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24日，美團在石家庄舉行的網約配送算法和騎手權益保障協商懇談會現場。受訪者供圖

　　圖片由人工智能協同生成

　　“雨天平台派單太多了，送不過來，也不安全，算法應該多考慮天氣情況。”在北京的一場用工算法和勞動保障協商懇談會上，一名外賣騎手的訴求，讓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社會法室副主任王天玉印象深刻。

　　平台經濟的快速發展，催生了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貨運司機等大量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據統計，我國當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已突破8400萬人。算法作為平台用工的核心管理工具，直接決定著勞動者的工作時長、收入水平、勞動強度、訂單規劃等核心權益，卻曾長期處於企業單方主導的“黑箱”狀態。在王天玉看來，外賣騎手的訴求直指平台用工的核心問題：算法在商業競爭驅動下呈現出明顯的效率優先傾向，從業者因此被動承受過大的勞動強度，用工風險甚至外溢到交通安全等公共領域。

　　近日，中華全國總工會、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聯合印發《平台勞動規則和算法協商指引（試行）》（以下簡稱《指引》）。《指引》立足相關勞動法律法規和實踐經驗，明確了訂單分配、收入與抽成、工作時長與休息、時間預估與路線規劃、考核與獎懲規定等核心協商內容，對協商代表產生、協商程序、協議執行與監督作出全流程規范。

　　2025年，全國總工會已與美團、滴滴、順豐、圓通、貨拉拉等15家頭部平台企業推進算法協商工作。全國總工會相關負責人表示，《指引》的出台與落地，標志著我國平台用工治理從“企業單方管理”向“多方協同共治”的深度轉型，為數字經濟時代的勞動權益保障筑牢了制度根基。

　　多方共治推動平台用工治理模式轉型

　　“超時扣款壓力太大了。”2025年9月，在北京舉行的美團配送算法和騎手勞動保障協商懇談會現場，外賣騎手劉暢說出了心裡話。平台方代表當場演示優化后的時間預估模型，並承諾“超時免罰”機制將全面落地。

　　2025年12月31日，美團全面取消超時扣款制度，上千萬名外賣騎手擺脫超時焦慮。類似的場景此后將有更為明確的規則指引。

　　“《指引》的出台，填補了平台勞動關系與算法協商領域的規則空白。其核心價值在於打破算法單方主導格局，推動平台用工從‘單向管理’轉向‘共同治理’。”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李長安表示，《指引》明確了勞動者在算法管理中的協商者和監督者身份，將工會作為算法協商的核心載體，同時要求平台搭建常態化協商機制，讓勞動者的合理訴求能夠直達平台決策層，從制度層面保障了勞動者的參與權、表達權。

　　“《指引》強調多方協同參與，既明確平台社會責任，也要求勞動者主動維權，更注重工會等組織的監督作用。”李長安認為，《指引》明確平台要規范勞動強度與工作負荷，將勞動者休息權、健康與安全放在首位，踐行“技術向善、以人為本”的原則，杜絕惡劣天氣下過度派單、算法倒逼勞動者超負荷工作等問題。而勞動者不能片面依賴平台解決所有問題，面對勞動糾紛、工傷等情況，需主動舉証、遵循法定程序，積極行使自身權利。在監督層面，《指引》形成了工會牽頭，黨團組織、勞動監察部門協同的監督體系。

　　“《指引》核心並非政府直接定價，而是依托工會開展集體協商，讓勞動者的集體意志成為算法規則制定的重要依據，通過協商機制實現行業內的各方共贏和長期健康發展。”王天玉解讀說。

　　2022年修改實施的工會法，明確賦予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參加和組織工會的權利，且 不以是否存在勞動關系為前提 。“這為工會代表勞動者與平台開展算法協商掃清了法律障礙。”王天玉認為，數字化背景下，集體協商是確定平台合理勞動條件的關鍵。

　　自2023年以來，美團先后舉辦全國騎手懇談會、區域專項懇談會等多場協商活動，騎手代表覆蓋全國31個省級行政區，形成了常態化的訴求表達與協商渠道，騎手們關於社保和職業傷害保障等訴求逐步落地。

　　目前，多家頭部平台已開展全網或區域集體協商。全國總工會通過蹲點調研對算法協商分層分類精准干預，將集體勞動權向平台經濟領域延伸，契合新就業形態發展的現實要求。

　　破解新業態勞動者“困在算法裡”難題

　　“完成到付訂單后，平台多了一筆到付服務費入賬，我們的心聲被聽到了。”深圳貨運司機桂寶林感受到了變化。他此前對平台到付訂單的運費結算存在顧慮，這也是眾多貨運司機的共同訴求。

　　2025年，在全國總工會的指導下，貨拉拉平台與司機代表開展專項算法協商，最終落地優化計價規則、增加到付服務費、強化拖欠運費治理、持續降佣等舉措，精准回應司機合理訴求。

　　為了讓算法協商常態化、制度化，貨拉拉由公司工會牽頭推選司機代表，與算法技術、安全管理等核心部門建立常態化溝通機制，搭建起從省市域到全國的“算法協商懇談機制”。目前已在廣東、北京、上海等多個省市完成專項協商懇談，讓司機代表能夠直接參與平台勞動規則和算法設計的全流程。

　　“平台用工的任務化特點，讓從業者因收入目標與競爭需求形成長時間工作的意願，推高了整體勞動強度。”王天玉指出，平台依托市場和技術優勢掌握定價權與算法管理權，造成用工雙方的信息、地位不對稱，最終引發權利失衡。

　　“從實踐成效來看，算法協商不僅切實改善了從業者勞動條件，更重構了平台規則制定的權力結構，讓原本由平台獨掌的算法與定價話語權，轉變為多方參與的協商共治。”王天玉表示，在規則和算法協商過程中，工會代表勞動者介入后，平台規則制定權不再由企業獨掌，集體力量推動算法定價從企業效率導向，轉向兼顧公平與效率的多元導向。

　　例如，《指引》在工作時長與休息方面作出明確規范，要求平台明確連續最長接單時間等內容，切實防范勞動者過度勞動。貨拉拉將該要求融入算法設計，實時監測司機駕駛時長，連續駕駛4小時即進行防疲勞駕駛提醒，從技術層面保障司機休息權和行車安全。

　　“《指引》直擊平台用工與算法管理痛點，為破解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困在算法裡’的問題提供了關鍵解決方案。”李長安認為。

　　貨拉拉運營副總監靳威介紹，企業已6次公開核心算法，披露分播單規則、降抽佣邏輯、AI安全防控及判責等內容，讓司機清晰知曉算法運行規則，打破算法“黑箱”。

　　在李長安看來，《指引》讓算法不再是平台約束勞動者的“隱形規則”，而是勞資雙方共同商議、動態調整的“合作公約”，這既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也能讓平台及時掌握一線訴求，優化算法與管理規則，最終推動平台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構建和諧的平台用工關系。

　　完善相關制度，便利勞動者維權

　　作為全國總工會法律顧問委員會委員，北京福茂律師事務所主任時福茂援助過大量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在他看來，《指引》的核心突破，是將算法與勞動規則納入集體協商，實現維權從“事后個案”到“事先參與”的轉變。

　　“此前，平台算法由企業單方制定，勞動者只能被動接受，維權僅能通過事后個案訴訟、仲裁，且多數人因舉証難、成本高被迫放棄。”時福茂認為，《指引》將算法規則、勞動時長、訂單分配等核心事項納入集體協商范疇，由工會或勞動者代表提前與平台溝通博弈，從根源上減少勞動爭議，也讓數字化時代處於弱勢的個體勞動者，擁有了與平台抗衡的集體力量。

　　實務中，時福茂多次遇到勞動者意外受傷或死亡后，平台頁面無法打開、派單記錄被刪除、合同內容無法查詢的情況，導致勞動者維權缺乏關鍵証據，陷入舉証無門的困境。這已成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維權的一大痛點。他援助的大學生陳可，在北京某平台注冊為兼職外賣騎手，近日送餐途中因交通事故導致腿骨粉碎性骨折，卻在申請工傷認定時遭遇了舉証難題。時福茂介入后，在手機平台端查到了陳可簽署的《自由職業者服務協議》，協議明確約定雙方不存在勞動關系，公司及合作公司無需承擔勞動法律責任。

　　不料保存協議次日，頁面便無法打開，若非及時固定証據，陳可的維權將陷入停滯。3月27日，時福茂收到北京市通州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的《受理通知書》。“這一案例折射出平台用工領域証據管理的亂象，凸顯了明確平台証據保留義務的緊迫性和必要性。”時福茂說。

　　針對這一問題，時福茂建議，在《指引》的基礎上，進一步細化平台的証據保留義務，要求平台對勞動者派單記錄、勞動時長、薪酬明細、合同協議等核心數據長期留痕，不得無故刪除、隱匿，同時明確勞動者的查詢權和復制權。讓勞動者能夠隨時掌握自身的勞動數據，從制度層面破解勞動者舉証難、維權難的問題，讓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維權之路有跡可循。

　　王天玉也建議，制定適應平台用工的任務計量型勞動基准，讓算法從“控制工具”轉變為“保障工具”，明確平台作為靈活就業組織者的保障義務，合理確定任務單價，檢測從業者勞動強度與任務總量，並建立平台用工算法知情與集體同意規則，讓算法真正成為勞動者權益保障的技術支撐。（記者 李桂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