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著作：《小說史學面面觀》

　　陳平原著作：《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增訂本）》

　　陳平原著作：《文學如何教育》

　　陳平原著作：《有聲的中國：演說的魅力及其可能性》

　　陳平原著作陳平原著作：《AI時代的文學教育》

　　近期，陳平原、夏曉虹向首都圖書館捐贈圖書1.3萬冊。圖片源自首都圖書館

　　近幾年，隨著人工智能技術飛速發展，社會上出現了“人文學科無用”的論調，引發各界持續討論。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一級教授陳平原認為，在技術變革的時代，應當重申人文精神珍貴的詩意、溫情與想象力。近些年，在《文學如何教育》《花開葉落中文系》等著作中，他探討中文傳統、人文精神，主張人文學“壓艙石”的作用﹔在《大學的讀法》《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等書中，他將思想的脈絡延至大學之道及教育改革﹔《AI時代的文學教育》一書，他召集一眾學者共同思考人工智能時代文學的現在與未來。近日，本報專訪陳平原教授，請他分享“一位人文學者的觀察與思考”。

　　人文視野下的文學教育

　　記者：多年來，您一直關注中文傳統、文學教育等議題，相關討論還曾結集成《文學如何教育》一書。百年來，我國文學教育的重心是什麼，有哪些利弊得失？

　　陳平原：所謂“文學教育”，既指向大學裡的文學類課程，也包含中小學的語文課堂。二者教學宗旨及講授方式不盡相同，但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相對於此前刊行的兼及學問體系、學術潮流、學人性格與學科建設的《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文學如何教育》的特點是，雖仍以大學為主，但兼及中小學，更重要的是，將歷史溯源、文化批評與教育實踐結合起來。宗旨是追求理論性與實踐性的統一，結構上則兼及專業論文與學術隨筆﹔至於十個專題的設置，蘊涵著我對“人文視野下的文學教育”的整體想象以及自我限定。

　　在《文學如何教育》的“自序”中，有一句話頗能代表我的基本理念：“作為一名文學教授，反省當下中國以積累知識為主軸的文學教育，呼喚那些壓在重床疊屋的‘學問’底下的‘溫情’‘詩意’與‘想象力’，在我看來，既是歷史研究，也是現實訴求。”這一學術理念，蘊藏著20世紀80年代的理想與激情，以及90年代學問與政治的張力，跟今天已經充分專業化、學科化、工程化的主流學術，有不小的距離。

　　記者：你曾任北大中文系主任，且出版過《花開葉落中文系》，您常談到的中文人的氣質與情懷是什麼？

　　陳平原：我眼中的“中文系”意涵相當復雜，既是一種教育機制，一種學科設置﹔也是一種組織文化，一種學術精神﹔還是一種象征資本，一種社會關系——或籠統地說，是一切與中國語言文學教育相關的人與事。謝謝你提及《花開葉落中文系》，那不是學術著作，是隨筆集，但寫得很用心。其中追懷與描述的，多是直接接觸過的師長，以北大中文系為主，擴展到整個中外學界。只是寫誰不寫誰，全都因緣湊合，事先沒有規劃。

　　至於中文畢業生的精神氣質，我想起十多年前接受《錢江晚報》記者專訪，其中有這麼一段：“中文系出身的人，常被貶抑為‘萬金油’——從政、經商、文學、藝術，似乎無所不能﹔如果做出驚天動地的大成績，又似乎與專業訓練無關。可這沒什麼好嘲笑的。中文系的基本訓練，本來就是為你的一生打底子，促成你日后的天馬行空，逸興遄飛。有人問我，中文系的畢業生有何特長？我說：聰明、博雅、視野開闊，能讀書，有修養，善表達，這還不夠嗎？當然，念博士，走專家之路，那是另一回事。”

　　記者：當下，許多人文及社會學科都在嘗試打破壁壘，進行跨學科對話，探索融合發展的路徑。您如何看待這種學術現象？

　　陳平原：三年前我寫過《“新文科”視野中的“現代文學”》，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今天談論“新文科”，很多人基於對現有學科體系的不滿，希望重繪知識版圖。這裡包含學術中心轉移、文化霸權爭奪以及文藝復興前景的預設，不純然是知識層面的考量。具體到文史哲，研究者大都會強調以下兩點：第一，眼下中國實行的這一套學科體系以及相關的概念術語，乃百余年來西方學術及教育制度傳入的結果﹔第二，在西學東漸以前，我們有自己的知識體系與分類方式。其實，還有第三句話沒說出口，那就是，隨著這一套西式學科體系的強勢推行，人文學被邊緣化了。但我沒有那麼樂觀，主張謹慎行事，將個體性的學術探索與體制性的教學實踐分開，后者移步變形，力爭在與現有學科的對話中，不斷拓展空間。至於前者，則不妨借“新文科”的東風，重新調整自己的學術姿態，兼及外部觀察與內在體驗，凸顯技術含量與生命情懷，實現經典化與戰斗性的統一。

　　大學之道的中國經驗

　　記者：您長期關注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曾在北京大學主持“大學研究”課程，對於中國的大學教育，您思考的重點是什麼？

　　陳平原：2015年4月我在國外大學做專題演講，之所以選擇“大學”而不是“文學”作為講題，是考慮到聽眾來自不同院系，更有感於國外民眾及學界對中國大學的嚴重誤解：“最近十六年的爭創一流與大學擴招，二者高低搭配，各有各的道理。身在其中者，很容易發現諸多積弊，因而怨聲載道﹔但若拉開距離，其雄心勃勃與生氣淋漓，還是很讓人懷念的。”這不是政府安排的外宣，是我自己的獨立判斷，自認為講得不錯，聽眾反應也很好。

　　又過去了十年，有不少新的話題與收獲，去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刊行《大學的讀法——中國大學的理念與實踐》，那是我近三十年大學論述的“精選集”，內容上強調“大學之道”，注重中國經驗，在與歷史的對話中，展開“大學文化”以及“教育理念”的思考與實踐，文體上則依舊保留此特點，兼及論文與隨筆。各文兼及大局與細節、史實與理論、考証與闡釋、嚴謹與趣味等，但在學術功力與問題意識之間，明顯傾向於后者。

　　記者：對比傳統，對於現代中國的“大學之道”，您有哪些新的體會？

　　陳平原：1998年北京大學百年校慶，我既出版帶有懷舊色彩的《老北大的故事》，也撰寫面向未來的《大學之道——傳統書院與二十世紀中國高等教育》，其中提及：20世紀中國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為徹底的，當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今日中國大學，其價值趨向與基本路徑，乃舶來品的UNIVERSITY，而非古已有之的太學。因而，盡管教育史家喜歡談論“四千年的中國大學教育”，古今中外“大學”的巨大差異，依然使得二者很難同日而語。這其實正是本世紀中國大學教育的困境所在：成功地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卻談不上很好地繼承中國人古老的“大學之道”。

　　面向21世紀，毫無疑問，現代大學仍是主流。問題在於，傳統的書院教育，是否能為我們提供某種思想資源？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具體細節不說，我想強調的是整個學術思路的轉移，即21世紀的中國大學，不應該只是“歐洲大學的凱旋”。

　　這只是一篇專業論文，角度相對單一，此后我還有許多論述，比如《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大學》（2005）、《全球化時代的“大學之道”》（2009）、《中國大學“雙循環”的必要性與可行性》（2021）等。

　　記者：人文學特別注重厚積薄發，當下，青年學人怎樣平衡自身學術志趣與項目化管理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

　　陳平原：對項目化管理與量化考評制度的辨析，我寫過若干文章，最近一則是《人文學項目化管理的利與弊》（2022）：目前的制度設計，主要著眼點在建立各種關卡，防止營私舞弊，可不知不覺中，演變成為鼓勵穩妥的選題、均衡的思考、平庸的表達。太個性化的探索，很難被接納。所謂慧眼識英雄（尤其是在其沒有盔甲與標旗的時候），不是那麼容易的﹔更何況，一個人說了不算，還必須有好幾個伯樂湊在一起。而真正的一流人才，很可能不屑於或沒能力填好如此復雜的表格。不能埋怨評審者有眼無珠，而是你走得太前了，且仍在探索中，論証不夠嚴密。審讀每份申請表格的時間那麼短，評審者當然只能根據自己的立場與思路來做判斷。了解這一點，你就很容易明白，再好的制度設計，也都不能保証“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基於這一判斷，我才會再三申訴，希望有關部門在嚴格管理，杜絕各種弊端，保証撒下的每顆種子都開花結果的同時，預留一定的自由探索空間，選擇/允許一小部分人不計前程，全憑個人直覺與興趣，放手一搏，說不定哪天會有意想不到的大創獲。

　　記者：您曾說，大學必須適應技術迭代神速、世界日新月異的變化，不斷調整自己的辦學宗旨、學科體系、教學方式，以及培養目標等。還做出了預判，“我們正面臨‘大學’這一人類社會極為重要的組織形式發生根本性蝶變的前夜”。您所說的“蝶變”是什麼？

　　陳平原：這是我前年11月在“慶祝中山大學100周年大會暨創新發展論壇”上發表的主題演講《現代中國大學的使命與願景》中的說法，思考的前提是“隨著人工智能的突飛猛進，對於古老的以傳授知識、培養人才為己任的大學——尤其是其中的人文學，構成了巨大挑戰”。可與之相對讀的是，那年年初我在《讀書》雜志發表的《中文系的使命、困境與出路》，后者基於一個具體而微的觀察角度，談論對於當代中國人文學來說，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如何交錯施壓、疊加影響——尤其“從換筆運動、數碼時代到ChatGPT”那一節，更是帶有預見性。這也是我去年之所以不自量力，主編《AI時代的文學教育》的重要原因。

　　AI時代的學養、心情與趣味

　　記者：2025年元旦，您曾在本報刊發《人文學科要做好迎接人工智能挑戰的准備》一文。這裡，能否請您再展開分析，人文學科面臨的挑戰有哪些？

　　陳平原：那則短文刊出時，編輯覺得意猶未盡，征得我同意，補充了我在《中文系的使命、困境與出路》中的一段話：“然而，若不是從社會評價的角度，而是著眼於個人修養以及氣質形成，比如閱讀經典的能力，洞察世界的幽微，理解人生的苦難，培養人性的高貴，人文學科還是有一些品質是ChatGPT所不具備的”——這個“光明的尾巴”，原先就有的，也是我撰寫那篇文章的初衷。

　　緊接著，我在2025年2月12日《中華讀書報》上發表《AI時代，文學如何教育》，此文在學界引起很大反響，北大出版社於是邀我主編《AI時代的文學教育》。這本去年8月面世的小書，分成以下四輯：“AI與人類命運”“AI與詩文寫作”“AI與人文教育”“AI與課堂教學”。我在出版感言中稱：“沒人指望一本小書能解決如此重大的時代課題，但如魯迅所言‘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這一點，我以為我們做到了。”友人看完此書，半開玩笑，說你們“敢於直面的”，不是“慘淡的人生”，而是“慘淡的人類”。

　　記者：人工智能技術的突飛猛進，確實對於文科形成了巨大挑戰，甚至催生了“文科無用”論，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陳平原：AI的挑戰，不限國家、民族、文化、階層，也不限專業，全人類都必須認真面對。其實，在我看來，人文學的處境還相對好些，且不無退路。這方面的思考，我好多篇文章提及。另外，我甚至有一個大膽的預測：AI時代，以往需要長期培訓才能進入的“高宅深院”（專業、技術），其重要性越來越被idea取代。本就情感細膩、想象力豐富、喜歡異想天開的人文學者，通過駕馭AI或與其他專業學者合作，說不定也能抓住機會，打一場精彩的“防守反擊”。

　　記者：面對諸多挑戰，人文學科可以做哪些准備？您認為，人文社會學科有哪些品質是人工智能所不具備的？

　　陳平原：這話題實在太大了，一時半會說不清。而且，我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體會。就算是一得之見，請看我去年的兩段話：“若問今后的文學教育，最要緊的是什麼，我以為首先是感動自己、愉悅自己、充實自己。所謂思接千古，馳想天外，與古今中外無數先賢感同身受，這裡需要技術，更需要學養、心情與趣味。”“在一個到處充斥著AI神話、越來越玄幻、越來越魔幻的世界中，保留某種對於鄉土、方言、食物等具身性的接觸、了解與迷戀，我認為，這是當代人自我救贖的重要途徑。”（陳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