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涿州儒學藏書記》殘石 作者供圖

　　清代金石學家葉昌熾在其所著《語石》中，最早對宋元金石文獻中的書目進行總結：“余好碑版之學，又好目錄之學，魚與熊掌二者兼得，惟有《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記》。此碑在杭州府學，元泰定元年山長陳袤記。”故宮博物院第二任院長、金石考古學家馬衡則認為，有書目的刻石，始於宋代以后，並列舉隆平之《程珪創建書樓記》（大德八年），涿縣之《涿州儒學藏書記》（至正十年），瓊山之《乾寧儒學置書記》（至正十一年）諸刻石，稱不知其陰有無書目。

　　兩人所記宋元金石文獻中的藏書碑刻，有原石和拓本存世的，依照現存相關資料看，似乎隻有《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記》一種。而《涿州儒學藏書記》碑文見於《日下舊聞考》，未見記有書目，故馬衡有“不知其陰有無書目”一說，原石久佚。

　　近日新見殘石一塊，殘字為：第一行始“□□□□□親□□□□由是□”，第二行“□興必致其極而底於成庶可為”，第三行“□而弆之以為觀美，則非予之所”，第四行“□目開列如左州大夫達魯花赤”，第五行“□至正庚寅七月望日”，第六行“□貢師泰書崇文少監亞中大夫”，第七行空，第八行“冊 詩古注疏貳拾冊”，第九行“貳冊 春秋左氏傳三拾壹冊”，第十行“□□□春秋公羊傳拾肆冊”，第十一行空，第十二行“府石局提領程德義鐫”。

　　殘石上書目、時間，書者，篆額者信息，刻工竟在，應為碑之左下部。查《石刻考工錄》，有“程居義（金玉局石局提領）至正十年九月刻涿州儒學藏書記”一條，雖刻工信息稍有不同，但時間吻合。又查閱明清《涿州志》和《日下舊聞考》所記碑文，確認所見者為《涿州儒學藏書記》殘石。

　　現據舊拓重校碑文，錄書目於下：

　　《孝經》貳冊 《論語》陸冊 《孟子》拾冊 《詩古注疏》貳拾冊/

　　《書古注疏》拾冊 《周易》柒冊 《儀禮》拾貳冊 《春秋左氏傳》三拾壹冊/

　　《禮記》三拾三冊 《周禮》貳拾壹冊 《爾雅》三冊 《春秋公羊傳》拾肆冊/

　　《春秋谷梁傳》柒冊/

　　《公本資治通鑒》壹佰壹拾伍冊/

　　對《涿州儒學藏書記》的研究，蔡春娟《元代〈涿州儒學藏書記〉撰文者辨析》確定撰文者為吳當，但未錄碑文和書目。《涿州儒學藏書記》是當時的學正龔氏，捐俸購買書籍以充實儒學藏書的碑記，書目雖然不多，但均標明冊數，為現存元及元以前儒學石刻所僅見。書目上出現記冊的冊字，在現存元及元以前石刻上已是孤例。以“春秋公羊傳拾肆冊”一條為例，宋刻本如《春秋公羊經傳解詁》一般多為十二卷，但元刻本如《監本附音春秋公羊傳注疏》一般為二十八卷，這是元代翻刻宋十行本的通行卷數，所以“春秋公羊傳拾肆冊”當為元刻本，兩卷一冊較為方便，現存元刻所見也一般都為十四冊。又“公本資治通鑒壹佰壹拾伍冊”一條，公本，或指南宋紹興二年至三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公使庫刻本《資治通鑒》，為二百九十四卷，而所知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公本為一百一十六冊，而上海圖書館又藏元刻初印本，為一百五十冊，這樣，這個本子是如何情況，就是值得研究的事情。可見學正龔氏對購買書籍，是有所選擇的。

　　前文提到的《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記》，其原石仍存杭州碑林，但碑面文字漫漶，已很難辨識，十分可惜。這愈加凸顯《涿州儒學藏書記》殘石的價值。它系我國現存以冊計數最早石上書目之一，值得我們珍視並做進一步研究。（鮑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