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昔陽縣鐘村墓地是黃土高原東部發現的夏商之際極為重要的墓地。墓地發掘了5座墓葬，每座墓葬中的男性均頭系扇貝。這是目前發現最集中的頭系扇貝人群墓葬。

　　在此之前，鄭州商都遺址書院街墓地出土了扇貝形金覆面、銅覆面，朱開溝遺址二裡崗上層文化墓葬出土了銅扇貝，老牛坡也發現了銅質扇貝。此外，河北磁縣南城村遺址、河南登封南窪遺址、山西呂梁后石村遺址等地也發現了頭系扇貝墓葬。若將呂梁、登封、磁縣、鐘村等地的“扇貝”類遺存視為同一時期，可見其與中原中心區的密切關系。

　　分析一個墓地通常從幾方面入手：首先是墓地與居址的關系。如果墓地的選址與一個大型聚落相關聯，且居址與墓地的文化因素相同，那麼這個墓地的人群在該區域有著長期的生產和生活。從更大的范圍看，如果這種關系在夏商時期中心區與非中心區普遍一致，則表明中心區文化對非中心區的長期滲透過程。其次是墓地的布局。若其呈現出有意識且規律性的布局，並與中原中心區相一致，則暗示著某種共識的存在。在墓地中，墓葬的形制、規模及層級與中心區的優先認同，構成了政治認同的重要部分。同樣，隨葬品的組合也體現了強烈的有意識行為，若其與中心區保持一致，則可視為對中心區的政治認同。

　　然后是特殊隨葬品的問題。從夏商墓葬中反映出的墓主人對綠鬆石、玉器、瑪瑙、海貝、扇貝等物品的偏好來看，這顯然是一個長期存在的文化現象，並已形成穩固的文化傳統。這些物品的價值沒有孰重孰輕，都是奢侈品的符號。形成文化傳統的“奢侈品喜好”背后實則蘊含著政治與國家認同的雙重因素。

　　在夏商時期，共同遵循的禮制內容、禮制的完善程度，以及基層社會如何貫徹這些禮制，都是衡量社會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鐘村墓地出土了管流陶爵，這種器物與陶罐等日常用品有所不同，它直接承載了禮制。晉南、晉中地區均有管流陶爵的發現。目前，這類陶爵的發現地點中，距離二裡頭最遠的是內蒙古大甸子遺址。若將這些禮器背后的共同文化現象定義為政治認同，那麼夏王朝的政治疆域在某個時期可能相當廣闊。

　　使用管狀流禮器的人群之間未必存在血緣關系，但頭系扇貝人群內部極有可能存在血緣聯系。前者並未集中出現在中高等級墓地中，而后者則集中出現在鐘村墓地。依此判斷，扇貝與陶爵所代表的意義表面看並不相同，前者是奢侈品，后者是禮制。

　　在墓葬中，海貝與玉器作為串飾物往往共同出現。扇貝系於逝者頭部，就如同海貝作為串飾置於身部，代表了賞賜物品的存在，也表明有賞賜禮制存在。同樣，扇貝、金屬扇貝、金屬覆面以及玉覆面，都是作為賞賜物品出現，標志著被賞賜者與賞賜者的臣服關系。

　　由此可以判定，鐘村墓地主人所在的晉東區域，均為夏王朝所控制。呂梁后石村出土頭系扇貝的墓葬所在的晉西高原區域、太行山東側的河北磁縣同樣屬夏王朝的管理范圍。這個范圍，將比我們過去認識的二裡頭文化的范圍大很多。

　　綜上所述，頭系扇貝的人群是從屬於二裡頭中心政權的高等級貴族。對這一族群的認知，使我們看到了二裡頭政權，也就是夏王朝，擁有廣闊的政治空間、復雜系統的國家管理模式及凝聚不同族屬形成共同體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