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銅壺滴漏

清代銅鍍金星晷儀

時間，是顯示事物發生順序和持續過程的概念及參數。它對我們人類的重要性，與四處彌漫而不可或缺的空氣一樣。任何人都無法脫離時間而存在。時間的刻痕，記下我們降臨人世的日子和次第﹔時間的流逝，改變我們人生的場景和歲月﹔時間的綿延不絕，襯托我們生命旅程的短暫及遺憾……

我們生活於時間之中，但時間對我們而言，卻是難以解答的千古之謎。時間以秒、分、時、日、月、年等計量，可那被計量的東西是什麼？

我們其實無法說清時間到底是什麼。它究竟是一種客觀存在，還是一種以虛為實的虛無？進而言之，時間是否只是一種人為的虛構和創造，是人們為把握和說明世界秩序而建構的一種主觀認知體系？追究和回答這些問題，就像手捧一片冰清玉潔而結構精妙的雪花，在你觀察和研究它的同時，它已在你的掌中和指縫間消融，讓你四顧茫然又徒喚奈何。

盡管我們難以科學解答時間是什麼，但它無時無處不在的事實，顯示其無比重要且無法回避，這讓我們不得不青眼相待，哪怕只是對其在既往傳統中的多彩呈現稍加考察和梳理，也可透顯中國人心靈世界的豐富多彩和中華文化的淵博精深。

尊時與惜時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步入農耕文明的國家之一，農業生產需要掌握農事節令，因此古人十分注重觀察天象，逐步形成比較完整的天文歷法。距今三千多年前的殷商甲骨卜辭，就有某些星宿之名和日食及月食的記載。《尚書》《詩經》《春秋》《左傳》《國語》等成書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典籍，已有較多關於星宿和天象的描述，可知天文節令知識在當時已較為普及。顧炎武《日知錄》卷三十“天文條”雲：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天”，婦人之語也﹔“月離於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晨”，兒童之謠也。后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不知者矣。

西漢中期輯錄戰國至漢初文獻的《禮記》，有《月令》專篇，按陰歷十二個月，依次記敘每個月的日月星辰運行、節令氣候變化、動植物生態，以及國家根據時令和物候情況，下達指導生產安排和月中行事的政令。這種政令的制定過程，《禮記·月令》解釋說，在季冬之月，“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月令》“以時系事”，將每月自然節律與社會活動按時間對應編排，其內容豐富而切乎實用。如孟春之月的“月令”：東風吹拂，冰雪消融。蟄虫開始活動，魚兒躍上水面，鴻雁從南方飛來，草木萌發生機。王命布農事，田間郊野，因地制宜，播種五谷。此月之內，禁伐林木，禁毀鳥巢，以保護樹木和幼鳥生長。此月，勿聚集眾人，勿興兵打仗，以不妨礙農事。

作為我國較早系統把握自然時令和物候生長關系、指導民眾生產和生活的著述，《月令》因合乎自然節律和切乎實用的功能引起廣泛重視。同時期和此后，還涌現不少類似的著作，有些直接以“月令”命名，如東漢有《四民月令》，唐代有《唐月令》，明代有《廣月令》《養餘月令》，清代有《御定月令輯要》等。這不僅反映了古代先民“順天應人”的時令觀念，也反映出他們對節候時間的觀察研究已達到相當深入細致的程度。

中華民族具有尊重客觀規律的傳統。班固在《漢書·河間獻王傳》裡，便提出“實事求是”的理念，唐代顏師古為其作注說：“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這在歲時觀念上表現非常明顯，《周易·艮卦》爻辭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漢書·李尋傳》亦說：“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

尊時，不僅是中華兒女日常生產生活遵循的共識和原則，文人在著述中表達的客觀時間，也力求規范和准確。譬如，《庄子·逍遙游》雲“朝菌不知晦朔”，意為生命極短的菌類植物根本不知道一天的時光。鮑照《玩月城西門廨中》詩句“三五二八時，千裡與君同”，這裡“三五”指小月的十五日，“二八”指大月的十六日，此時月亮正圓，清輝朗照，彼此相隔千裡，仍沐浴同一片月光。蘇軾《前赤壁賦》的開篇之語“壬戌之秋，七月既望”，不僅交代了具體的年和月，還以古代歷法的專用術語“既望”，點明日期為該月的十六日。凡此種種，均表明中國人有較強的時間觀念。

中國文化講究遵守時間，更強調愛惜時間。《論語·子罕》有句名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孔子面對滾滾東逝的河水，發出時光歲月就像河流一樣晝夜奔騰不息的浩嘆。這是他作為一位曠世哲人，對宇宙浩渺、人生有限的感慨，更是對韶華易逝、時不我待的自警。康有為《論語注》闡釋此句意義說：“天運而不已，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運乎晝夜未嘗已也，往過來續無一息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

這種珍惜寶貴時光、奮發自勵自強的思想，如陽光普照大地，在中國文化的沃野和莽林裡，到處可見其耀眼的光芒和搖曳的倩影。日月如梭、光陰似箭、爭分奪秒、隻爭朝夕、見縫插針、席不暇暖、轉瞬即逝、雷厲風行、通宵達旦、夜以繼日、寸陰尺璧、囊螢映雪……這些成語典故，無不凸顯中國人的惜時精神。

“黑發不知勤學早，白頭方悔讀書遲”﹔“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這些告誡人們惜時的諺語和詩句，如穿越千年的晨鐘暮鼓，至今仍在中華兒女的心頭回響。

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

我生待明日，萬事成蹉跎。

世人若被明日累，春去秋來老將至。

朝看水東流，暮看日西墜。

百年明日能幾何？請君聽我明日歌。

明代詩人錢福在《明日歌》裡以自己切身感受為例，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勸告世人珍惜每一天，不要蹉跎歲月、在等待明日中浪費寶貴光陰。這使我想起現代美學大師朱光潛先生所說的“此身、此時、此地”的“三此主義”：此身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就得由此身擔當起，不推諉給旁人﹔此時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就得在此時做，不拖延到未來﹔此地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不推諉到想象中的另一地位去做。這種“做人信條”，可說是中華文化務實惜時精神的生動演繹。

短暫與永久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如周流不殆、善利萬物的水流，既能夠蓄勢而動，又善於隨物賦形。需要激流勇進時，它如三峽湍流澎湃向前﹔需要休養生息時，它似西湖靜臥碧潭如鏡﹔需要且行且停時，它若潺湲溪流，悠揚隨意而曲盡變化。

如果說上述尊時與惜時的理念及作為，主要偏向儒家積極濟世的立身主旨﹔那麼這裡所談短暫與永久的意識及行為，則更多靠近道家虛靜澄懷的做人態度。如果說前者在亦動亦靜的人生跋涉中，更多傾向於“動”﹔那麼后者在亦動亦靜的人生旅程裡，則相對接近於“靜”。

《庄子·知北游》雲：“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這是說，人生在世只是天地間的匆忙過客，如駿馬躍過狹窄空間一樣短暫，剎那而已。庄子站在天地遼闊、歲月悠長的廣袤時空背景上，甚至認為人長壽也好，短命也罷，其實沒有多大區別，不過都是瞬間罷了（“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

時光悠悠，人生短暫，庄子對時間與人生關系的看法，在中國文化裡頗具代表性。早在《詩經·曹風·蜉蝣》裡，便有“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的詩句，描繪蜉蝣朝生暮死的短促命運，傳達詩人因人生短暫而憂心忡忡的慨嘆。晉朝傅咸的《蜉蝣賦》，承續蜉蝣“不識晦朔，無意春秋﹔取足一日，尚又何求”的話頭，仍是抒發人生短促的憂愁。宋代蘇軾《前赤壁賦》中“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將人類生命在自然宇宙中的短暫和渺小，表現得沉郁頓挫，感慨遙深。

這種感慨在中國詩歌的璀璨天空中，如繁星閃爍，令人目不暇接：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屈原《離騷》）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

人生若塵露，天道邈悠悠。（阮籍《詠懷·其六十二》）

長繩難系日，自古共悲辛。黃金高北斗，不惜買陽春。石火無留光，還如世中人。即事已如夢，后來我誰身。（李白《擬古十二首·其三》）

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李白《將進酒》）

自然時光的無窮無盡，愈發映襯人生歲月如朝露般轉瞬即逝。杜牧《池州送孟遲先輩》詩句雲：“人生直作百歲翁，亦是萬古一瞬中。”面對這種與生俱來的窘迫壓力，諸如儒家人生態度昂揚者，更多張揚“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老驥伏櫪，志在千裡”的思想，在充分珍惜和利用時光中提高人生的效率及價值。與此不同，不少偏向道家或隨著年歲增長轉向道家人生態度者，則從儒家編織的客觀社會時間的羅網中掙脫出來，更多重視主觀個體生命意識對時間的感受和體驗。《庄子·齊物論》雲：

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

這是對那些被欲望和俗念困擾、終日陷入名利和外物之爭者的諷刺，也是對他們終日忙碌、身心受到折磨狀態的否定。《庄子·養生主》說：“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在庄子看來，做善事不去貪圖名聲，做惡事不要觸犯刑律，就像任督二脈遵從自然中正之路周流不息一樣。這樣可以保護自身、保全天性、不給父母留下憂患、贍養親人，就可以終享天年。

於是，撇開世事的紛擾、擺脫名利的紛爭、拋卻歷史的沉重、看破未來的虛幻，強調重視現實，著力把握住當下感性生活，成為許多人生存的常態選項。我們在相當多的傳統詩詞中，可以見到這一選項的音律和韻腳：

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陶淵明《游斜川》）

爾恐碧草晚，我畏朱顏移。愁看楊花飛，置酒正相宜。歌聲送落日，舞影回清池。今夕不盡杯，留歡更邀誰？（李白《宴鄭參卿山池》）

人生百年內，疾速如過隙。先務身安閑，次要心歡適。（白居易《詠懷》）

巫峽迢迢舊楚宮，至今雲雨暗丹楓。微生盡戀人間樂，隻有襄王憶夢中。（李商隱《過楚宮》）

當然，也有眼光高遠博大者，雖然從廣漠無垠的時空中見到人生苦短、繁華難久，但不是失望消沉、及時行樂，而是反其意而用之，拓展出別開生面的新境界。初唐詩人張若虛《春江花月夜》有名句：“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詩中的人生，已不是指一個個個體生命，而是指代代相傳、難以窮盡的人類生命旅程。這就大大超越了對個體生命有限的抱憾和悲嘆，而是轉化為對世代相續的“大人生”的肯定和禮贊。其中盡管隱含悵惘和感慨，卻充盈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透顯出寬闊的胸襟和深沉的哲思。

說到超越具體時間，不能不提“爛柯忘歸”的典故。南朝任昉《述異記》、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均記載，樵夫王質入山伐木，遇幾個童子弈棋，觀棋片刻后欲回，發現木頭斧柄朽爛，歸鄉時人間已歷數代。這自然只是一個傳說，但其所蘊含“山中一日，人間百年”的時間觀念，在中國文化的長河中卻激起無數浪花：

主人善止客，柯爛忘歸年。（錢起《過瑞龍觀道士》）

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翻似爛柯人。（劉禹錫《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

兩客爭棋爛斧柯，一兒壞局君不呵。（黃庭堅《記夢》）

還家常恐難全璧，閱世深疑已爛柯。（陸游《東軒花時將過感懷》）

洞裡仙人笑客痴，斧柯爛卻忘歸時。人間宇宙無窮事，隻似山中一局棋。（張以寧《衢州詠爛柯山效宋體》）

凡此種種，如《淮南子·原道訓》所言“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表現了古代先賢對時間悠長的敬畏，對世道變遷的敏感，以及對人事難料的洞悉和擔憂。

這種既超脫於自然時間、又迥異於人間實際時間的認識，或許可稱之為主觀相對論時間。它不同於客觀時間，是人們的想象創造，在古代詩詞中卻不乏山鳴谷應的回響：“自是人間一周歲，何妨天上隻黃昏”（崔涂《七夕》）﹔“洞裡仙人方七日，千年已過幾多時”（張聯奎《七夕》）﹔“黃塵清水三山下，更變千年如走馬”（李賀《夢天》）﹔“笙歌暫向花間盡，便是人間一萬年”（曹唐《小游仙詩》）﹔“長空淡淡孤鳥沒，萬古銷沉向此中”（杜牧《登樂游原》）……這些詩句中，蘊含著對自然時空亙古往復、永久運行的崇拜，以及對道家主張順時而動、適可而止的認同，也寓意著人們希望忘卻時間流逝和世俗糾紛的煩惱，追求心靈和精神的自由飛翔。

崇古與開新

人生最大的遺憾，莫過於生命的一次性和生活的不可重復性。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說：“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這表明時間作為宇宙中單向行駛的標識，始終處於變化運動之中，也說明人生旅程乃至整個歷史演進所持的是一次性船票，即過即逝、用過即廢。我們把已經逝去的稱作過去，尚未到來的稱作未來，停留於當下的稱作現在。

盡管時間從未片刻停留，當下轉瞬成為過去、未來即刻變為現在，但這並不妨礙我們把時間劃分為過去、現在、未來三個部分。

以儒家思想為主干的中國文化注重務實和現實人生。在對時間之軸的把握上，中國人一般不對未來作過度的馳想，而是更多注重腳踏實地，立足現實，鏡鑒歷史，努力做好當下，迎接美好未來。中華文化更信奉：不負昨日事，不枉今日景，才能走好明日路。這種對過去、現在、未來三者關系的理解和實踐，使中國人在著力做好現實的前提下，一方面珍視歷史，認為“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另一方面又看重開新，相信“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崇古的思想，早在春秋晚期孔子墾拓中國文化原野時，便埋下生命力旺盛的種子。《論語·述而》篇雲“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所說“好古”，主要指祖述堯舜周公，尊崇古代先王之道，表達他傳承聖人經典而不妄自獨創，篤信古道而好學不倦的態度和精神。顯然，孔子的“述”和“作”，即他的文化意識和文化關懷，或者說他對文化闡釋的原則性要求，總體傾向於文化繼承，傾向於尊重古人智慧。

這種崇“古”的傾向，在中國文化傳統中頗有勢力。尤其每當人們對現實文化發展不滿時，往往回眸過往，從歷史中尋求矯正的路徑。被譽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的唐代古文運動，提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明代復古思潮等，均在中國文學史上產生較大影響。至於日常俗諺如“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世道衰微，今非昔比”“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羲之書法晚乃善﹔庾信文章老更成”，以及古道熱腸、老馬識途等成語，都彌散著尊古的氣息。

古往今來共一時，人生萬事無不有。（杜甫《可嘆》）

千古雄文造聖真，眇然幽思入無倫。（王安石《揚子》）

收拾從來古錦囊，今知老將敵難當。（黃庭堅《將次施州先寄張十九使君》）

莫言諸葛成何事，萬古忠言第一流。（胡安國《赤壁》）

古人學問無遺力，少壯工夫老始成。（陸游《冬夜讀書示子聿》）

萬古長不磨，雲山並煙水。（趙公豫《廿四橋》）

這些信手拈來的詩句，無不透顯出先賢對古時、古風、古人、古物的敬畏和推崇。

在崇古的同時，中華文化又十分注重開新。《詩經·大雅·文王》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大學》指出，此句之意與《盤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和《尚書·康誥》“作新民”相聯系。鏤刻於商朝開國君主成湯浴盆之上的《盤銘》，以每天洗澡除垢保潔的日常之事，提醒自己每日以德潤身，才能不斷進步和興旺。“作新民”指教育感化使人不斷自新。宋代理學家程頤說：“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河南程氏遺書》）這種“日新”思想，是一種人生智慧，也是一種治國理念，它使中華文化具備與時俱進的可貴品格。

中國古代詩文創作，反映這種“日新”或曰“開新”思想的佳句，雖非卷帙浩繁，卻也俯拾即是：“舊來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詩誰與傳”（杜甫《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旌幢獨繼家聲外，竹帛新添國史中”（張籍《送李仆射愬赴鎮鳳翔》）﹔“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劉禹錫《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其四》）……其中最為出類拔萃者，無疑要數清代趙翼《論詩五首》的前兩首：

滿眼生機轉化鈞，

天工人巧日爭新。

預支五百年新意，

到了千年又覺陳。

李杜詩篇萬口傳，

至今已覺不新鮮。

江山代有才人出，

各領風騷數百年。

趙翼吟詩作文，強調“詩文隨世運，無日不趨新”，反對人雲亦雲，陳陳相因。他以“矮人看戲何曾見，都是隨人說短長”為喻，諷刺文壇抱殘守缺的現象，在《讀杜詩》中說：“不創前未有，焉傳后無窮。”他標舉獨抒性靈、勇於創新的主張，與龔自珍的“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己亥雜詩》）一起，呼喚沖破死氣沉沉的僵局，開創一個生機勃勃的新局面。

崇古與開新，看似矛盾對立，實為事物相輔相成發展的兩個方面。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創新，實質是返本開新、推陳出新，即當下常說的守正創新。

中國文化裡的時間是一個內涵豐富的話題，仿佛曲徑通幽、逶迤延展，總是給人觀賞驚喜的古代園林。以上漫步，只是游覽部分景點，還有時間的秩序、時間的錯置、時間的超越、桃花源時間等諸多佳境沒有涉足，待他日再作探尋。 （作者：錢念孫，系安徽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安徽省文史研究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