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講稿》

洪子誠 著

文津出版社

2009至2015年間，洪子誠受邀在台灣地區三所大學為研究生授課。《文學史講稿》便是以這三次授課記錄為底本，經壓縮、修訂與改寫而成。

對於本書的出版，洪子誠一度頗為猶豫。作為一名對著述態度嚴謹的學者，他傾向於避免自我重復，認為書中的核心觀點在其既往著作中多已發表。但我認為這本書特別珍貴，理由如下：

其一，在於本書之“近”，或稱“晚”。

這大概是他於線下課堂上，時間較近的幾次系統講授中國當代文學的記錄，其中延續了一貫的學術立場，呈現了他成熟的思考。正因其晚出，本書得以討論21世紀以來當代文學界的部分學術成果與事件，例如2012年岩佐昌暲教授組織翻譯洪著《中國當代文學史》、2013年詩人牛漢病逝等，這意味著其所處理的史料已延伸至21世紀。

洪子誠長期從事當代文學教學與研究：20世紀70年代末，他與張鐘等人合著《當代文學概觀》，初版於1980年7月（后再版時改題為《中國當代文學概觀》）﹔1991年至1993年，他在日本東京大學講授當代文學史專題課程，講稿整理為《中國當代文學概說》，初版於1997年6月（后收入“大家小書”叢書時改題為《中國文學1948—1989》）﹔其個人專著《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版於1999年8月，2007年又做了全面修訂﹔他在北京大學中文系退休前所授最后一門課的講稿，被整理為《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初版於2002年8月。2024年，“洪子誠講中國當代文學”視頻課在B站上線，基於此整理的《當代文學十六講》則初版於2025年8月。若將這五部著作置於一處進行比照研究，將凸顯“學術該如何表述”這一極富意趣的議題。

或可說，在合撰《當代文學概觀》時期，洪子誠的思考仍是集體創作的一部分，帶有鮮明的時代教科書印記。《中國當代文學概說》的核心在於探討20世紀50至70年代的文學一體化問題及80年代文學狀況，此小冊子蘊含了洪子誠獨特的研究心得，奠定了他日后講授當代文學史的基本理念與框架。《中國當代文學史》接著中國現代文學開始講，主要講20世紀40年代的轉折、主流的敘事等，以及80至90年代新時期文學的想象、試驗與分化﹔它折沖於個人研究與教材的面面俱到之間。《問題與方法》則更是洪子誠的“授人以漁”，從當代文學史研究現狀切入，提點讀者必須面對的基本問題，並試圖解答當代文學何以呈現今日之貌。《當代文學十六講》堅持問題導向的研究路徑，以點帶面，多了些具體文本分析，旨在提振讀者閱讀文本的興趣。

《文學史講稿》的底稿雖源自2009至2015年的授課，但洪子誠本人字斟句酌的修訂工作，完成於2025年1月至10月間。筆者因曾見過三次講課記錄，並做過簡單的整合工作，待見到最終定稿時，驚異於其修訂之細致與改寫幅度之大——他為此書賦予了一種格外嚴謹的內在邏輯。受限於授課周期，講述的問題本已相當集中，經修訂成為目前的小冊子，篇幅僅約十六萬字。《文學史講稿》在體量上仍屬“小書”，但其學術分量著實不輕，是典型的“大家小書”。我記得他頗為看重《中國當代文學概說》，曾言對這本小書的偏愛甚於其《中國當代文學史》，因后者作為教材，篇幅較長，難免有所稀釋。一本書的核心觀點終究有限，一旦稀釋，重點反而可能隱沒不彰。

其二，在於本書之“親”，或稱“切”。

洪子誠1939年生於廣東揭陽，據說“揭陽”是“揭開迷霧見太陽”的意思，他在那裡讀書、成長，1956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61年畢業留校任教后，他主要講授寫作課﹔1977年北京大學當代文學教研室組建，洪子誠加入其中，自此傾力於當代文學研究。他本人便是當代文學史的親歷者。謝冕在2024年“洪子誠文學史研究與當代文學學科發展研討會”上發言說，當代文學研究者需要面對風起雲涌、日新月異的當代現場，身居其間者往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然而，洪子誠“履險如夷，終成大業”。

《文學史講稿》的講述方式別具一格，不僅傳授中國當代文學學科的專門知識，更充滿了對這門學問的整體性反思。此種反思深深植根於作者自身的經歷、觀察與思考，連其困惑亦和盤托出，洋溢著一位學者可貴的自省精神。其筆調較之其他著作更為洒脫、親切，常從身邊事娓娓道來。正如彭明偉所言：“洪老師的根柢首先是個文學家，其次才是一個學者。”例如第一講內容與方法，便是從“講課人的‘小資產階級性’”講起，他回憶道：“1962年開始上課，那時我23歲。從北大教師集體宿舍到教學樓有好幾百米遠，一路上手不停顫抖，控制不住。上課不敢看學生，下課發現把一沓講稿摳出一個洞。幾十年過去了，我仍然要把每個字都寫出來，上課基本採取照本宣科的辦法……我戴‘小資產階級性’的帽子幾十年了﹔裡面裝的零件很多，如斗爭性不強，溫情主義，立場不堅定﹔如軟弱，孤僻，不能與群眾打成一片，沒有能主動向黨，向群眾交心﹔不大喜歡高昂、激烈的美學風格……”《文學史講稿》“幾點說明”中有一段：“其中有意無意地放入自己的感受、思考、困惑。這些思考和判斷，也許許多不能成立。不過，作為一種觀察和體驗角度，也許可以提供更深入觀察這一問題的參照。”

當代文學史的底裡是當代史，當代史的深處是活生生的人。我們閱讀，某種意義上正是在尋求文字背后那個“人”。《文學史講稿》大概是洪子誠的學術著述中，最能見他個人心性和神採的，這把寫作《我的閱讀史》《讀作品記》《文學的閱讀》《兩憶集》《紀念他們的步履》的作家洪子誠，與研究當代文學的學者洪子誠的形象，融匯氤氳為一體。書中俯拾即是的個人化例証，讓學術闡述變得親切可感。這種基於親歷與切身體驗的學術寫作體式，在筆者的閱讀經驗中，實不多見。洪子誠曾說“回到”歷史情境之路有許多的難題：“既要有個人經驗的積極介入，也要與對象保持一定距離，對自我的立場、經驗有警惕性的反思。離開個體經驗和自我意識的加入，論述可能會成為無生命之物、懸空之物，但過度的投入、取代，對象也可能在‘自我’之中迷失，‘歷史’成為主體的自我映照。”所以羅雅琳在2025年5月12日《光明日報》發文題目即是《洪子誠：是文學史家，更是文體家》。

正因《文學史講稿》兼具“晚近”與“親切”的特質，我更願將其視作洪子誠一份特殊的學術自述。此前我也讀過他的一些論文和著作，包括《作家姿態與自我意識》《材料與注釋》等。

直到閱讀《文學史講稿》，我對洪子誠本人的理解，不再止於音容笑貌的層面﹔他對當代文學的剖析，的確予我一種豁然開朗之感，也由此豐富了我理解當下文學創作的角度﹔而他治學與為人的堅毅與溫情，也將燭照我未來的工作與生活。 （作者：蒙木，系文史圖書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