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疆壤益廣開郡縣——戰國秦漢時期的雲南”特展在北京大運河博物館（首都博物館東館）開展。

　　此次展覽由首都博物館、雲南省博物館、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辦，匯聚了戰國秦漢時期雲南珍貴文物400余件（組），其中20%為一級文物，多數展品為首次進京展出。展覽通過“星燦雲南”“銅鑄古滇”“歸融華夏”三部分，展示了戰國秦漢時期雲南各族群璀璨多彩的文化，呈現了雲南地區逐步納入中央大一統管轄的歷史進程，成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鮮活例証。

　　走進展廳，濃郁的雲南地域風情扑面而來。首都博物館副研究館員、策展人田辛酉介紹，戰國秦漢時期，雲南分布著“滇”“昆明”“哀牢”“勞浸”等族群，他們相互交往、交流、交融，同時也與中原及周邊地區頻繁互動，創造出燦爛的青銅文明。

　　第一部分“星燦雲南”展出了雲南各部族的生活用具、飾品與兵器。一組鳥形銅杆頭飾和動物造型容器頗具特色，反映了滇西地區“昆明族”的文化面貌。據介紹，這一族群以游牧為主，隨畜遷徙，兼事農業，青銅冶鑄水平較高。

　　雙耳罐是滇西北山地居民的生活用具，便於攜帶，適合山地篝火燒煮。寧蒗干壩子墓地出土的金雙耳罐串珠，超越了日用器物的本意，具有貴重、神聖的意味。

　　曲靖八塔台墓地出土的銅劍及蛇紋銅劍鞘，鞘面鏤空，飾有繁復立體的蛇紋及雲雷紋、圓泡飾，體現了獨特的青銅藝術風格。

　　獨立展櫃中的手持鐵劍銅武士像頗為吸睛。它出土於大理祥雲紅土坡墓地，人物深目高鼻，似戴頭盔，專家認為是多元文化融合的產物。旁邊展示的青銅人物形杖首出土於大理巍山窖藏，人物發型、服飾與手勢都帶有外來文化印記，反映了當地人與外界的交往。

　　據《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生活在滇池區域的滇人是雲南地區眾多族群中最強大的一支，史稱“滇國”。展覽第二部分“銅鑄古滇”以考古發現的豐富文物展現了古滇國的社會百態。

　　貯貝器是古滇青銅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器型，用於儲存貨幣海貝。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的紡織場面銅貯貝器，器蓋上立雕10名女性，中央跪坐一位貴族婦女，通體鎏金﹔旁邊三侍女分別做捧送食盒、執傘、跪坐聽候差遣狀﹔周圍二人，一坐一立，做理線狀﹔另有四人面向中央席地而坐，用“腰機”織布。

　　四舞俑銅鼓同樣出自李家山墓地，鼓面邊緣插飾4個身著盛裝的舞俑形象。四人皆佩戴大耳環和多層項鏈，內著短袖對襟長衫，外著長披風，雙臂戴鐲，前腹佩圓形扣飾，生動展現了古滇人的服飾風格。

　　秦漢以來，中原與雲南地區的交往互動更加密切。西漢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漢軍兵臨滇池，滇王舉國歸附。漢武帝保留滇國號與滇王號，同時設立益州郡，雲南大部被納入漢朝大一統行政體系。東漢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在滇西哀牢故地設置永昌郡，基本實現了對西南夷地區的全部統一及郡縣制統治。

　　展覽第三部分呈現了西南夷融入華夏、中原文化在雲南傳播的歷史進程。銅孔雀燈造型具有雲南地域特色，其設計原理與西漢長信宮燈、雁魚銅燈有異曲同工之妙。陂池水田模型生動展現了中原地區先進水利技術與雲南自然地貌的巧妙結合，是古人因地制宜的匠心縮影。

　　晉寧河泊所遺址是“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出土了“益州”銘文瓦當、大量簡牘和封泥等文物，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土的“滇王之印”等相互印証，証明該遺址為益州郡及滇池縣官署所在。

　　展廳裡展出了河泊所遺址出土的封泥、簡牘和瓦當。“‘滇國相印’與‘益州太守章’封泥同時出土，印証了‘郡國並行’的體系，反映了中央政府的治理智慧。”田辛酉說。益州郡下轄24個縣，展櫃中可以看到滇池、連然、建伶等20個縣的官印封泥，這是中央政權對雲南地區實施長期有效行政管轄的實証。

　　西漢“滇池以亭行”署簡牘為文書傳遞時使用的題署。簡文“滇池以亭行”居中大書，“滇池”指滇池縣廷，是收信地址﹔傳行方式是“以亭行”，即取道鄉亭傳遞郵書，反映出漢代在益州郡已經建立起較為完整的郵亭系統。

　　展覽的結尾，陳列著“益州”雲紋瓦當。這是漢代官署建筑用瓦，為確認河泊所遺址是漢代益州郡的郡治所在地提供了關鍵實証。

　　據悉，展覽將持續至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