時回一次家，老母親就說，你在外面好好干，不要犯錯誤。后來退休，我全力以赴地照顧家庭，修房子、買牛、買馬我都盡力，現在心裡安逸些了。如果我退休就死了，這賬不知道要欠到哪輩子。”

1970年，楊善洲夫人張玉珍生三女兒楊惠琴時，家裡缺糧，一家人靠野菜摻雜糧度日。鄉民政干部看到后，送去50斤救濟大米和30斤糧票。后來被楊善洲知道了，責怪張玉珍說:“我是黨的干部，我們不要佔公家的便宜，大米和糧票用了要還給公家！”差不多過了半年，張玉珍東拼西湊，才還清這筆糧款。她說:“他就是這樣一個人，公家歸公家，個人歸個人，我曉得他的性格，不過我可以少吃點，只是娃娃們餓著可憐啊！”

1995年，楊善洲早已退休到大亮山植樹造林去了。家裡人借了5萬多元，在施甸縣城附近買了一塊地，勉強蓋起一棟房子。老伴張玉珍專門找到他：能不能湊點錢幫兒女們還還賬？楊善洲東拼西湊拿出9600元，老伴說：9600元，能還5萬？楊善洲擺擺手：你還不知道？我真沒錢。為了不拖累兒女，房子沒入住就又賣出去了。此事廣為流傳:“施甸有個楊老當（他曾被定為‘當權派’），清正廉潔心不貪﹔蓋了新房住不起，還說破窩也避寒。”

楊善洲和工人一起勞動。

身為地委書記多年，楊善洲的錢哪裡去了？他身邊工作的人說：老書記用錢很“散”，到哪個村看到有人生活太困難，就掏出工資去買點糧食、被子接濟﹔哪個生產隊沒錢買籽種，他也掏錢幫著買。老秘書蘇加祥解釋:“他把大家當成了自家，還能有多少錢給家裡？”

二女兒楊惠蘭沒考上大學，想回施甸，報考了當地公安局，還特意給楊善洲打電話，請爸爸打個招呼——結果錄取名單沒有她，爸爸根本沒打招呼。楊善洲去世后，在整理遺物時，楊惠蘭讀到了爸爸多年來埋藏在心底的歉疚:“我出來工作，家庭是很困難的，家有老母親、老伴兒，后來又有三個娃娃，就靠老伴兒在家養老供小，我根本沒有時間照顧家庭......我對家庭欠債很多......我從地委書記的位置上退下來，回到大亮山種樹，除了想為家鄉做點實事，就是想離家近一點，每個月都爭取回家看看。”

楊江勇回憶，1996年母親因膽結石住院16天，2005年因肺氣腫住院13天。兩次住院，楊善洲都從大亮山趕回來，一直守在母親身邊。他每天都會早早地買好早點帶給母親，守到夜裡很晚才回家。每次吃飯，他都要自己端到母親床前。但自己生病了，卻不要母親去看他。就在父親最后一次生病住院時，母親到醫院去看望他。父親一看見母親就說:“你怎麼來了？你暈車，以后別來了，我不會有事的。”母親說:“我來看你一眼，你好了我們好一起回去。”

對於工作和家庭的關系，楊善洲有過解答，他說:“一個人老是給自家算，不替別人想，這不是一個共產黨員﹔真正的共產黨員就是要經常給別家算，經常替別家想。”

報恩

老書記一輩子堅守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干革命就干到腳直眼閉”;退休后自找苦吃，鑽山溝植樹造林22年。他的原動力何在？或者說，老書記“初心”如何？

2010年就曾有記者問起類似問題。老書記說，“說實話，‘為共產主義獻身’的道理開始我也不懂，一個農民嘛，說‘獻身’啦、‘犧牲’啦、‘完全徹底’啦，還沒那麼高的思想境界。我家在舊社會是一個‘三無家庭’:無土地、無房屋，甚至無族別，我的爺爺輩，原屬少數民族中的布朗族，因為窮，連個住的地方都沒有，隻好寄住在一個姓劉的大地主家的一片山地上，成為了‘押山戶’，沒有任何權利，連民族歸屬都屬於這片山林的主人——土地改革時，劉家在族別上填的是‘漢族’，我們楊家就成‘漢族’了。”

他接著說:“1950年施甸縣解放，為了保衛新生的人民政權，當時我作為民兵被招進區政府。一次一位領導在會上講，今后的土地要分給廣大的勞苦大眾。對這個說法，我有點懷疑，就舉手提問‘共產黨說話算數嗎？’那領導斬釘截鐵說‘共產黨說話歷來都是算數的！’我說:‘好！那我今天來了，就跟著你們干，一直干到腳直眼閉！’這就是我入黨的最初原因。”

他說，“我楊善洲入黨、參加工作，都是在還‘債’——還共產黨給我們全家的恩情債。現在的年輕人可能理解不了：一個農民沒有土地，等於一個人手中沒有飯碗，那是一種什麼滋味啊。現在我家裡、我手中都有了一個吃飯的飯碗——這飯碗是誰給的？是共產黨給的呀！我不報恩誰報恩？古人說的‘知恩圖報’，一個人連這點都不懂，說得不客氣一點：跟畜生、跟豬狗有什麼兩樣呢？”

其實，老書記還要報群眾的恩情。他多次講過少年時的經歷。1944年滇西抗戰爆發時，楊善洲被拉去前線抬傷病員，與一個叫湯向朝的壯年農民做搭檔。從鬆山前線抬擔架運傷員，除了爬高黎貢山，還要跨怒江峽谷，來回80多公裡。途中，湯向朝怕17歲的他滑下懸崖，用繩索把他拴套在擔架上。每到爬山時，就叫瘦小的楊善洲抬前面，下坡時又叫他走在后面，總把重的一頭留給自己。

保山地區傳統文化厚重，明朝名將鄧子龍征戰騰越的故事，老書記幼小時便耳熟能詳，知恩圖報、是非善惡的種子，早早就種進了他心裡。

理解了老書記的“初心”，知道這“初心”有多麼純粹炙熱，就不難理解他的用權做事——他從未把權力當成自己的，一直秉承著“共產黨的干部不能糊弄群眾”。

他常說，為人民服務不是空喊口號，如果看到群眾的生活沒得到改善，我們就該檢討﹔作為領導干部，我們要為沒有盡到職責而難過，這是每個共產黨員起碼的覺悟。

老書記不糊弄群眾的事例多，大到“讓保山的群眾吃飽肚子”，小到和一村一寨的約定。而上大亮山種樹並無償捐獻，也有一諾千金的原因。老書記告訴我們，自己當地委書記時，家鄉的人也來找過幾次。他就說，你們不要來了，我這個書記不是隻給施甸當，等退休后，我給你們辦件實事——等退休后開過三場座談會，他就拉起人馬上山造林踐諾去了。

遺風

大亮山林場聯營面積有7萬多畝，涉及3個鄉鎮，11個村委會，50多個村民小組，2萬多人。20世紀80年代初期，楊善洲就曾來做過調查。長期亂砍濫伐，大亮山一帶山不長樹、地不產糧，群眾一人種三畝，三畝不夠吃。糧食畝產低，便擴大種植面積，一個村每年開荒50多畝。大亮山山光水枯，群眾吃水要到幾公裡外的地方，人挑馬馱，在太平地、雷打樹等村庄，借水要寫進人情簿，村民結婚，常用幾挑水做賀禮。楊善洲說:“山不綠，地瘦薄，是大亮山的窮根子。”

如今車在林場穿行，郁郁蔥蔥的山林一眼望不到邊，密得牛都鑽不進去。當年的土路都已經硬化了，呼吸著清新微涼的空氣，根本想不出當年禿山荒嶺的樣子。人們不敢相信：偌大一片林場，是一個退休老人帶著人從無到有，一棵樹、一棵樹“造”出來的！2010年，正值雲南省連年大旱，許多地方人畜飲水困難，但大亮山地區因為生態好，受影響不算大。

對老書記造林期間大亮山林場的性質，需要做個說明。林場採取的是“國社聯營”方式：村集體投入土地，林場負責栽樹養護，收益按照國家八成、村民兩成分配。1988年抽調18個人組建起林場，職工工資由財政撥款。也就是說，林場確實不是老書記個人私有的。

那麼，怎麼看老書記留下的這筆林海遺產？有人算賬說，5萬多畝華山鬆大部分成林，總價值3億多，林子每年都在長，真是一筆“山上銀行、綠色存款”！林場周圍的群眾說，水源多、採菌子，林場的好處說不完﹔林業專家說，生態效益無法估量﹔林業干部說，老書記帶了干部群眾綠化荒山的好頭﹔媒體說是精神財富。

老書記倒是沒看那麼重，他又回到報恩的心思上，說：有人說，我種了20多年的樹，已經成材了，根據規定，我可以從中分點錢，一下就成富翁了！可我差的賬要回報的，這幾座山哪裡能還得清？

其實，對老書記這個典型，剛開始當地也有些不同聲音，主要是認為他抓工業不太在行，是個“糧書記、糖專員”，比如煙廠當時沒落戶保山就是一大損失。他的老秘書蘇加祥認為，這個說法有失公允，也有特定的歷史背景。當時楊書記也曾帶著地區專員去跑煙廠的事，但后來省裡領導考慮到保山是雲南糧倉，發展煙草就一定會影響糧食生產，不贊成把煙廠放在保山。

而老書記對糧食和土地的感情，對群眾的關心，人們心裡都有杆秤。

2010年8月20日，楊善洲因患嚴重肺心病住進了醫院。消息傳出后，人們不約而同前來探望，以不同的形式為老書記健康祈禱......

2010年10月10日，楊善洲溘然長逝，終年84歲。他留下遺言：喪事簡辦﹔不接禮品﹔不酬客﹔不鋪張﹔不浪費。根據他的囑托：死后將其部分骨灰運回老家陪伴虧欠一生的妻子，其余的撒向大亮山茫茫林海。

楊善洲的骨灰運往大亮山那天，一些曾與他一起趕過馬的老伙計扶著拐杖，相邀前來，沿途跪送。或許在他們心裡，那一刻楊善洲又回到了身邊，是馬幫裡那個勤懇的趕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