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嶸在《詩品序》中將陶淵明“詠貧之制”列入“五言之警策”，並稱其“篇章之珠澤，文採之鄧林”，意謂《詠貧士》組詩乃六朝五言詩之佳作，具有題材示范效應。五言詩如果能夠“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詩品序》），即在擁有深厚思想內涵的基礎上，文字雅麗而富於藝術感染力，這樣的作品可稱“詩之至”（《詩品序》）。陶淵明的《詠貧士》組詩是否符合這個標准？鐘嶸對其高度評價又有何深意？

首先，《詠貧士》組詩不染玄風、思想雅正純粹。根據《晉書》《宋書》陶淵明本傳及顏延之、蕭統等人所作相關傳記材料，陶淵明在當時被視為具有名士特征的隱士，如蕭統《陶淵明傳》稱其：“穎脫不群，任真自得。”顏延之《陶征士誄》稱其：“南岳之幽居者也”“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跡深棲。”這種理解與陶淵明自我人格塑造名士化傾向不無關系，其《五柳先生傳》自言：“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而從《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看，陶淵明好酒等行為受其外祖父孟嘉影響很大，其作品多“寄酒為跡”（語出蕭統《陶淵明集序》，文中又言陶詩“篇篇有酒”，但《詠貧士》組詩中僅第二首涉“酒”），《飲酒》《歸田園居》等為后世稱道的作品多表達高蹈隱逸情緒，雖然區別於玄言詩的“質木無文”，卻實為玄言之余緒。

《詠貧士》組詩作於陶淵明晚年，龔斌《陶淵明集校箋》將其系於元嘉三年（426），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則將其系於元嘉二年（425）。此時的陶淵明經歷退隱田園、改朝換代，生活體驗深刻，思想成熟，內心已經處於達而不放、知行合一境地，仕與隱的矛盾不再是他文學書寫的核心。組詩中的名士情懷淡化，主旨歸於固窮守志、樂道忘貧，所論之仕隱、榮枯，都有非常明確的道德標准。陶淵明取孔子“君子固窮”之意，雲：“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其六）﹔又取“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雲：“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其四）。故而胡祗遹評雲：“淵明之所學、所自任者，豈徒嗜酒傲世、賞花柳、醉江山而已耶”（《紫山大全集》卷二十）。的確，陶淵明在《詠貧士》組詩中以儒家思想為旨趣，把儒家先賢孔子、子夏、子思作為人生榜樣，突出了對秦漢以來士人所崇尚之道德與節操的認同，在思想傾向上與玄言文學迥異。

其次，《詠貧士》組詩塑造了形神兼備的貧士形象，具有明顯的題材創新意義。退出官場后，躬耕田畝的陶淵明對“貧”的生存狀態以及“貧”所產生的肉體與精神痛苦有了更加深刻的體會。他描繪的貧士生活，來自於日常真實，如衣食匱乏：“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其三），“芻蒿有常溫，採莒足朝餐”（其五）﹔寒冬時節更是飢寒交迫：“淒厲歲雲暮，擁褐曝前軒。……傾壺絕余瀝，窺灶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其二）。“曝前軒”“不見煙”等語無親身經歷無法寫出。但與《乞食》《有會而作》等描寫貧窮生活的作品相比，《詠貧士》組詩更加重視對“貧士”精神世界的揭示。“貧士”並非一般概念上的窮人，其“貧”更多由思想與現實的沖突造成，故作者雲：“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其一），其中“故轍”亦可以理解為作者內心所堅持之理念。《宋書》本傳記陶淵明早年因“親老家貧”而出仕，即出仕可以解決貧困問題。但他追求精神的獨立與道德的完美，故而寧可躬耕田畝自食其力也不願重登宦途，對檀道濟所饋之粱肉亦“麾而去之”（蕭統《陶淵明傳》）。世人皆愛繁華，追名逐利，對於貧寒生活避之若蛇蠍，陶淵明舍富足而守貧寒的做法罕有知音：“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其一），“閑居非陳厄，竊有慍見言”（其二），“賜也徒能辨，乃不見吾心”（其三）。在大是大非面前，作者感受到了因固守理想、操守所獲得的思想升華與精神愉悅，“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其三），“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其五）。陶淵明用詩歌塑造了堅守信仰、拒絕苟且、自信樂觀且平和的貧士形象，在以士族文化為主流的六朝文壇，別開生面。

《詩品序》中“五言之警策”所涉及的作品，基本都是某種題材的典范代表。《詠貧士》組詩對於詩壇表現領域拓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對后世影響深遠。對於陶淵明退隱而致貧，歷史上有不同聲音。如杜甫《遣興五首》其三雲：“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從詩意看乃針對陶淵明《責子》《與子儼等疏》等作，但杜甫以及唐代以后士人在書寫自己貧寒生活體驗與相關思想的時候，基本以《詠貧士》組詩為榜樣。

再次，《詠貧士》組詩具有辭簡而韻長的特點。陶淵明將自我體驗投射在詩中，何焯在《義門讀書記》之《陶靖節詩》中評雲：“詩以言志，君子固窮，七篇皆自道也。”其一運用比興手法，雲：“萬物各有托，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余暉。”“孤雲”，《文選》李善注雲：“喻貧士。”作者借無所依傍的白雲，生動寫出了自己雖孤獨卻有淡泊心境與高遠志向，文簡而意深。組詩其二至其七，作者或自比先賢或以己意逆先賢之志，如溫汝能評其三雲：“始終以原憲自況”（《陶詩匯評》卷四），邱嘉穗評其四雲：“隻以己意代古人設想”（《東山草堂陶詩箋》卷四），之前典籍中散碎的記載變成了鮮活的形象。如其七歌頌黃子廉：“一朝辭吏歸，清貧略難儔。年飢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雖有志，固為兒女憂。”詩中表現的生活與陶淵明一致：退隱而歸，生活困頓，面對親人內心深感愧疚，頗有“貧賤夫妻百事哀”之意。陳祚明評雲：“兒女之憂，非不動念，然志固不奪”（《採菽堂古詩選》卷十四）。組詩指事寫物精准，傳情達意貼切，其筆下貧者不再是不食煙火的高隱名士，而是有血有肉、有正常情感的普通人。

《詠貧士》組詩每首都隻有12句，屬於非常規整的短制，在劉宋詩壇頗為獨特。晉宋之際，謝靈運、顏延之等作家受辭賦鋪敘手法影響，詩歌長度逐漸拉長，詩壇“繁富”特征突出。陶淵明也受到了影響，其《形影神·神釋》《贈羊長史》《悲從弟仲德》等作品都是超過20句的長詩。在《詠貧士》組詩中，陶淵明反其道而行之，多用白描，“無長語”“文體省淨”（《詩品中·宋征士陶潛》），言盡而止，無拖沓之弊，完美體現了鐘嶸在《詩品序》中提出的“直尋”“自然英旨”等詩歌理念，避免了當時詩壇因用賦體而導致的“意浮”“文散”“有蕪漫之累”（《詩品序》）等諸多弊病。

綜上，陶淵明《詠貧士》組詩是內容與藝術俱佳的上乘之作，這是其得到鐘嶸高度評價甚至被列入“五言之警策”的根本原因。結合《詩品中·宋征士陶潛》中對陶詩的整體評價，不難看出，鐘嶸深刻認識到了陶淵明的文學價值以及他在六朝詩歌演進中的獨特地位。沈德潛將劉宋詩壇視為“詩運一轉關”（《說詩晬語》卷上）。《詠貧士》組詩內涵豐富，情感充沛，思想純粹，哀而不怨，“協左思風力”（《詩品中·宋征士陶潛》），與詩壇從“平典似《道德論》”（《詩品序》）的玄言風氣脫出、重歸漢末建安詩歌傳統的節奏同步。鐘嶸把陶淵明與曹植、王粲、阮籍、陸機、謝靈運、顏延之等作家的作品一起列入“五言之警策”，視陶淵明與其創作為這一文學轉關的重要組成要素，即陶淵明亦為六朝詩歌發展之關鍵。（作者：白崇，系廣東技術師范大學圖書館館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