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你心中的中華文明標識】

當今世界，中國人大概是最愛玉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玉石消費國。玉在中國還是一個特殊的文化存在。“火炎昆岡，玉石俱焚”“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中國古籍中關於玉的記載和使用無處不在。現代漢語中，以“玉”為偏旁及含有“玉”的漢字多達數百個。玉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玉在中國文化中具有神物、王權、道德、審美等不同層面的含義，見証了中國社會文化的變遷。

神性符號：天地溝通的器物

《左傳》記載，有一年齊國攻打魯國。曹劌問魯國的君主魯庄公，你憑什麼覺得能打得過齊國？魯庄公給出了三個理由，其中有一條說“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意思是說，祭祀中所用到的玉帛數量絕不虛報夸大，必須以誠信對待神靈。在這裡，“玉”是獻祭中最核心、最能被神明識別的祭品之一。在古人的意識中，神明是喜歡玉的，用玉做貢品，就可以獲得神明的保佑。

不僅歷史典籍中記載如此，考古出土的早期玉器，也都帶著強烈的“巫術”“溝通天地”意味。比如，距今五千多年的凌家灘玉鷹，翅膀頂端作豬形，身體中間刻有神秘的八角星紋，有學者認為，這是鳥崇拜、豬崇拜和太陽崇拜的結合。又如凌家灘遺址出土的玉版，有學者認為這是河圖洛書的原型，玉版上的孔數和紋絡象征對天道與宇宙秩序的理解。

在后世筆記小說中，古人有不少對神奇玉器的想象，如漢晉雜記《西京雜記》記載說，秦咸陽宮收藏有一支叫昭華管的玉笛，一吹奏，就會有車、馬、山川、樹木若隱若現，當停止吹奏，影像就都消失了，玉被賦予呈現天地萬象的神秘能力﹔五代《開元天寶遺事》記載說,岐王有一個“暖玉鞍”，冬天騎馬，把這個馬鞍子放在馬背上，可以自動加熱，玉在這裡被視為能調節天地寒溫之氣﹔明代《西洋記》中有一“東井玉連環”，這件寶貝可以把海水與淡水分開，相當於具有海水淡化功能的器物。此外，我們熟悉的《紅樓夢》中，還有一塊象征賈寶玉身份的通靈寶玉，等等。古人這些想象的基礎，實際都與古人對“玉”的神性崇拜有關。

政治符號：權力與秩序

《酉陽雜俎》記載，唐代宗時期，楚州進獻給皇帝十二件“定國寶”，這些寶貝怎麼來的呢？楚州刺史說，不久以前，楚州有個法號“真如”的尼姑，被接往天界，天帝就讓她把十二件寶帶回來了，這些寶貝中有不少玉制品：如“玉雞”，質如白玉，羽毛紋理清晰可見，據說天子如以孝道治理天下，則自然出現﹔“谷璧”，質如白玉，璧上有谷粒狀的紋飾，而無人工雕琢痕跡，天子得之，五谷豐稔﹔“西王母白玉環”，兩枚，得此寶，能使外國歸附，等等。據說這些寶物置於光下會有白氣直沖雲天。

從背景上來看，這個故事實際有政治寓意。唐代宗即位后寶物“降臨”，是對其繼承皇位的天意証明。此外，唐代宗在即位前因收復兩京之功被封為“楚王”，楚州可視為他的“龍興之地”，而寶物出於“楚州”，無疑也是對他合法性的一種神話式背書。

而從“功能”上來看，這些傳說的玉制“定國寶”之所以能被賦予穩國安民、昭示天命的政治含義，實際承續了自先秦以來的玉文化傳統。

在先秦禮制體系中，玉的材質、顏色、形制與使用范圍，都被納入嚴格的規范之中，形成“玉—權力—秩序”的穩定鏈條。

首先，從佩玉制度來看。《禮記·玉藻》對不同階層應佩戴何種玉作出了說明：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瓀玟等。玉在這裡不僅是裝飾物，更是“身份編碼”，其顏色與質地如同官階服飾或徽章，使社會成員在日常生活中即可通過視覺識別等級與身份。換言之，玉被制度化為“可見的秩序”。

其次，從禮器制度來看。《周禮·春官·大宗伯》言：“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具體來說，以蒼壁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這套以六方與六玉相配的體系，是天子在祭祀天地四方時專用的器物。六玉各司一方，象征天子作為“天下中心”的角色，要以禮制維系宇宙秩序的平衡。玉禮器因此不僅是祭祀工具，還是王權與宇宙結構之間的象征性接口。

再次，從政治信物來看。《周禮·春官·大宗伯》記載的“六瑞”——鎮圭、桓圭、信圭、躬圭、谷璧、蒲璧——構成了政治授權系統。按照身份高低，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谷璧，男執蒲璧。當天子遣臣鎮守一方，常以圭為憑証，這種“命圭”既是使命書，也是權力授權的可視化符號。它保証受命者帶著“天子的秩序”前往各地，使政治權力得以在空間上延伸。

總體而言，玉之所以能承載政治合法性，乃是因為它在禮制、祭祀、權力委任等多重場景中的反復使用，使它成為“秩序的物質化形象”。

德性符號：人格的外化

《史記·項羽本紀》有一段關於鴻門宴的記載：“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范增反復舉“玉玦”，暗示項羽應當迅速“決斷”殺劉邦。

宋濂在《送東陽馬生序》中說，當年自己的同學們都“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

范增、宋濂的同舍生之所以“隨身佩玉”，並不是單純的審美選擇，而是深受玉文化寓意的影響。

《禮記·聘義》記孔子言玉德，將玉的各種屬性對應於道德范疇：玉的溫潤光澤，象征著“仁”﹔玉的質地細密而紋理分明，象征著“智”﹔玉堅而不傷人，好比是“義”﹔玉垂挂成串、規整有序，象征著“禮”﹔敲擊玉時聲音清亮悠長，最后柔和收尾，像“樂”﹔“瑕不掩瑜、瑜不掩瑕”，玉有瑕也不會遮住它的美，美也不會掩蓋它的小瑕疵，象征著“忠”。此外，玉還象征著“德”與“信”，精神氣韻與天地相通，等等。孔子實際上構建了一套“以玉比德”的道德模型，使玉成為君子理想人格的可視化模板。

《禮記》中還有“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的訓誡。佩玉之人不僅佩戴其美，更佩戴其德。可以說，在古人的觀念中，玉就是可見的德行，你佩戴玉，就是以玉的德行在激勵自己的行為，玉就是“穿在身上的道德文本”。

當然，你佩戴不同造型的玉飾，又能展現更具體的品格，如《白虎通》曰：“能決嫌疑即佩玦。”在古人看來，佩戴玉玦是“判斷力”“行動意志”的象征。玉環則以其圓融之形，象征品格的周全、庄重與無窮盡的恆心。文學作品中，玉環更常被賦予情感含義，元稹的《鶯鶯傳》中，崔鶯鶯就把自己從小戴到大的玉環送給了張生，“玉取其堅潤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用意是希望張生金口玉言，能像玉一樣堅貞，崔鶯鶯自己的志向則會像“環”一樣，周而復始永不改變。以玉寄堅貞，以環表恆心——這是情感與德性的雙重象征。

總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玉是一種品格的具象化工具。它使抽象的德性轉化為可見、可觸、可佩戴的象征物，使人格得以在社會空間中“實體化”，並通過形制與材質傳遞倫理、情感與身份信息。

吉祥符號：祈願與祝福

唐代《杜陽雜編》記載了一個頗具幻想色彩的故事：唐肅宗賜給李輔國兩枚能散發香味的玉辟邪，各高一尺五寸，玉辟邪發出的香氣，數百步之外就可以聞到。如果有的人不小心用衣服拂了一下玉辟邪，香味在身上可以持續一年，即使把衣服放水裡多次沖洗，香味也不會消失。這一記載反映了兩個文化基礎：其一，人們對玉天然的崇敬——玉質溫潤、堅貞，被視為天地精華的凝聚﹔其二，古人對“辟邪”類神獸的喜愛。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道教圖像大量進入玉器藝術，玉辟邪、玉天馬、玉獬豸等陳設品興盛，“神獸—玉”的結合，使玉在祈願護佑的功能上更具象、更有效力。

至唐宋時期，隨著佛教的日漸繁盛，玉器題材進一步拓展，出現了觀音、釋迦牟尼等佛教造像。玉因其“清淨無垢”的材質，被視為最適合承載佛性與法力的媒介，既能供奉，又能佩戴。此時的玉逐漸從貴族的身份象征，轉向全民可共享的祈福媒介，其宗教功能與世俗祝願開始交織，像民間后來流傳“男戴觀音女戴佛”，玉制“觀音”諧音“官印”，玉“佛”諧音“福”。

進入明清，玉器與日常生活的結合進入新的階段，世俗吉祥觀念全面融入玉雕題材之中。明代玉牌上常見壽星、八仙、福祿壽三星、鶴與仙桃、山石與祥雲等圖案，或干脆直接雕刻“君子平安”“長宜子孫”等祝詞，使玉牌成為日常“祝願物”。清代有以“玉如意”為禮的文化：大戶人家定親、祝壽時贈送九件如意，寓“久久如意”﹔若在如意上雕刻谷穗、谷枝與鵪鶉，則成“歲歲平安如意”的具象表達。玉如意因此兼具禮儀、祝福與裝飾三重意義。

玉器在不同歷史時期承載的祈願雖各有側重，卻都指向同一主題：以玉寄祥，以玉祈福，以玉護身。玉之溫潤、堅貞、通靈，為古人提供了一個能夠把抽象願望“物質化”的媒介，使祈願可以被“握在手中”，祝福得以“隨身相伴”。

在現代語境中持續煥新

進入現代社會，玉的文化生命，並未被歷史塵封，而是在現代語境中持續煥新。

2008年北京奧運會金牌採用了“金鑲玉”設計。設計者以玉環嵌於金牌中央，寓“金玉良緣”“玉德金聲”，象征和平、和諧，也呈現出中華文明貴玉、尚德、求雅的文化傳統。對於世界來說，這是一個現代國家向全球展示自身文化根性的方式﹔對於中國人而言，這又是“以玉言文化”的自然延續。

除此之外，玉在當代依舊廣泛出現在生活審美與儀式場景中：許多地區仍保留送玉鐲作為成年禮、婚禮、添丁祝福的風俗﹔現代珠寶設計中玉的比例持續攀升﹔以“君子如玉”“溫潤如玉”“憐香惜玉”“瓊漿玉液”為代表的文化比喻仍是日常語匯。在文旅與文化創意產業中，玉作為“中國審美”的象征，也不斷被運用於博物館展陳、國潮設計、影視影像與IP開發之中。

可以說，玉已從古代的禮器與信物，逐漸發展成為一種跨越時代的文化符號。它所代表的“溫潤、堅貞、和諧、有德”的審美理想，至今仍然深深影響著當代中國人的價值想象。（作者：趙運濤，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文學與國際傳播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