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大澂《行書手札》 上海博物館藏

民國年間的僑批、銀信 廣東省博物館藏

陸游《致仲躬侍郎尺牘》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1582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來到中國，此后在華生活了近30年，直至1610年在北京逝世。他對中國的文化風俗有很多有趣的觀察，例如，他發現中國的文人特別喜歡寫信，即便是住在同一個城市甚至住處很近的朋友，也依賴書信交流，而不常見面談話。300年后的晚清文人日記，也能印証利瑪竇的觀察。我們讀晚清楊葆光和吳大澂等人的日記，可以獲悉他們每天都給誰寫信，給誰復信，收到了誰的信……往復之頻繁，令人印象深刻。

中國人寫信由來已久，《詩經》中就已經有書信的記載。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國人發展出獨特的書信文化，其中規范書信寫作的書儀格外引人注目。

一

中國是禮儀之邦，和寫信相關的規矩也很多，這在古代的書儀中多有體現。書儀是指導人們學習寫信的文本，提供了模仿和套用的模板。就用途而言，書儀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專門性的，另一類是綜合性的。

提供每個月份寫信范式的月儀，屬於專門性的書儀。傳世最早的月儀，是傳為西晉書法家索靖書寫的《月儀帖》。20世紀初，在敦煌發現了很多書儀原件，為學者研究古代書儀提供了豐富的文獻資料。我們不妨從唐代的《月儀》來了解月儀的一些套語。三月的套語為：“方今啼鶯轉樹，戲鳥縈林，柳絮驚飄，花飛亂影。”這明顯和三月的氣候景象有關。六月則為：“自從分袂，各處遐方。既阻關山，音書斷絕。”這當然不是說一定到六月份才可以用“自從分袂”這幾句，三月同樣可以寫，因為書儀提供的套語，本可以靈活運用。但像“炎光漸熱”這些和氣候相關的語詞，只能在特定的季節使用。

一個和季節相關的現象，是中國人的節日和時令氣節的關系特別密切，過節時要送禮，不同季節的各種蔬果特產也常是時令禮品。而送禮常要寫信。實際上，和送禮相關的書信是古代尺牘的一大宗。較早的例子便是書聖王羲之的《奉橘帖》：“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宋代米芾有《惠柑帖》存世，帖雲：“芾皇恐。蒙惠柑，珍感、珍感！長茂者適用水煮起，甜甚，幸便試之。余卜面謝。不具。芾頓首。司諫台坐。”這些都是因送禮和收禮而寫的短札。更能全面反映出送禮和書信關系的是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明代中晚期數百位文人寫給徽州文人方用彬的700余通信札，其中很多都和送禮有關。古代書儀中關於送禮時要寫的書信范本不但量多，而且很具體。譬如，元代出版的日用類書《新編事文類要啟札青錢》中，送各種不同的水果時怎樣寫信，收到水果的人怎樣寫回信，都有成例。我們不妨看看贈送荔枝的附信和答謝信怎樣寫。送禮者：“朋舊歸自莆陽，有以側生為惠，絳囊綠葉，渾如新摘，輒分小合，以為從者獻。”答謝者：“丹荔極感分貺，剝之凝如水晶，食之如風雪，乃譜中第一品也。何感如之。”

綜合性書儀涉及的社會面非常廣。正如周一良、趙和平在《唐五代書儀研究》一書中所指出的，唐代的凶吉書儀“幾乎涉及唐代士庶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簡直可以說是唐代士大夫的生活指南，抑或行動准則”。這種綜合性的書儀日后就逐漸發展成為涉及生活各方面、指導人們日常實踐的工具書——日用類書，人們有時仍然將這種日用類書稱為書儀。這裡有兩點值得思考：其一，為什麼書儀能夠演變為日用類書？其二，為什麼有些日用類書仍然稱書儀？在各種形式的書寫中，書信和社會各階層、生活各方面都有密切的關系，適用范圍最廣，所以由教人寫信的書儀而不是其他的文體，發展為日用類書，是極其自然的事。而一些日用類書之所以使用和書儀相關的書名，除了點明其淵源所自，也說明書儀依然是日用類書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二

書儀提供書信的模板和例句，不僅僅是要教人寫信的程序和辭章，更重要的是要以此來規范人們的行為方式。通信起碼涉及寫信者和收信者兩個人，這便涉及社會關系，還涉及如何冠以稱謂。在古代中國，稱謂最不能馬虎，如何稱呼長官、前輩、老師、親友，規矩森嚴。尊卑、長幼、親疏，亦即人的社會關系，都要在稱謂當中適當地體現出來。行為方式也和稱謂相關。中國古人的稱謂十分復雜，故而清代梁章鉅編纂了《稱謂錄》這樣的工具書來供人查用。而寫信用的是書面語，更要注意稱謂的問題。例如在清代，在日常生活中稱母親可以用“娘”“阿娘”（各地方言用語不同），在正式的書信中則通常稱“母親大人”。

我們不妨再以官紳給地方官寫信時的自稱為例。古代的士人不能在自己家鄉所屬的省份當官，一位政府官員回家度假或守喪，居於鄉裡時，就是官紳。官紳在鄉裡寫信給州縣官時，自稱“治愚弟”﹔舉人給州縣官寫信自稱“治教弟”，正途貢生自稱“治晚生”。收信人看到這樣的押署，就能迅速判定寫信人的社會身份。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藏有一封吳大澂寫給丁日昌的信。在寫該信時，為官的吳大澂正在家鄉蘇州，他是官紳，丁日昌則是江蘇巡撫。所以，吳大澂稱丁日昌為“大公祖”（明清士紳對府以上官員的尊稱），自稱“治愚弟”。

稱謂的復雜性在於，它會隨著人物關系的變化而變化。吳大澂是同治七年（1868）的進士，他的同鄉潘祖蔭是那年會試的閱卷官，吳大澂因此對潘祖蔭執弟子禮，寫信時稱對方為“夫子大人函丈”，署款時加敬語“大澂謹叩”，顯得十分恭敬。1887年，吳大澂的三女兒嫁給了潘祖蔭堂叔的兒子后，兩者的輩分關系發生了變化。潘祖蔭寫信給吳大澂不再稱他為“清卿弟”（“清卿”為吳大澂表字），而是“愙齋姻叔大人”（“愙齋”為吳大澂齋號），自稱“侄蔭”。不過，吳大澂在此后給潘祖蔭信中依然稱潘為“夫子大人”，自稱“受業吳大澂”。潘、吳各盡自己的禮數，這也是古人格外重視稱謂的一個例証。

我們可以進一步以《新編事文類要啟札青錢》中的書儀部分為例，看看古代書信中的具禮和稱謂的重要性。在此書的第二卷，有“具禮事要”“具禮事目”的章節。“具禮”即信的開始，寫信人表示對受書人尊敬之語，如“惶恐”“頓首”“稽首”“再拜”等。在“具禮事目”這節裡，寫明了對官員、尊長、輩分稍尊者、平交、卑下者、僧家、道家以及守喪期間者的不同具禮用語。也就是說，寫信時怎樣具禮，有嚴格規矩，不能隨便措辭，否則極易失禮。在“稱呼事要”和“稱呼事目”的章節中，為如何稱呼不同社會身份的人，提供了稱謂的例子。因此可以說，寫信是一個具有指標性的社會行為，體現出很多文化習俗，而指導書信寫作的書儀，正是為了強化社會規范。

正如周一良所言：“書儀實際是《儀禮》的通俗形式的延續，所以唐以后書儀成為居家日用的百科全書。”人們可能會問，古人寫信時難道都參考書儀才下筆嗎？在魏晉時期，書儀是士族的必修課，很多書儀的作者即出自士家大族。據記載，書聖王羲之就曾撰寫過月儀。但在后世，書儀不斷地世俗化。即使有書儀可看，人們也有學習書信寫作的其他渠道，如長輩的指授、他人書信的模范等。

三

朱惠良在《宋代冊頁中之尺牘書法》一文中，通過分析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南宋詩人陸游的一封信《致仲躬侍郎尺牘》來說明，一封形式比較完備的宋代信札，通常包括以下9個部分：具禮、稱謂、題稱、前介、本事、祝頌、結束、署押、日期。

具禮，即陸游在信中說的“游頓首再拜上啟”。稱謂，即寫信人根據自己和收信人之間的關系來稱呼對方，如“老伯”“尊親”“賢弟”等，表示致書人與受書人之間的關系。陸游的信中稱“仲躬侍郎”，用的是官名。題稱，即表示對受書人尊敬的辭令，如“閣下”“大人”“台座”等。陸游信中為“台座”。前介，即本事前的開場白，多敘間闊、瞻仰、起居、恭維、時令等，就像引子一樣。陸游說“時仰”，亦即沒有時間見到您。本事，即信的主要內容。陸游在信中談到，遇到災荒，罹難者眾，這是寫此信希望解決的問題。祝頌，即對受書人的祝福之詞，像秋安、夏安。陸游所用為“崇護。即慶延登”。結束，即結束信函之詞，如“匆匆不宣”。陸游用“不宣”。署押，即署名、押字。陸游寫“游，頓首再拜，上啟”。日期，陸游寫信的日期為“正月十六日”。

古人寫信，並不見得要完全覆蓋上述9個部分。例如有的書信很短，僅一兩行，顯然無法一一寫出。但是再短，通常也會具備最基本的禮數。這和現在發微信不同，后者常常是沒頭沒尾地來一句：“在嗎？”“你好！”即直入“本事”，沒有具禮和稱謂。而古人講話、行事時，絕不會忘記禮數和輩分、地位，這就是禮儀的社會功能。簡言之，書信因要付諸書面文字，就更要通過一些用語來體現“敬”。

寫信過程中，另有平闕制度與“敬”有關。“平”，是指每次遇到收信人的名字或與其直接相關的事件時，需要另起一行，即使前一行仍可寫更多的字。“闕”，是指在收信人名字的前面空出一或兩格，而不另起一行。平、闕均表示尊敬。王國維在《秦陽陵虎符跋》中指出，秦以前的金文沒有平闕之制，秦代“《琅邪台殘石》則遇‘始皇帝’‘成功盛德’及‘制曰可’等字，皆頂格書，此為平闕之始。此符左右各十二字，分為二行，‘皇帝’二字適在第二行首，可知平闕之制，自秦以來然矣”。王國維指出的平闕，是通過書寫格式來展示對國家最高權威的尊崇。該制度后來也延伸至非官方的書信中。

在存世的兩宋以降書札中，平闕的例子不勝枚舉。遲至晚清，親兄弟之間通信，也都用平闕。譬如，吳大澂寫給長兄吳大根的信，就用了平﹔給弟弟吳大衡寫信時，凡是遇到和后者相關的事，必另起一行。他在給比自己地位低的下屬寫信時，也會使用平闕。如他在寫信給比自己小一輩、又是自己的幕僚的尹元鼐時，用平來表示尊敬。可見平闕的使用非常普遍。但是，古人在給自己的妻子和兒孫輩寫信時，很多時候無須平闕。翁萬戈舊藏明代文徵明家書9通，除第一通是寫給妻子的以外，其余都是寫給兒子文彭、文嘉的。在信中，文徵明呼妻子為“三小姐”，二兒為“彭、嘉”，而非他們的字號，也沒有用平闕。從上面所舉的例子不難看出，中國古人寫信，規矩很多且都指向“毋不敬”，使用的情況也很復雜。

平闕的主要功能是表示“敬”，但從文言閱讀的角度來看，有助於明確指稱的對象。古代文人寫信用語簡潔，又無標點符號，有了平闕之后，其中提到的人和事的指向性就非常明確。今人為古代書信做釋文，通常將平闕等去掉，把文字整齊地連貫排列后再標點。但有時，這樣安排容易引起歧義。例如一位已故的著名鑒定家在解讀一通古代尺牘時，因為忽略了平闕制度暗含的指向，便把收信人的活動誤認為他人的事情。

四

古人對寫信的書體選擇也有講究。選擇哪種書體寫信，取決於寫信時的場合、信的內容以及寫信者與收信人之間的關系。楷書多用於嚴肅、正式的場合。《新編事文類要啟札青錢》援引司馬光書儀：“上祖父母書，須用好紙楷書。”如吳寫給母親的信，都是規矩的楷書，而寫給哥哥的信，就可以用行書。

私人書信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報平安，所以稱為“平安家書”。古代醫療條件不及現代，死亡率很高。家人出遠門，令人挂念。加之異地書信傳遞困難，盼望遠方親友的來信，最主要的就是想知道他們是否平安。為了將“平安”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告知收信者，古人常把“平安”二字寫在信封上。

《新編事文類要啟札青錢》引用了司馬光的一段話：“凡人得家書，喜懼相半，故‘平安’字不可缺，使見之則喜。”這段記載與存世的一些信札相合。元代趙孟頫的妻子管道升在家書的封緘處，寫上“安書拜上。道升謹封”。前述文徵明9通家書中，有兩通的信封保存了下來，上面分別寫著：“閏四月八日平安信寄彭、嘉二兒。徵明。”“閏四月廿五日平安信付彭、嘉。徵明。”1969年，考古工作者在上海麗園路朱氏家族墓中發現了9方印章，其中一方是“平安家信”，即專門用來封緘信札時用的，使收信人即便未拆封，見到此印就可放心。

杜甫的名句“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當然也與家書有關。其實，由於交通不便，承平年代傳遞書信也不容易。中國古代驛站發達，但不是用來傳遞民間書信的。宋代以降，朝廷允許官員的私信通過官驛遞送，顯然，官員（包括退休官員）在通信方面要比一般士紳方便多了。前述文徵明9通家書，是1523年春夏間文徵明赴京就職翰林院的途中和抵京后寄往蘇州家中的，這些信全系托人帶回蘇州。他在北上途中寫道：“書寄故鄉何日到？寒兼羈思一時生。”“封題欲寄家人信，何處南帆有便舟？”文徵明在旅途中的感慨如此真切：想家時，沒有人可以馬上把家書交付，只能等﹔即使等到了可以托付的人，家書何時才能送到親人手中也不得而知。文徵明的家鄉蘇州處於京杭大運河經過之地，經濟繁榮，交通便利，他又是知名文士，友朋眾多，即便如此，他寄送家信還如此之難，更不用說那些身在經濟落后、交通不便之地的普通人了。雖然有學者認為，民間信局始於明代永樂年間（1403-1424），即早於文徵明出生幾十年，但此時的信局顯然力有未逮。

光緒年間，山東濰縣收藏家陳介祺由於經濟實力雄厚，他和北京友人通信時，會派專足遞送，費用和在京的友人分攤。上海圖書館藏有陳介祺致王懿榮信札20余通，信封也幸存。從書信的日期和信封所記收信時間來推算，一封信送抵北京大約要8至10天。另一位晚清收藏家顧文彬在任寧紹台道台時，用輪船給蘇州的家人寄信，信件往返隻需4天。

因為民間郵政在晚清有長足發展，陳介祺晚年開始用信局和北京的友人通信。這應該歸結於三點：一是人口的快速增長。在人口稠密地區，交往頻繁，有建立民間郵政的需求。二是西方的郵政體系和觀念入華。三是交通工具改進。在道光以后，送信的機構數量大大增加，除了輪船局的信局，一些有跨地業務的錢庄、票號、洋行也兼辦書信傳遞。1878年，海關也開始試辦郵政。陸胤在《“實用”與“虛文”之間——清季民初新編尺牘教本源流考》一文中指出，1903年出版的竇警凡編撰的《普通應用尺牘教本》，“卷首插有一張銅板印制的‘郵便交通’圖，展示輪船、火車等近代交通工具帶來的郵政便利”。這說明了新式書儀與時俱進的特色。

這些變化也引出下列問題：作為書籍的書儀和實際的寫信實踐之間是否有別？不同社會階層的寫信實踐是否一致？中國的書信文化是否與時而變？要回答上述問題，並不容易。

祁小春的研究指出，存世的一些六朝書信（如王羲之《十七帖》）多經刪削，雖多少保留了一些真容，但不完整，難以作為研究彼時書儀的“原物”。敦煌文獻中有不少書儀，但存世的完整唐代信札極少，難以進行有效比較。趙孟頫一家的存世書信，在書寫格式、稱謂、具禮、封緘方面和元代書儀基本吻合。

書儀作為一種教人寫信的規范文本，雖然為設想的種種場景創作了不同的套語，但現實生活往往更為復雜，所以，書儀和書信實踐幾乎不可能完全符合。書信實踐中呈現的書信規范，應該被視為“實踐中的書儀”。

明清書信中流行的“抬”的格式，就是書信文化發生歷史性變化的結果。晚清光緒年間出版的書儀《尺牘初桄》，在書信的格式中專門講到了“抬”，系要求寫信人在提到收信人或長輩等時，不但要另起一行，而且視情況比其他行高出一字、二字甚至三字（稱為一抬、二抬、三抬），以示尊崇。在宋代的信札中，這一習俗似尚未出現。元代趙孟頫的書信中，隻有在寫到和皇帝相關的事時（如“聖旨”二字），才會抬高一格。到了明清時期，“抬”已經廣泛出現在書信中，以表達對收信人或長輩的尊崇。但這一規范的具體使用卻因人而異。晚清潘祖蔭給晚輩寫信經常用抬。相比而言，他的門生吳大澂和王懿榮則多用平、少用抬。按照《尺牘初桄》，給母親和兄長寫信時，應用抬。而現存吳大澂寫給母親和哥哥的信並沒有用抬，但在給哥哥的信中提到母親時會用抬。這便反映了理想規范與日常實踐之間的差別。

文人士大夫之間的通信，尚無法在禮數的繁簡上一概而論，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書信就更可能出現差異。

近來，一部廣受好評的電影《給阿嬤的情書》引起人們對“僑批”（僑匯加家書或簡單附言）的關注。由於過去的識字率不高，至20世紀60年代，中國還有“代人寫信”的營生，許多早期的僑批正是由讀書識字者代寫的。傳世僑批數量眾多，形式多樣，內容和前述文人士大夫的書札也有一定差別。

即便如此，很多早期的僑批遵循著清代書儀的一些基本規定：信的抬頭高於正文，提到父母或長輩時用闕以示尊敬，自稱或提到自己的名字會“側書”（即寫得比上下的字小且靠右側）以示謙卑。存世僑批多書於晚清至20世紀80年代，這一百年來，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革，通信手段也不斷更新，而聯系著海外華人、華僑和故鄉的僑批，竟仍遵循著行之千年以上的書儀傳統，講人倫，重親情，殊為可貴。 （作者：白謙慎，系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