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賦兩名，學者們歷來多有辨析。劉熙載《藝概》卷三《賦概》雲：“古者辭與賦通稱。”“辭亦為賦，賦亦為辭。”費振剛先生的《辭與賦》一文則認為，辭即楚辭，賦指賦體作品，“西漢雖‘辭賦’並稱，但二者的區分是清楚的”。《漢書·藝文志》稱：“屈原賦二十五篇。”屈原的作品到底是辭還是賦？辭與賦是什麼關系？楚辭的“楚”很容易理解，楚辭的“辭”又應該怎麼解釋呢？

辭在先秦古籍中主要指巧於應對，外交場合得體的應對被稱作善為辭令。比如《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說：“子產有辭，諸侯賴之。”又說：“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春秋以前，培養應對的本領是當時貴族教育的一項重要內容。《周禮·春官·大司樂》說：“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興道諷誦言語”就是說話要講究技巧和方式。屈原是楚國貴族，受過良好的教育，熟悉外交場合的應對規則，又熱心政治，《史記·屈原列傳》說他“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晏子是齊國的政治家、外交家，頭腦機敏，能言善辯。《晏子春秋·內篇雜下》說：“晏嬰，齊之習辭者也。”如果說晏子是“齊之習辭者”，那麼屈原就是楚之習辭者。

春秋以后，處士橫議，諸子百家爭相發表自己的意見。為了將自己的意見說准確、說明白，為人所接受，諸子不得不修飾自己的言辭，講究說話的技巧。戰國時期習辭者眾多，諸子百家是當時的佼佼者，他們關注現實，著書立說，站在不同的立場，表達著不同的看法。其中縱橫家尤為引人注目，他們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左右著天下大勢。與諸子百家不同，屈原選擇了“詩”作為主要形式並大量運用“賦法”來表達自己的要求。宋玉、唐勒、景差之徒也是楚之習辭者，他們積極向屈原學習“從容辭令”的本領，努力提高說話的水平和書面表達的能力。

《史記·屈原列傳》：“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蹤凡認為，“這裡的‘辭’指文辭，而不是文體名‘楚辭’的簡稱。這句話是說，宋玉等人都喜愛修飾文辭，並且以賦聞名”（《漢賦研究史論》）。這種說法極是，但還可作進一步討論。筆者認為，所謂“好辭”是指重視語言的運用技巧。語言上的運用技巧體現在口頭表達和書面表達中，因此“好辭”包括了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喜歡說話，會說話，善於表達，能言善辯，巧於應對﹔二是喜歡寫文章，會寫文章，善寫文章，能夠把說話的技巧運用到寫作當中。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其中“好辭”是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不但喜歡說，而且喜歡寫。

《漢書·藝文志》著錄唐勒賦四篇，宋玉賦十六篇。《楚辭》中的《大招》，王逸說：“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山東銀雀山漢墓出土有《唐勒賦》殘簡。宋玉、唐勒、景差都有賦作，說明他們不但會寫，而且的確“以賦見稱”，以善於書面鋪陳“見稱”。王逸《九思序》說：“劉向、王褒之徒，咸嘉其義，作賦騁辭，以贊其志。”和劉向、王褒等人“作賦騁辭”一樣，宋玉、唐勒、景差之徒也通過作賦來展示自己“騁辭”的本領。換句話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通過作賦這種方式向世人展示了他們的書面表達能力和技巧。

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不僅有高超的書面表達能力，口頭表達能力也極佳。傳為宋玉所作的《大言賦》《小言賦》記錄了當時楚國君臣進行語言競技的實況，唐勒、景差、宋玉陪侍楚襄王，或極夸物之大，或極言物之小。《大言賦》比說大話，一個比一個夸張。《小言賦》極言物之小，景差和唐勒的小言生動而形象，宋玉的小言則抽象而神秘。《大言賦》《小言賦》是一場語言比賽，具有濃厚的娛樂色彩。在這場楚王組織的語言比賽中，宋玉最會說，最能說，最會鋪陳，並且獲得了楚王的賞賜。由此可見，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不僅以書面鋪陳“見稱”，他們還以口頭鋪陳“見稱”。

漢代的揚雄將習辭者稱作辭人，辭人是習辭者的另一種說法。揚雄《法言·吾子》：“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根據上下文義，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都屬於“辭人之賦”。在這裡“淫”與“則”相對而言，“淫”指過分、過度。麗是文飾的意思，文飾應該有所節制，有所節制就是“麗以則”，否則就是“麗以淫”了。揚雄將“麗以則”的賦稱為“詩人之賦”，將“麗以淫”的賦稱作“辭人之賦”。“辭人之賦”重視語言技巧的運用，過於追求文飾，難免有“麗以淫”的弊病。

《漢書·揚雄傳》贊曰：“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劉熙載根據這兩句話認為古者辭與賦通稱。但筆者以為，劉熙載對這兩句話的理解是錯誤的。“深”是指思想，“麗”是指文採。因此，“賦莫深於《離騷》”是就思想內容而言的，“辭莫麗於相如”是就文採而言的。這兩句話的意思是：《離騷》的思想深度無人能及，為此揚雄模仿《離騷》作了《反離騷》﹔揚雄曾說“辭人之賦麗以淫”，這其中又以司馬相如為甚，——這就是“辭莫麗於相如”的意思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贊語中同時提到了“經”“傳”“史”“箴”“賦”“辭”這六種文體，可見在當時人眼裡“賦”與“辭”的確是有區別的。

按照朱熹《詩集傳》的說法：“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賦”即鋪陳。鋪陳是一種表達方式，既可以用口頭鋪陳，也可以用書面鋪陳。漢代人把屈原的作品稱為賦，屈原賦二十五篇是書面鋪陳的結果。《小言賦》《大言賦》則記錄了口頭鋪陳的場景。由於書面鋪陳特點突出，結果“賦”從一種表達方式上升為一種文體。漢代人之所以稱屈原的作品為賦，就是認為屈原的作品運用了過多的鋪陳手法。在漢代人的觀念中，辭人之賦是辭人的書面鋪陳，辭人“作賦騁辭”，通過書面鋪陳來展示自己的語言才華。班固《離騷序》稱屈原為“辭賦宗”，辭賦是習辭者的書面鋪陳，以展示語言技巧為目的的書面鋪陳謂之辭賦。辭賦合稱，辭與賦不是並列關系，而是修飾與被修飾、限定與被限定的關系。漢代揚雄把習辭者稱作辭人，辭賦也可理解為辭人之賦。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曾有非分之想，他授意身邊的“游說之士”羊勝、公孫詭刺殺了漢朝大臣袁盎。在漢景帝看來，梁孝王身邊的“游說之士”搬弄是非，蠱惑人心，危害性極大，必欲除之而后快。他們作賦騁辭，漢景帝偏偏不喜歡賦﹔他們到處炫耀自己的言辭技巧，夸夸其談，漢景帝偏偏不喜歡這些花言巧語。由此可見，“景帝不好辭賦”，其中的“辭賦”包含了兩方面內容：一是作賦騁辭，一是巧於口舌之辯。

楚辭這個名稱不見於先秦文獻，最早提到這個名詞的是《史記·酷吏列傳》，雲：“庄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說：“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將屈原的作品稱作“辭”或“楚辭”，與屈原“嫻於辭令”、特重言辭技巧有關，與屈原、宋玉等人的楚之習辭者的身份有關。屈原和宋玉、景差、唐勒都是楚之習辭者，他們的作品被裒輯成書也就題作了《楚辭》。（作者：周葦風，系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