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豐台區人民法院法官聶然，作為法治副校長在學校進行了一次懲戒。

　　今年3月，在北京市豐台區一所中學的會議室裡，聶然身穿法官制服，與學校老師一起，面對學生李飛（化名）及其家長，展開懲戒。事件緣於李飛與同學肖夏（化名）產生矛盾，在網絡上編造並散布針對肖夏的不實信息。校方調查核實后，決定對李飛進行懲戒。

　　“我今天的身份，是學校的法治副校長。”聶然指出，李飛的行為違反了校規，她詳細講解該行為可能引發的法律后果，如侵害他人隱私權、名譽權等。懲戒后，校方反饋，李飛未再出現類似行為，兩個學生重歸於好。

　　法官參與校園違紀處置，有著明確的法律依據。2021年6月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確立法治副校長制度。2022年，教育部出台管理辦法，要求每所中小學至少配備1名法治副校長，協助開展法治教育、保護學生權益、預防未成年人犯罪。

　　在北京市豐台區，由法院派往中小學的法治副校長有52名，覆蓋全區47所中小學及幼兒園。除了定期普法講座，法治副校長還深度參與校園安全管理、指導教育懲戒、調解矛盾糾紛等各項工作。

　　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副院長、教授王貞會說，針對校園糾紛，學校在進行德育教育與校紀處分時，可引入法治副校長進行專業分析與定性，更具權威性、嚴肅性，教育效果明顯，是一種法治化處理校園矛盾的新模式。

　　首都師范大學附屬雲崗小學德育主任劉寶民坦言，以往處理網絡欺凌等“軟暴力”問題時，學校常陷入被動。“這類行為隱蔽性強、取証難度大，處置尺度不好把握。”

　　法治副校長的到來，為學校帶來專業支持和可操作的方法。“他們用法律條文界定行為性質，指導我們收集証據、化解矛盾、開展心理疏導。”劉寶民說，這讓學校老師在處理此類問題時“更有信心，更有辦法”。

　　二十一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指出，設立法治副校長，可有效破解校園治理難題。教師落實教育懲戒權時，存在“不願管、不敢管、不會管”的情況﹔對於學生欺凌等行為的認定與處理，學校急需專業支持，建立有效應對機制。法治副校長以專業力量介入，將法律條文轉化為具體舉措，為學校依法管理保駕護航。

　　王貞會強調，法治副校長制度的設立將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進行前置，是分級干預體系中的關鍵一環，通過專業法治力量的介入，實現對青少年不良行為及風險隱患的“及時發現、及時干預”，將問題化解在萌芽狀態。

　　據了解，豐台區人民法院聯合專業機構建立“學生校園傷害糾紛一站式解決機制”。該機制運行3年來，成功化解相關糾紛74件，平均審理周期縮短23天。

　　“法治副校長的功能作用不止於學校這個層面，具有顯著的‘外溢效果’。”王貞會說，其以校園為核心，將法治實踐與法治理念延伸至家庭與社會。一方面，通過校內的普法宣傳，令學生、教師乃至家長共同受到法治熏陶，實現“從學校反哺家庭法治建設”﹔另一方面，法治副校長參與校園周邊環境治理，協同各方淨化青少年成長的社會環境。因此，法治副校長制度是推動形成家庭、學校、社會、政府、網絡、司法“六大保護”協同發力的重要實踐抓手，為未成年人的全面保護提供堅實的制度化支撐。

　　熊丙奇強調，法治副校長的價值，不僅體現在處理單個糾紛，更在於通過專業指導，將教育懲戒轉化成一堂生動的“法治實踐課”，在解決問題過程中，塑造師生的規則意識和程序正義理念，推動校園形成依法治理的良性氛圍，讓法治理念在潛移默化中成為校園文化的有機組成。（劉胤衡 鄒竣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