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沱筑夢 李慶林畫

關仁山一直追蹤書寫當下中國的鄉村變革，在這個意義上說他名副其實是一位現實主義作家。他的幾部長篇小說《天高地厚》《麥河》《日頭》《金谷銀山》《白洋澱上》等，著力表現燕趙大地鄉村生活，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他善於追蹤前輩作家的足跡，表達農民在物質生活上發生的巨大變化，同時不斷探究他們的思想和精神歸宿，《太陽照在滹沱河上》（作家出版社、花山文藝出版社2026年2月出版）是新的創作收獲。

滹沱河流域是有深厚革命傳統的地區，以之為背景的當代文學作品有很多，匯成一條“文學的滹沱河流域”，表明這裡蘊含著豐富的文學創作資源。《太陽照在滹沱河上》讓我想起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這題目並非簡單借用，而是跨越七十年的文學對話和精神接續。作品以更加廣闊的“大學問觀”為人與土地這一永恆主題注入新內涵，以開放的姿態重新理解人與土地系統性變化。小說以滹沱河畔元塔村為背景，以洪滿滄、白苗為主要人物，以脫貧致富過程為主要情節，生動講述四十多年來元塔村的滄桑巨變。這是一部具有生活基礎的作品，作者說過，他曾經在滹沱河畔的塔元庄深入生活，為這裡的巨變感到振奮，同時還看到這背后人們在創業中的艱難、掙扎和新變，還看到常山戰鼓、蔚縣剪紙和滹沱嗩吶等傳統文化元素發揮的重要作用，“在40多年的時代風雲中，富有個性化的新型農民在燕趙大地崛起，我據此創作了新農民創業史的長篇小說，塑造了新農民‘洪滿滄’的藝術形象”。

洪滿滄這個農民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他經歷了物資匱乏的年代，當年元塔村幾乎一貧如洗。窮則思變，貧困是洪滿滄發奮圖強的內驅力。他開面粉廠，兼並他人面粉廠，推動傳統農業向“三產融合”的智慧農業轉型。無論洪家還是元塔村，終於過上富裕生活，實現真正的山鄉巨變。小說是塑造人物、處理人際關系的藝術。人物塑造不但保持個性特征，還要在社會矛盾之中確立起來。對洪滿滄這個人物，作者是下了大功夫的，更耐心地發掘生活細部，塑造了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讓人物具備思想深度和人性溫度。這部小說既是元塔村的發展史，也是洪滿滄的成長史。他在社會實踐和創造財富的過程中成長，也在各種人際關系的交集和碰撞之中成長。

洪家是常山戰鼓世家，他的父親在鼓王爭霸賽中當選金鼓王，可他不愛打戰鼓，卻喜歡承包面粉廠，從這個“來料加工”的小作坊干起，出色的經營能力和市場預見能力使瀕臨倒閉的面粉廠起死回生。他經歷過大的挫折，又發奮從頭再來，讓企業進行現代化轉型，並且幫扶窮困人家脫貧，成為強農惠農富農的領頭雁。作品充分挖掘他豐富的內心世界，讓我們真切感受到燕趙大地農民生命內部的元氣，讓活生生的人物按照自己邏輯奮勇前行，使之成為新農民形象的一個典型代表。

小說審美力量來自精神，常山戰鼓是精神圖騰，也是小說的一個核心意象，也是主體情節的基本“物件”。常山戰鼓一度在村裡是衰落的，即便洪家這樣的打鼓世家，打鼓也僅僅是消遣和娛樂。但是，戰鼓的精神意象依然存在，在燕趙大地，在元塔村，歷史沒有斷裂，一千七百多年的燕趙英雄常山趙子龍沒有遠去，他的精神還活在燕趙后世子孫的精神世界和血脈之中。戰鼓的精神化作洪滿滄創業的動力。農民需要一個精神煥發的村庄，鄉村振興進程中常山戰鼓再次被激活。因此，《太陽照在滹沱河上》是一部擂常山戰鼓、抒當代豪情的小說。這當然是一個象征，是一種精神的物化。常山戰鼓使小說有了歷史感，有了一股雄渾之氣，使鄉村生活不再僅僅是當代平面化的生活，而是有了歷史縱深和智趣。這應該是小說很有創意的一個方面。

更重要的是，通過這面常山戰鼓，小說有了精神依托。或者說，小說不再僅僅是要解決農民物質致富的問題，在解決生活貧困的同時，還要處理人的精神歸屬問題。這就使小說有了較高的思想境界。這是“主題寫作”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處理的問題，也是一個非常現實也迫切需要得到解決的問題，物質與精神的失衡本質上反映了現代性困境：當傳統價值體系遭遇挑戰，而新的意義框架尚未建立時，人類就像擁有精密導航儀卻不知目的地的旅人。解決之道或許在於重新發現亞裡士多德所說的“幸福是靈魂按照美德活動”，在創造、聯結與超越中尋找安身立命之所。歷史表明，任何單靠物質繁榮的文明都難逃衰敗，而能平衡物質進步與精神提升的社會才有可能持續繁榮。人是社會的人，任何社會如果物質生活富裕而精神生活缺乏歸宿，將產生程度不同的思想異化和精神迷失，臨床心理學發現“意義感缺失綜合征”就源於現代人的“空心病”，也就是價值觀缺陷導致的心理障礙，同時將導致社會聯結的鬆散和信任資本的流失。這部小說的創作表明，借助優秀傳統文化重建公共文化空間，對精神生活具有無可替代的錨定作用。 （作者：孟繁華，系沈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