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歸巢（中國畫） 王奮英

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國（油畫·局部） 郭健濂、褚朱炯、井士劍

互聯網的春天——農村電商（油畫） 郭健濂、褚朱炯

筑夢（油畫） 李玉旺

採擷·碩果（中國畫） 王奮英

勞動者怎麼畫？方增先《粒粒皆辛苦》畫拾麥穗的老農，毛筆水墨繪就的線條簡潔凝練﹔廣廷渤《鋼水·汗水》畫眼神堅毅的煉鋼工人，油彩顏料描繪的表情精細入微……今天的勞動者，所處社會環境變了，形象也變了，畫法當隨之而變。如何用符合當代審美的筆墨，表現出新時代勞動者的精神面貌？

准確捕捉勞動者的時代特征

如果說過去繪畫作品中的勞動者形象更多與汗水、辛勞、負重這些關鍵詞相關聯，那麼今天我們畫中的勞動者面貌，則越來越多地從“汗水”形象轉向“智慧”形象。

數年前，我主創的油畫《互聯網的春天——農村電商》是一幅為時代勞動者“立像”的作品。為了畫好這幅畫，讓不可見的“互聯網”成為可見、可觸的現實情境，我們專程考察了浙江許多村落的電商業態。在採風時被打動的每一個瞬間，往往就是一幅畫最核心的“種子”。

《互聯網的春天——農村電商》的畫面中心，是一位正低頭操作筆記本電腦的返鄉創業女青年，她的四周圍攏著幾位村民，一筐筐鮮果正被打包裝箱。不是傳統集市上的人聲鼎沸，而是一種安靜的、帶著節奏感的忙碌，觀者仿佛能聽見鍵盤敲擊與水果落筐交織在一起的聲音。這幅以農村電商為主題的創作讓我思考了很久：互聯網時代的勞動者有什麼特點？今天的畫家究竟該怎樣去捕捉他們身上的勞動精神？我認為，最直觀的變化就是勞動工具的迭代。在《互聯網的春天——農村電商》裡，不僅有扁擔和籮筐，還有小汽車和快遞卡車。其實勞動者還是那些人，但他們手裡拿的不再是鋤頭，而是手機和鼠標，他們的眼裡看見的不僅有樹上的果實，還有屏幕那頭的市場。

這種“數字勞動”的氣質，是當今時代勞動者身上的顯著印記。過去我們習慣的鄉村勞動者形象，往往是艱辛的、沉默的、飽經風霜的﹔但今天完全不同，他們在鏡頭前自信大方，在直播間裡侃侃而談，與父輩的羞澀局促形成了鮮明對比。還有一點很值得捕捉，就是勞動者的身份跨度。今天的鄉村裡，有返鄉創業的大學生，有海歸群體，有辭去城市工作來做電商的年輕人，有從主播轉型為“新農人”的跨界者。他們既是農民，又是網店店主﹔既懂種植，又會運營。

如果說《互聯網的春天——農村電商》描繪的是微觀生活裡“技能型”的新農村創業者，那麼，我的另一幅主創作品《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國》則塑造了一種更為深沉、厚重的“知識型”勞動者形象。

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國》這幅作品中，我並沒有刻意拔高人物的偉岸形象，而是真實再現了李保國在果樹下向農民傳授剪枝技術的場景。畫面構思來源於他的那句話：“把我變成農民，把農民變成我。”這正是新時代勞動者最深刻的特質——高知素養與質朴勞動精神的深度融合。李保國身為河北農業大學的教授、博導，全身心奉獻給貧困山區，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作。他手中握著科技這把利劍，扎根大地，把論文寫在了太行山上。在描繪李保國這類勞動者時，藝術家必須努力去捕捉一種別樣的“風採”——眼神裡既有農民的憨厚，又透出科學家的睿智﹔手勢上既有干活的粗粝感，又要帶著剪枝技術的專業度。

所以，我在畫作的中心牢牢抓住“示范剪枝”的瞬間動作。抬起的胳膊形成了視覺焦點，這一動作不僅是畫面構圖的支點，更象征著傳授與引領。在刻畫李保國形象時，我把重點放在“手”與“眼”上。他的手即使戴著手套，也要讓觀眾感受到那種常年泡在泥土中的粗糙感，呈現出一種因長期勞作而形成的肌肉記憶和力量感。他的眼神則需要傳達出一種堅定的信念：不為個人名利，而是“讓太行山的老百姓過上好日子”的執拗勁兒。李保國的形象是接地氣的，黝黑的皮膚，瘦削的臉頰，沒有畫筆的“美顏”和“濾鏡”，盡顯真實的滄桑感。像李保國這樣的科技工作者，帶領農民脫貧致富，讓荒山變綠，是一種極具成就感的事業，不能僅僅把他畫成單純的“奉獻者”或“苦行僧”。所以，我們要讓畫面中流淌著一種昂揚的幸福感，這種“喜悅”是新時代勞動者精神面貌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畫好新時代勞動者，說到底，是對他們那份扎根於土地的赤誠感同身受，是為時代勞動者“塑魂”。無論是村落中的數字創業者，還是大山深處的科技扶貧者，他們的身上都閃爍著一種珍貴的品質：將個人的學識與才華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人民。我們手中的畫筆，就是要捕捉他們內心對這片土地最深沉的眷戀和最質朴的願景。如果心中沒有對這群人的敬意，手上沒有對泥土氣息的敏銳感受，那麼畫面就只是徒有其表的空殼。當我們把藝術之根深深扎進時代的泥土裡，筆下的人物才能具有撼動人心的力量。

（作者：郭健濂，系中國美術學院繪畫藝術學院副院長、教授）

平凡中透出的光，足夠溫暖有力

近十年來，我陸續創作了《使命》《筑夢》《塵光》等表現勞動者的作品，對如何表現新時代勞動精神的感悟愈發深刻。

《使命》是我在勞動者題材上的重要嘗試，獲得了第十三屆全國美術作品展覽的中國美術獎金獎。創作《使命》之前，我對勞動者的理解還停留在“日常工作”層面。但看到消防員逆火而行的畫面，我意識到：勞動者的精神，在關鍵時刻的挺身而出中體現得最為極致。一位消防員告訴我：“沖進去的時候其實也怕，但手上該做的事還得做，沒時間想別的。”我想，所謂的“使命”，就是在恐懼面前依然把手頭事情做好的那份堅持吧！

在《使命》的畫面結構上，我嘗試以中國傳統山水畫的語言建立“豐碑式”構圖。人物的起伏、重心、設色，隱約可見北宋山水畫那種純粹、庄嚴、厚重、靜穆的氣質。我將“英雄屹立如山”的視覺意象，與中國山水畫中“山”的精神內涵相映照。在色彩和筆觸上，我借鑒傳統工筆重彩和壁畫的語言，用豐富細致的刻畫和厚重的色彩強化場景的真實感，而壁畫式的線條與秩序感，則突出了對英雄人物塑造的“紀念”功能。

《筑夢》描繪的是建筑工人，他們是城市的建設者，用雙手筑起高樓大廈，是為城市默默奉獻的一群人。為此我多次往返於建筑工地，去現場感受工人的工作環境。不同工種的服裝、形象各不相同，隨身攜帶的工具也各有特點。這些具體細節能夠豐富作品的敘事性，更生動地講述建筑工人的故事。

畫面處理上，《筑夢》不同於以前單線平涂的方式，而是運用了一些技法渲染來刻畫細節，如在服裝和鞋子、粗糙的手以及背景的處理上，突出工地的粗粝質感，凸顯建設施工的艱苦環境，營造出畫面的磅礡之感。這樣處理，我是借鑒了早年制作奧比鬆挂毯的方法，把淺浮雕式的紋理、層次以及立體感融入繪畫中，在中國畫平面處理的基礎上強調結構，使畫面更加厚重，更具有表現力。這種色彩與質感表現同油畫也有異曲同工之處，極大增加了畫面的塑造感、力量感。

完成《使命》和《筑夢》之后，我想回到最朴素的日常勞動場景中去。宏大敘事和危難時刻固然動人，但絕大多數勞動者的絕大多數時間，都在平凡的崗位上日復一日地工作。他們的“光”是什麼樣的？這便有了《塵光》。

畫《塵光》之初，我刻意放大了工人的辛勞——汗水、粗糙的雙手、佝僂的腰背，可畫完之后總覺得人物缺少“精氣神”。我發現問題出在觀念上：我還是在用老一套的眼光，隻看到了“塵”的辛苦，沒畫出“光”的精神。新時代的勞動者，已經不是單純為生計奔波的悲苦形象了，他們身上有職業認同感，有對技術的自信，有通過勞動實現自我價值的主動意識。於是我推翻重來，不再渲染“苦”，而是捕捉那些體現專注和篤定的瞬間。

我想到在工地採風時注意到的一個打沖擊鑽的工人，他的工裝洗得發白，安全帽上全是灰，但眼神特別專注，帶著一種篤定和從容。構圖上我做了減法，讓人物成為畫面絕對的核心。線條上，我用粗粝厚重的線條表現肌肉的力量和老繭的質感。色彩上，紅色工裝中加入了塵土的灰度，背景處理得沉暗，那抹帶有灰度的紅就成為點睛之筆。它不是刺眼的光，而是從塵土裡透出來的光，正好呼應了“塵光”這個題目。

從《使命》到《筑夢》再到《塵光》，題材在變，技法也在變。但有一條線沒變：我想畫的始終是勞動者身上那種從平凡中透出來的光。危難時的擔當是光，參與創造未來的自覺意識是光，日常勞作中的專注與篤定也是光。這些光不那麼刺眼，但足夠溫暖，足夠有力。我的任務就是如實記錄這道光——不拔高，不煽情，隻用扎實的筆墨，讓更多人看見那些藏在平凡之中的力量。這大概就是我從事勞動者題材創作最朴素、也最堅定的初心。

（作者：李玉旺，系山東畫院專職畫家、山東省美術家協會中國畫藝委會主任）

“水痕描”，描出山鄉人民的微笑

從湘西苗寨的精准扶貧、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的田間地頭，近年來，我的創作經歷了一場從都市學院畫室到鄉野田間地頭的“遷徙”。在這裡，且以十八洞村為坐標，談談我如何用筆墨去描繪新農村中的新農民，以及由此生發的幾點思考。

傳統中國人物畫以線為骨，從顧愷之的“高古游絲”到吳道子的“莼菜條”，線描系統高度成熟，但也易陷入程式化。當面對《暖心——十八洞村貧困戶精准識別公示會》中39位人物大場景群像時，我深感傳統的單一線性難以承載當代鄉村的多樣氣息。為此，我嘗試從唐代早期水墨寫意形態和浙派水墨名家的筆墨中汲取養分，探索提煉現代線描語言“水痕描”筆墨這一技法——以宿墨與水的交融，在生宣上以點入線、點線結合，於提按頓挫間追求力度與拙重，營造如山林湖海般的氤氳蒼茫感。

《暖心——十八洞村貧困戶精准識別公示會》以“精准扶貧”首倡地十八洞村為切入點，展現扶貧工作隊長、村干部與村民們一起凝心聚力、發揚民主，落實精准識別貧困戶公示幫扶的情景，表現“打贏脫貧攻堅戰”的創作主題。畫面中那些眼泛淚花卻綻放笑容的老人、朝氣蓬勃的青年，讓我深深感到，藝術家需要抓住的不是概念，而是人物身上的鮮活光彩。

在《採擷·碩果》中，我以獼猴桃產業扶貧為背景，再現採摘時節苗寨男女老幼村民喜悅的心情。畫面水痕墨跡的點線變化，如苗鄉音樂般的節奏韻律，恰好契合豐收氛圍。

新農村中的新農民，不再是傳統意義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勞動者，他們兼具傳統農耕的質朴與現代文明的素養，是鄉村振興的實踐者，是時代發展的參與者。描繪這樣的群體，不僅需要有溫度的、精准的筆墨技巧，更需要深入生活的觀察、真摯的情感共鳴，以及對當代勞動者精神內核的深刻理解。

在十八洞村深入生活時，我細心觀察兩種勞動者：一是在苗繡合作社飛針走線的繡娘,二是在獼猴桃基地忙碌的果農。他們身上體現出三個關鍵詞：主體性、融合性、希望感。

主體性——表現鄉村振興中的農民，容易陷入“被幫扶”的被動視角，而在十八洞村，我看到的是主動求變的勁頭。十八洞村退休老支書、苗繡特產農民專業合作社理事長石順蓮說：“以前繡花是自己穿和用，現在十八洞苗繡搭上高鐵走出大山，走向了世界。”在表現繡娘自主創業題材的中國畫《鳳歸巢》中，我刻意強化了她慈祥專注的眼神和微微上揚的嘴角，那是勞動者自強不息的主體尊嚴。

融合性——新農民不再是單一的農耕者。苗繡合作社裡，繡娘們同時也是電商主播、文創產品設計師。獼猴桃基地的技術員，既是土專家，也會用手機查數據、做直播。在《鄉村振興·採擷時節》中，我特意安排了一位返鄉創業女大學生對著手機鏡頭介紹獼猴桃採摘的場景,這是真實的時代細節。

希望感——新農民區別於舊形象最重要的精神氣質。畫面中的笑容不是刻意而為，而是從心底流淌出來的。現實主義創作的核心從來不是“照搬現實”，而是“提煉典型中的理想”。我在處理人物面部時，採用寫實手法但稍加理想化——保留皺紋與風霜，但讓眉宇間有光﹔在描繪獼猴桃果林時，那些向天空中恣意生長的藤蔓，那些深深淺淺、大大小小的橢圓綠葉，無不象征著精准扶貧與鄉村振興帶來的希望與憧憬。

在到十八洞村走訪時，老鄉話語裡的哽咽、繡娘遞來鞋墊時手的顫抖，都令我無比感動。在湘西採風走訪過程中，我仔細觀察十八洞苗族文化博物館裡的苗繡藏品，與繡娘們交流如何給繡線配色。她們在黑色、深藍底的土布上用大紅、粉紅、白色、薄荷綠、湖藍、明黃等色彩搭配刺繡的牡丹、雀鳥、蝴蝶、鳳凰紋樣，充滿了生機與活力，這些都給予我畫面設色的啟發。《暖心》中苗服上五彩刺繡與紅辣椒、黃玉米形成的暖調交響與溫暖氛圍，正是從苗繡美學中提煉而來。

苗繡的一針一線，是文化的傳承，也是經濟的脈搏﹔獼猴桃的一枝一果，是土地的饋贈，也是智慧的結晶。作為水墨人物畫家，我的任務不是簡單地“記錄”，而是用筆墨去提煉、去傳神，讓畫面自己說話。 （作者：王奮英，系湖南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