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本是冷峻的，需要有溫度的解讀﹔歷史本是沉默的，渴盼有趣味的述說。能夠從事法律史的研究、教學與傳播，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幸事。

1981年，我考入西南師范學院（現西南大學）歷史系。本科學習通史，研究生專攻中國古代史，通過系統的學術訓練，打下了扎實的史學功底。在導師隋唐史專家何汝泉先生的指導下，我嘗試撰寫學術論文，其中一篇論文被《高等學校文科學報》摘錄。這極大地激發起我的學術熱情。

畢業后，我被分配到西南政法學院（現西南政法大學）法制史教研室。為了彌補自己法學專業的短板，我系統自學了法科理論知識。在職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我師從法律思想史專家俞榮根先生，專治中國刑法史。正是在這樣的雙重專業背景下，我逐步探索出一條適合自己的學術路子：睿思以究法理，妙語而傳文化。

做學問，首在勤於思考。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做學問最可貴的品質是善於獨立思考。20世紀80年代，大量西方法學理論涌入中國。一時間，用西方的概念、范疇和理論框架來解讀中國法律史，成了學界的主流。作為史學出身的學人，我總覺得這樣的研究與中國法律傳統有些脫節，是拿西方的標尺來衡量中國的歷史，頗有“鄭人買履”的嫌疑。

為此，我大量閱讀中國古代法律文獻典籍，試圖從歷史脈絡中梳理本土法治資源，從傳統法律文化中汲取歷史智慧。歷經數十年的積累，終於撰成《重新認識中華法系》一書，提出了“諸法和合，以刑統法”“德法合治”等觀點。

做學問，重在社會實踐。

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無疑是深化學術認識的重要法門。20世紀90年代，為了家庭生計，我曾北上銀川、南下深圳打拼。這些經歷看似與做學問沒有直接關聯，卻大大加強了我對法律實踐的認知。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這為我后來開展傳統法律文化傳承轉化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譬如，我曾親身經歷這樣一起案件：一個小偷盜竊2000元后，又將自己的1元零錢放回原處，在老百姓看來這就是犯罪，但該案最終並未被檢察院立案起訴。因為相關法律規定，盜竊犯罪立案標准是2000元，數額不足的只能算違法。此事對我觸動極大，讓我深刻意識到，書本上的法律和生活中的法律是有差距的，立法、執法必須適應本土實際，才能縮小這種差距。由此，我撰寫了《法象萬千：睡龍醒語錄》雜文集，專門批判那些鑽法律漏洞的社會現象。

此外，我注重用田野調查的方法來打通理論與實踐。我曾深入四川汶川、理縣、茂縣等羌族聚居地區，對羌族習慣法進行田野調查。當地羌寨大都建在山上，道路崎嶇，交通不便，再加上高山缺氧，行走困難。白天採訪收集資料，晚上住在羌胞家中，在搖曳的油燈下整理筆記。后來出版的《羌族習慣法》和《鄉土秩序與民間法律》，就是在這些田野筆記的基礎上寫成的。

做學問，經世致用為本。

“文章合為時而著。”再好的學術，如果僅僅是高懸於象牙塔裡的華章，不能對國家有所貢獻，那只能是少數人的自娛自樂。法律史研究的終極目標，就是要讓古人的法律智慧走出故紙堆，推動當代法治中國建設進一步完善。然而，法律史學的晦澀，往往讓大眾望而卻步，怎麼才能讓這門枯燥的學科變得生動有趣，至關重要。

經過多年的摸索，我總結出了一套既可用於教學又可用於研究的“三講法”：用案例講制度，用制度講文化，用文化講人性。試想，若是一上台就說“今天我們來講《唐律疏議》中的戶婚制度”，估計一半聽眾都要打瞌睡。但如果我先講一個唐代女性離婚的案例，再介紹一下唐人“休書”中“一別兩寬，各生歡喜”的祝福語，大家肯定會好奇：古代難道也有“和平分手”？這自然就引出了《唐律疏議》中關於“和離”的法律規定，能夠讓聽眾在故事的懸念中了解古代婚姻制度，明了人性中對公平正義的訴求。這樣層層深入，聽眾不僅聽懂了法律制度，還能感受到背后的人情冷暖。如此，便是“妙語而傳文化”。

正是靠著這套方法，我講的中國法制史入選了國家精品視頻公開課。我還受邀在中央電視總台《法律講堂》欄目主講“中華法制尋蹤”“禮法中國”“孝道與法文化”“清官文化”等系列內容。我曾在節目裡講到《雲夢秦簡》中一樁“爭牛”案，令史通過牛的年齡，准確地判定了牛的歸屬。有個基層法官給我寫信，說他受這個故事啟發，成功化解了一起耕牛走失的鄰裡糾紛。類似的觀眾來信還有很多。這讓我深深感受到，法律史學是有溫度的，完全能夠從書齋走進生活，飛入尋常百姓家。

做學問，貴在持之以恆。

歸根到底，做學問拼的是毅力、比的是恆心。攻讀博士期間，我幾乎將所有工作之余的時間都用來“啃”各種法律古籍，比著尺子一行一行地在蠅頭小楷中尋找史料，謄寫卡片。法文化傳播的工作則更為艱辛。2014年初，央視要錄播《中華法文化》春節特別節目，搭建現場舞台時，我突發腎結石，劇痛難忍。醫生建議立即手術，但考慮到一切准備工作皆已就緒，我決定推遲手術，堅持錄完了節目。

歷史從未遠去，法律自有溫情。從書齋案頭到羌寨山野，從三尺講台到央視熒屏，我始終堅持以睿思撥開歷史迷霧，以妙語傳遞文化薪火。願自己的這份情懷，能像種子般播撒在青年學子的心田，期待有更多的人為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而努力。（作者：龍大軒，系西南政法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