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光閣是清代皇帝閱射和殿試武舉之所 圖片由作者提供

【談文繹史】

提起古代科舉，人們腦海中浮現的多是書生苦讀、金榜題名的畫面﹔而說到武科舉，印象則往往停留在舉大石、拉硬弓、舞大刀的武藝較量上。然而，回溯歷史，特別是清朝，武科舉的初衷並非單純的選拔將才。它從上至下，深深扎根於基層社會，關聯著皇權、士紳乃至綠林好漢，成為窺探近代中國基層變局的一扇窗口。

清朝設計武科舉制度，本意是通過統一的考試配合身份獎勵制度，將民間的尚武之才納入國家體系，讓其為國效力。但隨著時間推移，這種制度在不同地域結出了截然不同的果實。晚清思想家魏源曾對當時的文武風氣有過一段生動的描述。他發現，在江南的蘇州、鬆江、杭州、嘉定、湖州等富庶之地，文科舉報名者成百上千，而武科舉考試卻連名額都錄不滿﹔但到了江北的徐州、壽春，或是浙東的處州、金華，情況則完全反轉——這裡文試寥寥，武試卻異常火爆，當地人“征調則爭先，召募則雲集矣”。

為什麼會出現如此巨大的反差？這絕非簡單的重文輕武所能解釋。各地武科舉的風氣往往與當地的社會環境息息相關。在那些應試武科蔚然成風的地區，往往也是民風強悍、盜匪出沒之地。比如浙東沿海地帶，島嶼星羅棋布，洋盜海寇時常滋擾。在官府軍隊無力庇護的情況下，沿海百姓不得不“自籌保衛之方”，家家戶戶購置刀槍，操練拳勇。在這種准軍事化的生活狀態下，民間結社與習武成風。對這些地區的豪杰來說，考取一個武科功名，不僅可以光宗耀祖，更能在鄉土社會中獲得合法的話語權和庇護力。於是，一個特殊而復雜的群體——“武紳”在清代基層社會中崛起了。

太平天國運動后，清朝的軍事體制逐漸崩壞，維持地方治安的重任落到了由地方士紳組織的團練肩上。那些身強力壯、精通拳腳，且擁有武舉、武生頭銜的士紳，自然而然成了這些武裝力量的首領。

他們的身份極具彈性，游走於官、民乃至盜的灰色地帶。據史料記載，在晚清的台州沿海，流傳著“多一武舉即多一盜魁”的說法。這並非說武舉人天生就是強盜，而是因為當地亦民亦盜的現象比較普遍。盜匪為尋求庇護，往往會拉攏甚至脅迫有武科功名的人入伙，尊其為首，以此作為免禍的護身符。

而在更多時候，武科士紳憑借自身的武力和官方身份，在官府與綠林之間玩起了微妙的平衡術。光緒二十年（1894），山東巨野縣發生了一起“奪馬案”。當時，綠林頭目王朋攻打附近的兵勇營地，起因竟是三個當地的武生牽走了王朋的馬匹，交給了兵勇頭領並拒絕交還。這三個武生聲稱是誤將綠林頭領的馬當作官馬牽走。這背后大有玄機——武生們顯然平日就與綠林、官兵有瓜葛，在發生利益沖突后，他們巧妙地利用官方力量來保護自己，展現出在復雜勢力中左右逢源的生存智慧。

到了清末，武科士紳更發揮了緩沖社會矛盾的作用。在義和團發源地之一的山東冠縣梨園屯，有一個名為志合團的十八村鄉團，分為南北兩團，而負責把控局面的團總，清一色是當地的武科世家子弟。

其中，南志合團的骨干張倫元、張際貴、張際霖三人都是武舉人。在那個極其混亂的年代，這三位武舉人展現出了極高超的平衡手腕。在他們的斡旋下，義和團、教民以及官府保持了相對的平衡狀態。

事后，山東巡撫甚至專門感謝這幾位武舉人，認為正是他們居中斡旋，把義和團和天主教的矛盾“管下了”，穩住了地方的局勢。

從台州沿海的“盜魁”，到巨野縣的“奪馬武生”，再到山東冠縣的“鄉團團總”，晚清的武科士紳們在清代的基層社會編織起了一張龐大而柔韌的網。他們既是朝廷在鄉野的功名代言人，又是民間武力團體的實際掌控者。他們用考場上換來的功名，在亂世的江湖中庇護一方、維系著脆弱的秩序。

光緒二十七年（1901），清廷正式下詔，廢止武科舉。這項綿延幾百年的制度就此落下帷幕。它的消亡，固然是因為大刀長矛在洋槍洋炮面前黯然失色，更是因為在近代社會的驚濤駭浪中，它所代表的那套皇權治理邏輯已走到盡頭。武科舉雖然退出了歷史舞台，但那些考場之外的鄉野江湖與武科士紳們，依然在隨后更加激蕩的民國初年，繼續書寫著屬於他們的草莽傳奇。 （作者：廖志偉，系廣東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