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看·見——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海外中國圖像展”，仿佛走進一條由“目光”構成的時光長廊。300余件（套）海外中國圖像，跨越兩個多世紀，匯聚於此。正如展覽前言所述：“圖像是凝固的歷史瞬間，亦是文明演進的視覺書寫。”

　　展覽分為“遠觀”“凝視”“識見”3個單元。這3個詞，恰好勾勒出外國人“看中國”的目光演變史——從隔海想象的浪漫誤讀，到進場記錄的現實審視，再到共情共鳴的日常感知。我們在今天回望這些圖像，不僅是在看他者眼中的中國，更是在完成一次從“看”到“見”的自我覺醒。

　　最初的“看”，甚至可能並沒有真正看到。19世紀的英國畫師托馬斯·阿羅姆，從未踏足中國，但這並不妨礙他蓬勃的創作欲。他僅依據訪華使團文獻和隨團畫師的作品，便繪制出一系列中國題材圖像，涵蓋山川建筑、生產勞作與日常風俗。

　　托馬斯·阿羅姆筆下的《繅絲女子》。本組圖片由中國國家博物館提供

　　一幅《繅絲女子》描繪了江南女子繅絲勞作的場景，乍看旖旎東方，細看處處“穿幫”：江南繅絲作坊周邊以桑樹、柳樹等本土植物為主，畫中卻出現了熱帶芭蕉﹔人物形象高鼻深目，形似歐洲農婦，服飾也為歐洲樣式﹔茶具是玫瑰紋樣的歐式茶具，十分精致，繅絲女工怕是享用不了。

　　另一幅《大雄寶殿》描繪廣州海幢寺大雄寶殿內景，但畫師對漢字顯然不熟，“畫”出了匾額上的“大雄寶殿”四字，筆畫和結構卻多有訛誤﹔殿中僧人頭戴冠飾、手持權杖，形象更接近歐洲宗教人物或儀典執事，與清代廣州佛寺的主持形象明顯不合。

　　紀實描繪與浪漫想象彼此交織，未曾見過的東方風土與人情，被融入諸多異域想象的細節。這種“遠觀”，本質上是一種文化距離的產物。

　　1840年鴉片戰爭后，不同身份的外國人借助攝影、版畫等方式，記錄下飽經磨難而艱難轉型的近代中國。“在場性記錄”，成為我們回望這段歷史的獨特載體。

　　蘇格蘭攝影師約翰·湯姆遜在1868年至1872年間游歷中國多地，其出版的《中國與中國人影像》四卷本，是目前已知首部刊印中國照片的攝影專集﹔英國攝影師費利斯·比托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拍下了塘沽炮台的殘跡﹔德國攝影師恩斯特·奧爾末在1873年拍攝了一組歷經劫掠焚毀的圓明園照片，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圓明園影像，展覽中那幅《圓明園大水法》，已然可見殘垣斷壁、荒草萋萋。

　　但在動蕩歲月中，文化根脈從未斷絕。美國攝影師懷特兄弟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拍攝了大量古建筑：江南水鄉、頤和園長廊、紫禁城角樓、孔廟石柱……抗戰時期，一批外國友人穿越烽火，記錄了中華民族在烽火中的頑強抗爭，最著名的當屬1938年5月16日的《生活》雜志，封面上的中國士兵，由羅伯特·卡帕拍攝於武漢會戰前夕。

　　“在場性記錄”之所以珍貴，正因為它將歷史“眼見為實”。照片中的建筑、山水、百姓面孔，是光與銀鹽留下的証據。

　　新中國建設的火熱年代、改革開放的奔騰浪潮，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外國攝影師懷著好奇、共情與驚嘆踏上這片土地。

　　德國攝影記者希爾瑪·帕貝爾在1956年4月-7月到訪中國，從廣州游歷至滿洲裡，他說：“我看到他們目標堅定、不屈不撓，在共同意志的驅動下投身於新中國建設中。”

　　亨利·卡蒂埃-布列鬆1958年拍攝的修建十三陵水庫。

　　法國攝影師、現代新聞攝影之父亨利·卡蒂埃-布列鬆曾於1948年年底至1949年來華拍攝，用鏡頭捕捉了國民黨政權潰敗與人民解放戰爭走向勝利的歷史交替﹔1958年他再度來華，定格下十三陵水庫等熱火朝天的建設場面。

　　1979年，美國女攝影師伊芙·阿諾德在中國逗留5個月，行程6萬余公裡。她的鏡頭沒有對准地標與奇觀，而是對准普通人：一位女民兵身穿與草原一樣顏色的蒙古長袍，束著子彈帶，斜背自動步槍，臉上有太陽晒出來的紅潤。阿諾德說：“我想寫一本關於人們生活的書，一本超越我們多年來隨處可見的藍制服和自行車的書。我想深入了解他們的人性，去感受其背后支撐著一切的特質。”

　　杰弗裡·史蒂文1979年拍攝的新婚夫婦。

　　同樣在1979年，新西蘭攝影師杰弗裡·史蒂文來華拍攝紀錄片，他拍下一對甲板上的新婚夫婦，他們手捧鮮花，站在船頭，憧憬著新生活。史蒂文說：“我相信攝影能夠將過去帶入未來。”

　　中文昵稱“老安”的意大利攝影師安德烈·卡瓦祖緹，1982年作為改革開放后的首批外國留學生進入復旦大學，此后長期在中國生活，拍攝了大量中國百姓日常生活的照片：上海市民晾衣服、老城廂茶館裡的閑暇……這些圖像中，“驚心動魄”的觀感漸漸少了，有了一種彌足珍貴的日常質感。

　　從“遠觀”到“凝視”再到“識見”，目光的變遷背后，是中國自身命運的變遷。當中國不再是憑人想象的“東方奇觀”，也不再是任人審視的“衰落帝國”，而是一個在建設中、在開放中、在日常中煥發生機的國家，外國觀察者的目光也隨之從“看個新鮮”走向“識得其味”。所謂“識見”，既是知識與見識，也是情感與共情。

　　走出展廳時，我也在想一個問題：這場展覽的真正主角，究竟是那些外國圖像，還是圖像裡的中國？或許都是，又或許都不是。真正的主題，是“目光”本身——以及我們在他人目光中如何認識自己。

　　展覽結語寫道：“願每一位觀者都能在這場‘看·見’之旅中，回望歷史，感知當下，在多元視角中讀懂一個真實、立體、可感的中國。”讀懂的前提，是自己足夠清晰﹔讀懂的結果，是我們能夠平視——在目光的交匯中，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做一個真實、立體、可感的自己。（蔣肖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