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大罟漁船 圖片由作者提供

《更路簿》中的山水形勢圖 圖片由作者提供

《更路簿》中以浮水洲為中心的航線 圖片由作者提供

在海南島流傳著一句民諺：“有了更路簿，出海賽神仙。”這句朴素的話語，指向一種看似不起眼的手抄本——《更路簿》。它不過巴掌大小，紙張泛黃，字跡潦草，卻是帆船時代海南漁民闖蕩南海的“航海秘本”。“更”，是航程單位，一更約為一晝夜航程的十分之一﹔“路”，指依托羅盤指針方向確定的海上針路航線﹔“簿”，則是代代相傳的手冊。漁民們將航行經驗凝煉成“自大潭過東海，用乾巽使到十二更”這樣的簡短條目，記錄著起點、終點、航向與航程。這部被譽為“南海天書”的民間文獻，承載的不僅是航行技術，更是一套獨特的地方性知識。它是海南漁民在千百年的耕海實踐中，以世代積累的經驗和約定俗成的方式，對南海這片蔚藍疆域的認知與編碼，成為中華海洋文明不可忽視的精神標識，2008年入選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

以海為田的認知圖景

《更路簿》中最能體現地方性知識的，莫過於海南漁民對南海諸島的命名體系。據統計，《更路簿》共記載西沙和南沙群島島礁地名140多個，這套命名體系，是漁民對南海進行“地理編碼”的獨特方式，也是迄今所見較為完整且富有特色的南海諸島民間地名系統。

《更路簿》中的島礁命名帶有鮮明的海南方言特色和生活氣息。有的以地貌特征命名：環礁狀似“圈”或“筐”，礁環上的缺口叫作“門”，島嶼則稱“峙”。有的以海產命名：南屏礁盛產墨瓜參，故稱“墨瓜礁”﹔司令礁形似眼鏡，漁民稱之為“眼鏡鏟”。有的以顏色命名：盤石嶼珊瑚白沙耀眼，因而稱“白峙仔”﹔永興島上過去野貓成群，漁民呼為“貓峙”。這套命名系統的影響甚至遠播海外：意大利人賈科莫·加斯塔爾迪1561年繪制的《亞細亞地圖》中，將永興島記為“PULOO.MJO”，這一地名很可能源自漁民俗稱“貓峙”的音譯。

從文化地理學的視角來看，人對空間的命名，本質上是一個將自然空間轉化為“地方”的過程。當一座島礁擁有了名稱，它便不再只是茫茫大海中無差別的坐標點，而成為漁民認知世界的一部分，成為他們可以辨認、可以記憶、可以言說、可以傳續的“地方”。這套命名體系的存在，從一個側面印証了中國人不僅是南海的早期發現者，也是南海諸島命名的重要參與者。

海洋經驗的知識結晶

如果說地名是《更路簿》的“詞匯”，那麼航線與航行技術便是它的“語法”。《更路簿》中記錄的航線，將南海主要島礁編織成一張較為完整的航路網絡。這些航線並非純粹的理論推演，而是一代代漁民在風浪中反復驗証、不斷完善的實踐結晶。

《更路簿》中尤為值得關注的技術知識，體現在對羅盤的應用上。傳統羅盤有24個方位，每個方位對應15度。但海南漁民在實踐中發現，這樣的精度在暗礁密布的南海往往不夠用。他們發展出“兼針”的用法——在兩個相鄰針位之間再加若干“線”，從而將方位細化為240個，精度提升至1.5度。這種在實踐中摸索出的技術改進，使漁民能夠在暗沙密布的南沙海域相對精准地航行，盡可能避開那些“水淺而多礁”的危險水域。有學者認為，這是海南漁民對傳統航海技術的重要貢獻。

《更路簿》還記錄了對潮汐、風向、海流等自然規律的認知。“流水簿”記錄一年中每天的漲潮退潮情況﹔“惡風”記載台風和暴風雨來臨前的天象預兆。這些知識源於漁民“以海為田”的日常觀察——如同農民關注節氣變化，漁民也需要讀懂海洋的“脾性”。正是這種日積月累的觀察與總結，使《更路簿》逐漸成為一部關於南海的綜合性知識載體。

“站峙”與南海開發的深度

《更路簿》所承載的知識，不僅關乎“航行”，更關乎“生活”。漁民闖蕩南海，並非過路式的短暫停留，而是相對長期的生產與定居。他們在南海諸島“站峙”——海南方言稱島為“峙”，在島上居住生活便叫“站峙”。一般一個島上住2至8人不等，居住時間短則一兩年，長則數年。文昌東郊鎮上坡村的陳鴻柏，曾在南沙群島居住18年。

“站峙”意味著較為深度的扎根。漁民在島上打井取水、栽種樹木、蓋屋棲身、挖池養魚、開荒種田，建廟祭祀。1868年英國出版的相關書籍中就有記載：東島上“一井，乃瓊州漁人所掘”。據史料記載，清末時期海南漁民曾在太平島種植椰子樹約200棵，在西月島、鴻庥島等島嶼上種植椰子樹500多棵。漁民們還形成了相對固定的生產節奏：每年農歷十二月乘東北風南下，至次年農歷四月乘西南風北返，其間每年都有人留島繼續生產。這種利用季風規律、持續數百年的周期性開發，在世界海洋文明史上也屬少見。

這種站峙式開發，離不開漁民對南海的細致觀察與經驗積累——他們知道哪個島有淡水可汲，哪個礁適合捕撈作業，哪片海域在什麼季節有什麼魚汛。這些知識大多未見於官修志書，而是被記錄在《更路簿》裡，通過口傳心授、代代相傳的方式，成為漁民共同分享的地方性知識。《更路簿》是海南漁民“經略祖宗海”的歷史見証之一，承載著他們在南海生產生活的鮮活記憶。

從“地方性知識”到國家主權証據

《更路簿》所代表的“地方性知識”，與現代科學航海知識形成某種互補的關系。科學知識幫助我們認識“一般的海洋”，而地方性知識則告訴我們如何與“這一個南海”具體相處。這套知識體系，是海南漁民在千百年的耕海實踐中，以世代相傳的經驗和約定俗成的方式，對南海進行的認知與編碼。它並非外人眼中不可理解的“天書”，而是漁民代代相傳、日用而不覺的“航海指南”，凝聚著無數前人的智慧與心血。

從更宏觀的視野看，《更路簿》體現了中華海洋文明的一個值得關注的特質：它不是一部征服海洋的擴張史，而是一部與海洋共生、在海洋中扎根的生活史。漁民們並非單純地“征服”南海，而是在南海“生活”——他們賦予島礁名稱，在島上留下生活痕跡，在礁盤上從事捕撈作業，在風浪中積累經驗。這種“耕海牧漁”的生活方式，與陸地農耕文明有著某種內在的精神關聯。如同農民離不開土地，漁民也離不開海洋——他們將海洋視為耕耘的“田”，將島礁視為可以棲身的“家”，將世代積累的航海知識視為安身立命的“傳家寶”。

今天，現代導航技術已普及，《更路簿》的實用功能雖已淡化，但其價值卻愈發受到重視。如今對《更路簿》的研究已從早期的歷史學、地名學視角，拓展至航海史學、國際法學、人文傳播學、數字化研究等多個領域。從法理價值看，《更路簿》在維護我國南海主權和海洋權益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証據價值。在南海爭端語境下，《更路簿》是中國人較早發現、命名、開發、經營南海諸島的民間証據之一。它以民間文獻的獨特方式，記錄了中國漁民在南海生產生活的歷史，為維護我國南海主權提供了值得重視的歷史依據。從文明價值看，《更路簿》是中華海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副院長李國強認為，“缺失《更路簿》，南海海洋文化將是不完整的”，“這一個性鮮明的文化形態是中華海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維護中國南海海洋權益提供了確鑿而有益的歷史証據”。

當翻開泛黃的《更路簿》，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部航海秘籍，還是一個民族與海洋相處的智慧，一種“耕海牧漁”的生活方式，一份對“祖宗海”的深沉情感。據統計，僅瓊海市潭門鎮一地，有記載因在西沙、中沙、南沙群島捕魚和航行中遇難的漁民就有1000余人。這些普通漁民，用生命踐行著“耕海牧漁”的生存方式，用行動守護著他們世代相傳的“祖宗海”。

今年6月8日，是第18個世界海洋日和第19個全國海洋宣傳日。海洋文明的傳承，不僅需要宏大的歷史敘事，也需要像《更路簿》這樣扎根於民間、生長於生活、承載著情感與記憶的地方性知識。它們是海洋文明的底色，讓宏大的歷史敘事有了更豐富的內容，讓抽象的海洋主權有了更具象的依托。如何弘揚《更路簿》所蘊含的開放包容、敢闖敢試、生生不息的海洋文化精神，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課題。 （作者：周俊，系燕山大學文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