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經典詩詞是中華文化的瑰寶，是民族精神的生動載體，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持續煥發時代光彩，為繁榮當代文化、增強民族自信提供深沉而持久的精神力量。

　　日前，以“賡續詩詞經典 傳承華夏文明”為主題的2026中華經典詩詞論壇在河南鄭州舉辦。本屆論壇由人民日報《國家人文歷史》雜志社、中華詩詞學會、河南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中共鄭州市委宣傳部共同主辦。本版約請與會專家就詩詞文化傳承創新、文旅融合、詩樂共生、國際傳播等撰文研討，以饗讀者。

　　——編 者

　　追尋語言和情感的原初

　　李敬澤

　　詩歌在中華文明的語言構造、情感生成過程中具有原初意義。以考古學的方法，追溯那些基本的情感和修辭的創生、演化過程，有助於更自覺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甲骨文合集》12870號，是“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來雨？其自東來雨？其自北來雨？其自南來雨？”這一段殷墟卜辭，我認為是有文字記載的最早的一首詩。區分詩和非詩，最基本的標准是語言。在這段卜辭裡，語言在跳舞，語言不僅僅是用來指事，其自身也獲得了活力，獲得了表情。這位最早的詩人，在問完了西來雨，還要問一下東來雨、北來雨、南來雨。在這裡我們能夠感到節奏、靈動，甚至語言的天真游戲，開始有了后來《詩經》中那種重復的變化，有了一個人面對天地、面對生命和未來的那種期待、猜測、迷茫、歡愉。這位詩人發現了語言的音樂性，發現了語言的精神空間。

　　如果說中國古典詩歌是一個不斷發育的大腦，最早的皮層、最早的神經元是在殷墟、在中原大地。《詩經》裡那些最美的詩早已流淌在我們的血脈裡，但對當初吟唱出這些詩的人來說，這是他們非凡的創造，是從無中創造出有。漢語由此逐漸變得豐盛寬闊、五彩繽紛。

　　比如，《鄘風·君子偕老》寫到女性容貌、行步之美，“委委佗佗，如山如河”，“如山如河”的比喻道盡那時的人發現世間之大美時的驚嘆和激越。《衛風·碩人》裡，使用了一連串比喻，“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娥眉”，詩人已經傾盡全力，把植物和昆虫都拿過來了，但顯然比喻在這裡並未傳神，然后，詩人忽然說出了“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靈光一閃，語言一下子亮了、活了，一下子把那種流動的、無以言喻的美捕捉住了、表達出來了。這樣的詩句就是創造，豐富、擴展了我們的感受力和表現力。

　　張若虛在《春江花月夜》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問題，“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這當然不是一個科學問題，而是一個情感和詩學問題。按照情感考古的方法，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在《陳風》中的《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大地上，這個人第一次發現了月亮這麼美，月光這麼美，月光下行走的人這麼美。他屏住呼吸，在心裡造出“舒窈糾兮”這個句子，“舒”是慢，月光是流動的，像風中的衣帶一樣飄蕩著，這就是“窈糾”，這樣的詞語啟發著后來一代代中國人，從此月亮不僅是自然之物，還寄托著我們的審美和情感。類似的例子還有《鄭風·風雨》，外在的、自然的風雨第一次與生命的、內心的復雜況味相互映照，從此開啟了一種情感和表達的范式。

　　追尋詩歌中語言和情感的原初狀態，對於在人工智能時代如何表達、如何書寫，構成重要啟示。那些偉大的原初詩人，他們的心向著世界敞開，他們創造新鮮如朝露的語言，開辟感受和表達的無盡原野。回到那些最初的偉大詩人，就是要成為語言的創造者，表達最真實、最豐富的世界和自己。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詩詞與科學交相輝映

　　蘇義腦

　　法國文學家福樓拜曾說：“藝術越發展，就越需科學化，正如科學越發展，就越趨藝術化。藝術與科學於山麓分道，終在山頂重逢。”詩詞，作為文學藝術的重要表現形式，與現代科學可以彼此共鳴、相互啟發。二者都源於人類的創造力，以追求真善美為目標。

　　從哲學維度觀之，科學與詩詞相輔相成、辯証統一。科學崇尚創新、精准、簡約，創新和突破都需要想象力﹔詩詞以浪漫想象、自由創造為特質，有助於培養想象力和發散思維。想象力既是科學創新的關鍵引擎，亦是詩詞創作的核心養分。古往今來，科學與詩詞融合不乏典范。北宋沈括兼具科學家與詩人身份，著《夢溪筆談》、創“石油”之名，亦留諸多詩篇傳世﹔達·芬奇、愛因斯坦、華羅庚等大家，皆在科學與藝術領域兼修並進，印証二者相融共通的內在邏輯。

　　工程科技人才要發展自己的感性與理性，以詩人之想象力謀創新，以科學家之嚴謹作論証，以工程師之能力去實現，以作家之文筆善表達，實現人文素養與專業能力的協同提升。

　　王國維先生在其《人間詞話》中用三首宋詞說明自古以來成功治學的三個層次和境界，其一為晏殊之《蝶戀花》“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其二為柳永之《鳳棲梧》“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其三為辛棄疾之《青玉案·元夕》“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我把它對應總結成三個字：學，研，悟。學詩作詩如此，科技研究同樣如此。這三個境界順序相承，學習是為了應用，要應用必須去研究，研究的結果是要達到領悟，掌握本質。科學研究的突破，尤其是方向創新和領域開拓，需要想象力，這正是詩詞文化的特長。

　　我們應當以詩詞文化滋養創新精神，以科學思維賦能文化傳承，推動詩詞與科研、生活深度融合，讓科學精神與人文情懷交相輝映。

　　（作者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詩以警句立 人以風骨行

　　戴偉華

　　一首好詩能夠流傳后世、深入人心，往往離不開凝練精警的句子。警句是作者情感、見識與品格的集中體現。劉禹錫被稱作“詩豪”，正是因為他的詩作多有振聾發聵、鼓舞人心的警句，語言剛健、意氣清朗。而這種風格的形成，與中原文化的長期浸潤有關。

　　洛陽是劉禹錫的祖籍地，鄭州是他的魂歸之地。雖因戰亂輾轉江南，但劉禹錫始終以中原士子自居，中原文化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精神氣質深深影響了他的人生態度與詩文追求。他一生多次遭遇貶謫，仕途坎坷，卻始終不頹不墜，把人生閱歷熔鑄成擲地有聲的詩句。“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寫盡堅持的可貴﹔“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於失意中見通達，於困頓中見生機。

　　中原士人重氣節、有操守的傳統，也在劉禹錫詩中得到鮮明體現。他不隨世俗俯仰，不向困境妥協，“世道劇頹波，我心如砥柱”，正是這種立身准則的寫照。面對自古流傳的悲秋之嘆，他獨辟蹊徑，寫下“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一反常態，昂揚向上，彰顯獨立不遷的人格與開闊磊落的胸襟。

　　劉禹錫的詩句不尚雕琢、不求晦澀，以淺近之語寫深遠之思。“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以平常景物寫盡世事變遷、盛衰之理﹔“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取自民間風調，清新自然，余味悠長。這種平易厚重的文風，也是中原文化審美品格的自然流露。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劉禹錫的人生格局。同樣是面對晚景與遲暮，李商隱慨嘆“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帶著惋惜與無奈﹔而劉禹錫以“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自勉，氣勢開闊，情緒昂揚，把暮年寫得熱烈而有光彩，盡顯老而彌堅的精神力量。一悲一壯，一收一放，境界截然不同。

　　詩以警句而立，人以風骨而行。劉禹錫的警句，源於中原文化的滋養，成於人生磨礪的體悟，既立得住詩，也立得住人。“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后波”，堅守初心，才有千年文脈接續不斷。

　　（作者為廣州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中國劉禹錫研究會會長）

　　持續深耕詩樂融合

　　戴玉強

　　中華經典詩詞之所以能穿越數千年依然動人，關鍵在於其承載的文化內涵與精神價值。傳承古典詩詞，也要讓這種深厚內涵與價值在當代找到新的表達。

　　詩樂融合正提供了這樣一種可能。當前，古詩詞藝術歌曲創作呈現可喜態勢，如何從藝術創作走向大眾傳播，仍是待解課題。武漢音樂學院教授孫曉輝梳理百余首唐宋詞樂樂譜，提出兩條當代路徑：一是在古譜基礎上移調改編，二是立足詩詞精神氣質全新創作。成功的詩樂融合，一定是“師古”與“師心”的相融，既守住中華經典詩詞的內涵與意境，也要用當代人聽得懂、記得住、傳得開的方式表達，讓經典真正走進當代生活。

　　中原大地是中華詩詞的重要發源地，這裡誕生了《詩經》中的《溱洧》《子衿》等流傳千古的詩歌，孕育了杜甫、白居易、劉禹錫、李商隱等偉大詩人。這份豐厚遺產為詩樂融合提供土壤。近年來，我們持續深耕經典詩詞的現代表達，打造大型情景樂舞音畫《詩經今韻·溱洧風情》，演繹上古生活場景﹔創作交響組歌《唐風豫韻·詩樂河南》，為杜甫《登高》、劉禹錫《竹枝詞》、李商隱《錦瑟》、白居易《長恨歌》等經典名篇重新譜曲，實現古典詩意與現代音樂的深度交融。

　　以詩為魂、以樂為翼，守正創新、薪火相傳。我們將持續探索詩樂融合新路徑，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聲樂體系，讓中華經典詩詞在新時代煥發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作者為男高音歌唱家、鄭州大學音樂學院院長）

　　推動中華詩詞海外傳播

　　張隆溪

　　中國的語言文化有一些獨特之處，是我們習以為常而不覺特別的。例如，從甲骨文、金文到現代文字，漢字是世界上唯一連續使用至今的古老書寫系統，今天的中國人只要稍學古文，便能閱讀數千年前的先秦典籍。這種文字與文化的連續性，為古典詩詞傳承提供了獨一無二的基礎。自《詩經》《楚辭》以來，歷代都有重要的詩人和廣泛流傳的經典作品，形式上四言、五言、七言、詞、曲各有風格，格律對仗、音韻節奏與意象修辭自成體系，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美學原則，無論在量還是在質上，都構成了豐富的文學傳統。

　　在詩學傳統方面，中國與西方有著不同的出發點。西方詩學的奠基之作——亞裡士多德《詩學》，把詩看作是人對外在事物或客體的模仿，這一定義在西方文藝批評傳統裡影響深遠。而中國詩學從《尚書·舜典》“詩言志”和《詩大序》“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開始，就強調詩源於詩人內在情感的表達需要，形成了注重內在表現的詩學觀念。當然，西方也有詩人如華茲華斯所言“一切好詩都是強烈感情的自然流露”，接近中國“詩言志”的觀念﹔中國詩詞更是不乏敘事詠物之作，絕非隻有一個抒情傳統。在強調內在的情志之外，中國詩學也非常注重詩人的知識和學養。西方批評傳統也有類似的觀念，認為既要模仿自然，也要模仿荷馬。中西詩學傳統固然不同，道理卻可以相通，互相啟發，共同構成世界詩學的基石。錢鐘書先生說：“東海西海，心理攸同。”這應該是我們溝通不同文化，努力於比較研究和跨文化理解的一個基本原則。

　　世界文學是當前文學研究方興未艾的潮流，但在其中，西方經典仍佔據主導地位，而中國詩詞乃至整個中國文學，還遠遠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這與近代歐美國力優勢直接相關。步入21世紀，隨著中國綜合實力與國際影響力持續提升，歐美學界越來越重視中國文學，世界文學研究的興起為中國文學廣泛傳播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遇。通過努力，我們完全有可能使中國文學的經典超出自身語言文化的范圍，走向世界。

　　中國古典詩詞歷史悠久、內涵豐厚、魅力雋永，具備躋身世界文學主流的深厚底蘊。面對當前歷史機遇，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是以精准翻譯、深度闡釋構建融通中外的話語體系，用國際化表達呈現東方美學意境與文化內涵，激發海外讀者的興趣，推動中華詩詞海外傳播，讓陶淵明、李白、杜甫、蘇軾、李清照等成為全世界讀者都熟知的名字。

　　（作者為北京大學燕京學堂礪德講席教授）

　　讀懂黃河文明的精神底色

　　馬銀琴

　　《詩經》不僅是中國文學的源頭，更是黃河文明精神底色的奠基之作。它以“頌”“大雅”“小雅”“國風”的結構，把周代立體化的禮樂制度凝固為傳世的經典文本，其承載的古人對天人關系、家國秩序、政治德性、個體情感的思考，深刻影響了中華文明的基本性格與發展走向。

　　周代禮樂制度的建設，最初圍繞雅頌樂展開。“頌”是娛神之樂，周人在對祖先的贊美與祈禱中，培養了注重現實政治的理性精神，強化了族群凝聚力。“雅”則與“王政”深度關聯，在“言王政之所由廢興”的過程中，把宗法血緣與政治秩序熔鑄一體。西周中晚期的“變雅”，對道義的堅守、對蒼生的體恤、對責任的自覺，最終成為后世“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精神的重要源頭。至西周后期，豳樂首先打破儀式音樂局限於雅頌樂的限制，作為“迎寒”“逆暑”“祈年”“祭蠟”等儀式活動的配樂進入國家典禮序列，由此開啟了多姿多彩的國風音樂進入禮樂體系的先河。

　　“國風”中特別值得一說的是《鄭風》。剝離后世道學家的偏見可以發現，《鄭風》作品多為普通人真摯、鮮活的情感表達。它們既是“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的自然歌唱，也是“發乎情，止乎禮義”的中和之聲。這些作品和《詩經》中的其他作品一道，繪就了中華文明“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敘事與抒情傳統，並因其“感天地，動鬼神”的力量，承擔起“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社會功能，繪就了中華文明的精神底色，塑造了中華文明的基本性格。

　　（作者為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中國詩經學會副會長）

　　人間要好詩

　　陳才智

　　在聞一多稱為“詩唐”的唐代，繼李白、杜甫之后，白居易樹起一座新的豐碑，開辟出詩歌史上具有“第三極”意義的新方向。他更加注目於大地人間，不僅兼納李、杜之光，而且開出融風流於日常、寓光輝於平凡的新路。與“氣岸遙凌豪士前，風流肯落他人后”的李白不同，白居易與晚年杜甫的心境更為契合，更加注重在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裡，於細膩感受和冷靜觀察中，體味人生的滋味與境界，正所謂“白傅風流造坦夷”。他放下官樣體段，以平實的筆調、朴質的面貌、詩人的襟懷，描寫著眼中的平凡世界。

　　白居易的名言“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前一句指向現實，后一句關注民生，為詩歌創作兼顧時代和命運指明了正確方向。“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這鏗鏘有力的詩句，出自白居易《讀李杜詩集因題卷后》，那一年他44歲，正在從長安至江州途中。白居易對李、杜十分尊崇，此前在《初授拾遺》中稱贊杜甫“才名括天地”，在《李白墓》中贊嘆李白“曾有驚天動地文”。此行赴江州貶所，多舟行江中，風雨飄搖之際，精神頹唐之時，心境落寞的詩人對於謫仙逋客流落不偶之悲恨，自然感觸更深。

　　一個人，應該怎樣與時代相處？怎樣與命運相處？如何自我實現？不妨讀其詩，思其人，感其遇。從命運與時代的關聯來看，白居易和李、杜一樣，既生不逢時，又生逢其時﹔既引領時代，又超越時代。既然“文章憎命達”，我便“詩窮而后工”，在人生的宦海浮沉之后，以超然之志來淡然相對，將坎坷的命運融進廣闊的時代，以詩性智慧化入豐富的人生閱歷，最后熔鑄為垂輝映千春的不朽詩篇，這就是白居易的時代和命運帶給我們的啟示。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

　　優質文化資源助力唐詩研究

　　李 浩

　　正如自然資源的分布是不均衡的，歷史文化資源的分布同樣也不均衡。如果我們用地形來比喻優質文化資源群，河南及其毗鄰的陝西等地可以稱作一座山峰。以安陽殷墟為代表的河南考古發現成果豐碩，與唐詩研究有關的碑志、壁畫等資源，河南也是得天獨厚。善用這些優質文化資源，無疑有助於提升唐詩研究水平。

　　陳寅恪強調“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在地優質文化資源就是學術創新的重要引擎，其對唐詩研究的助力主要體現為：一是輯補佚詩，豐富唐詩總集。陳尚君《唐五代詩全編》就是通過新出土新發現的墓志、敦煌文獻、瓷器題詩等，增補大量失傳詩作，相較清編《全唐詩》增加了幾千首之多。二是校勘文本，還原作品原生形態，揭示經典形成的復雜歷程。如李白的《將進酒》，敦煌本中題作《惜罇空》，同時還有“床頭明鏡悲白發”“天生吾徒有俊才”“古來賢聖皆死盡”等異文。此外，《蜀道難》《夢游天姥吟留別》等的敦煌本與通行本也多有出入。三是為唐詩的注解和闡釋提供直接材料。如新出土的唐代石碑《裴杰墓銘》為杜牧素有爭議的《和裴杰秀才新櫻桃》一詩的歸屬提供了新証據。四是詩、史與新出材料的往復互証，使唐詩研究從模糊走向高清。如唐宰相韓休夫婦墓發現的壁畫《樂舞圖》，為理解白居易《胡旋女》、元稹《胡旋女》等詩提供了直觀的圖像憑証。

　　隨著文化強國建設的不斷推進，社會大眾對包括唐詩在內的中華經典詩詞熱情高漲，這也鼓勵我們充分利用在地優質文化資源，引導並提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熱忱，做出新時代的精品學術成果，滿足社會大眾對高品質文化內容的迫切需求。

　　（作者為西北大學教授、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

　　兼取情志 獨成一家

　　劉青海

　　李商隱是繼杜甫之后，在唐詩的抒情藝術上作出巨大貢獻的詩人。他的詩歌，因主情的特征和艷麗的風格，往往被歸入六朝以來的“緣情”一類﹔但另一方面，對社會現實關注的深度和廣度，又明顯繼承了杜甫的精神，所謂“屬辭之工，言志為最”。正因如此，歷來對李商隱詩歌本體觀的判斷都存在較大分歧。

　　我認為，李商隱的詩歌是言志和強烈抒情性的統一。詩人早年關注晚唐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朝政腐敗等，寫下了一系列反映政治事件、諷喻社會現實的作品，表現出明顯的言志傾向。后來隨著詩人政治熱情的消退，詩歌的藝術表現有所變化，多抒寫不為世用的苦悶和悲哀。李商隱在抒情美學上有獨特建樹，“元氣自然論”是其詩學觀的重要基石。中唐柳宗元、劉禹錫對天人關系的討論，劉禹錫、白居易等人有關“氣”的文學思想，都給予他影響和啟發。“元氣自然論”所包含的尚真、任情的審美思想，造就了李商隱詩歌創作在題材與風格上的獨特性，形成其詩歌整體上的“緣情”特征。“元氣自然論”的美學思想受道家影響明顯，是對傳統儒家以政教為基本功能的文學思想的一個重要補充，兩者並不矛盾。

　　李商隱兼取儒道兩家，形成其復雜而獨特的個人面貌。我們要全面了解他的詩歌藝術，就要抓住李商隱詩歌思想的這一基本內涵。

　　（作者為北京語言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教授、中國李商隱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