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北滄州博物館展出的古籍《詩經》 資料圖片

　　當前學界的“大文學觀”討論，不能僅從時勢之變和媒介變革的角度去立論，而應當有更大的視野，將“大文學”放在中國文學的整體性與現代變革的歷史延長線上考察，辨明它與中國古典文學傳統、中國文學的現代傳統、西方現代文學間的復雜聯系，才可以錨定“大文學”的歷史坐標及問題所在，進而找到變革的方向。

　　中國文學具有“大”的基因

　　歷史地看，至少就中國而言，文學本身就是“大”的。曹丕《典論·論文》有雲：“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雖然這裡的“文章”並非時下的“文學”，但“文學”顯然是“文章”極為重要的構成部分。

　　中國文學的“大”，首先是“用”之大。從《詩經》開始，中國文學就奠定了實用的特色。《詩經》以禮樂教化天下，形成“詩教”傳統。古代的散文，如《論積貯疏》《過秦論》《出師表》《諫太宗十思疏》《六國論》等，或論治國理政，或論天下興亡，皆為用世者的實學。中國古代以切用為文學分類原則，詩詞、辭賦、詔令、雜記、箴銘、頌贊等各有其用。其次是時空之大。中國古代文學吞吐天地宇宙、日月山河，憑欄處便是無限江山。“星分翼軫，地接衡廬。”“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這些詩句都有遼闊的想象。古人所言之情志可通天地日月、山川草木。即便寫一己之孤獨，亦是在蒼茫宇宙中，“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再次是中國的文體包羅萬象，細分有詩、詞、賦、曲、書、小說、詔、令、策、銘、碑、志、頌、表等，統合起來，則與經學、史學、地理、哲學、政治、經濟等渾然一體，呈現出典型的“泛文學”與“雜文學”特征。

　　傳統中國文學能成其“大”，根源在於文明。農耕文明，首要的知識就是天地知識。《周髀算經》雲：“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聖。”中國的文化與文明，把天地、萬物與人放在統一性中看待，由天文發展出人文，發展出中國特有的政治制度、禮儀制度、道德體系、哲學體系與美感經驗。中國文學就是在天地、萬物、人的統一性中綿延生長，無窮無盡。

　　中國的“大文學”之變始於近代。現代科學的建立，導致傳統中國的天地、萬物與人的統一性基本“解體”，大文學失去哲學根基。晚清以降，我們將目光從天地、自然轉向社會與人，寫實主義與“人的文學”等成為主流，中國文學失去不少天地江河的壯闊。恰逢西方的“文學”觀念輸入中國，在理論、觀念、分類、文體、語言、修辭等層面全方位覆蓋中國原有的文學體系，由此建立起現代中國的“純文學”傳統。這種“純文學”，在西方是現代學科分類的產物，進入中國自動剝離傳統中國“文”的體系中的經學、史學、子學等成分。同時，經學、史學、子學等亦隨著政治學、歷史學、哲學、語言學等現代學科的建立，而從“文”的體系中析出，於是“純文學”水落石出。

　　當然，“純文學”並非天然與“大文學”相悖逆。現代以來“純文學”創造出的“大文學”並不在少數。而“純文學”所謂的“文學性”，不過是文學之所以成為文學的那些東西，而“大”——能在虛實之間貫通古今、思接千載、吞吐日月、心游萬仞，恰是文學之所能，而為其他學科所不能的。“純文學”可以“大”，“大文學”也可以“純”。時下，之所以有“大文學”的討論，與這些年純文學走向自我封閉、迷失於敘事和技巧、忽視與外部世界的廣闊聯系有關。還有一個重要動因，則是歷史自身的自我糾偏。晚清民初，中國的文學觀念建構以西方為圭臬，“文學”釋義、文體分類等，皆依西方而建立。如今，隨著中華文化主體性逐漸凸顯，賡續優秀傳統文化、建構中國自主文學知識體系，就成為必然的召喚。時下的“大文學”討論，就是這一歷史自我修復意志的體現。

　　以基本的歷史經驗來看，時下的“大文學”建構，不是簡單復制傳統，而是在與傳統的對話中創造，在創造中與傳統對話。

　　建立中國自主的文學觀念

　　人類的文學有普遍性，但各民族有相異的歷史發展進程和文化基因，文學的發展道路和文化性格各有不同。深入中國自家的文學傳統，創建自己的“文學”概念，顯得尤為必要。中國文化語境中的“文”，兼具“道”和“德”的雙重意蘊。建立在這樣的“文”的基礎上的“文學”，當然是“大”的。中國的文學是全息的、多維的，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囊括天地、自然、歷史、社會與人生的一切。

　　基於“文”的特殊含義，中國的“文學”應該有自己的定義。如何給中國的“文學”定義，這個問題有待討論，但有一點很明確，就是中國的文學首先是文字的藝術，然后才是語言的藝術。中西方文學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國文學是由文字構成的，文字構成詞語，詞語構成文學的語言系統。中國的文字是表意體系的，與西方的表音體系截然不同。“獨體為文，合體為字。”中國的文字有象形、表意、形聲、會意等，本身就各有深切的意味，貫通著中國的文化。古代中國文學特別強調煉“字”，講究“推敲”，有“一字師”之說。進入現代白話文學以來，除魯迅等少數作家外，作家普遍隻有語言的觀念而沒有文字的觀念。

　　重建“大文學”，還需要重申“文以載道”的傳統。傳統中國文學，追求儒家的道德教化，從韓愈的“文以明道”到周敦頤的“文以載道”，再到朱熹的“文道合一”，文與道的關系，是中國古代文論的核心話題。從根本上看，所有的文學都是“載道”的，隻有合“道”與不合“道”的文學，沒有載“道”與不載“道”的文學。區別在於載的是什麼樣的“道”，如何載“道”。何為“道”？一時難以說清。歸根結底，道是宇宙能量的本源，道法自然，道是一切秩序、規則、價值的源頭，並由此而演化為形而上的具體的價值、原則，以及形而下的社會實踐。“大文學”建構，需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國的“文以載道”傳統。

　　“文以載道”的首要意義，就在於“道”為“大文學”提供一個整體的、宏觀的世界觀和處理世界的方法論。“道生一”，作家可以在“一”這個巨大的時間與空間的統一性中來觀察、理解、把握和思考世界。作家以古鑒今，以今釋古，便是“通古今之變”，以道生一的“一”看世界，天、地、人、物、我都在統一性中，人類的命運是共同體，中華民族是共同體。現代以來，中國文學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較多地聚焦社會與人，除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外，人與天地、自然、萬物失去了具體聯系。

　　此外，“文以載道”對“大文學”的意義，就是以“道”為價值根基，重鑄中國文學的價值。這裡的“道”，包含人類文明的地平線視野，如公正、平等、正義等，它們對當代世界和當代人的生活構成精神的凝視，也包括具有時代特色的“道”，比如天下為公、民為邦本、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等。這些價值基准的確立，為當代文學提供超越個人情感的價值坐標，使得當代文學在關注個體內心世界豐富性的同時，具備和歷史、文明、人類整體精神生活對話的能力，不至於迷失在繁復的形式與技巧的追逐中，從而為“大文學”奠定精神格局與底座。

　　大作家要有學識、學養和學問的根底

　　文學是由人創造出來的。“大文學”的前提，還是要有“大作家”。作家的“大”，不在名聲、地位和影響力，而在視野、胸懷、格局、思想能力與審美創造能力。古往今來，無論中國還是西方，“大作家”都是那些能與天地、萬物相感通，對人類心懷悲憫與體恤，有家國之念和民族擔當的人。因為隻有心系自然萬物、人類家國，作家才有開闊的歷史視野、人類視野，才有通徹天地古今的情思，這是“大作家”形成的必要條件。

　　“大作家”的視野、格局、胸襟、思想能力、審美創造能力，取決於先天稟賦，也由學識、學養和學問等決定。古代中國作家的養成多通過經、史、子學和詩文的訓練，文學創作自然就有經學、史學與諸子學等打底子。如今，文學創作是一種專門的技能，要成為作家，隻需經過專門的文學閱讀、文學技巧訓練，由此在學識、學養、學問體系的積累方面，現代作家比古代作家天然就有短缺。而對於文學創作特別是“大文學”來說，作家需要有學識、學養和學問，從而對復雜的社會生活與人生經驗保持敏銳的洞察力，穿透復雜的現象抵達本質。“大文學”需要作家見微知著的能力，既能從一滴水中見太陽，還能從確鑿無疑的生活和經驗世界中看到模糊性、不確定性。“大作家”在“道生萬物”的兩端，由道想象萬物，在萬物中見道。一草一木，皆見天地的精神﹔一動一念，皆見文化與文明。這些審美見識和表現力，都需要作家的學識、學養與學問作為支撐，特別是作家所生活的特定歷史、時代和地域。

　　總的來說，時下的“大文學觀”討論，就是回到文學的“常”，或者說是以“變”的方式回到“常”。（周保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