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市一個老舊小區裡，50歲的蔣英（化名）躺在床上，42歲的妹妹俯身，用手指壓住姐姐的舌頭，把水一點點喂進去。

　　姐姐出生就患有腦癱，沒有生活自理與語言表達能力。妹妹持有精神殘疾証。這個“一戶多殘”家庭，父母相繼去世，隻剩姐妹兩人相依為命。

　　母親臨終前，在住所地居委會工作人員和鄰居見証下，拍下一段視頻，將兩個女兒的監護責任托付給孩子的叔叔。叔叔持這段視頻前往法院，希望通過法律程序正式成為侄女的監護人，然而卻未能立案。

　　民法典第二十九條規定，被監護人的父母擔任監護人的，可以通過遺囑指定監護人。法院認為，該條款適用的前提是，立遺囑人在生前已是法律意義上的監護人。姐妹倆的母親生前並未通過法定程序先行成為姐妹倆的監護人，因此叔叔以視頻為由，主張成為姐妹倆的監護人不符合適用該條款的前提，無法立案。

　　民法典第二十八條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由下列有監護能力的人按順序擔任監護人：（一）配偶﹔（二）父母、子女﹔（三）其他近親屬﹔（四）其他願意擔任監護人的個人或者組織，但是須經被監護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或者民政部門同意。

　　“同意”二字，成為意定監護成立的前提。為此，叔叔先找到姐妹倆的住所地居委會。居委會答復無法出具這樣的証明。理由是，如果指定了叔叔，如果其他親屬比如姑姑、舅舅等人有意見，會不好辦。

　　叔叔轉而前往姐妹倆的戶籍地居委會尋求幫助。居委會工作人員協助叔叔聯系了雙方家族中具備資格的近親屬，並表示，若能獲得所有相關親屬同意，願意嘗試推動指定監護人事宜。叔叔為此多方奔走，除了蔣英母親的一位長期失聯、旅居海外的妹妹無法取得回應外，其他親屬均表示同意。

　　根據民法典第二十八條規定，啟動法院特別程序所必需的一紙“同意”証明，依法須由被監護人住所地的居委會出具。姐妹倆的叔叔轉了一圈，仍未拿到“同意”証明。

　　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申浩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張玉霞為這戶家庭提供法律援助。她認為，此事揭示出當前監護制度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特別是涉及居委會“同意”環節時普遍存在執行難題。

　　今年年初召開的上海兩會上，張玉霞建議完善改進意定監護制度和臨時監護制度。她指出，法律對於意定監護的規定比較原則化，需要可供基層具體操作的實施細則、流程指引和權責清單。

　　“實際上，居委會比較適合承擔這項工作，他們熟悉社區實際情況。”張玉霞建議，當務之急是由民政部門牽頭，聯合司法等相關部門，制定並出台細化的操作指引。例如，明確居委會在出具“同意”意見前，需要完成哪些必要的調查步驟﹔明確臨時監護啟動后，生活照料、財產管理的具體標准與權限邊界。

　　2025年8月，上海市委社會工作部公布《上海市居委會能力提升三年行動計劃（2025-2027年）》，旨在系統提升居委會的服務與履職能力。

　　張玉霞認為，制度落實的關鍵在基層，在民政部門牽頭厘清標准的同時，可由上海市委社會工作部加強對基層組織的專項培訓。

　　張玉霞建議，相關部門可將監護制度的法律條文、操作指引與風險防范等內容，轉化為基層看得懂、用得上的工作流程，並納入對基層工作者的常態化培訓計劃。民政定標准，社工抓培訓，讓基層在面對“同意”與否的抉擇時，既有章可循，也有能力執行，將監護責任的“最后一米”，轉化為現實中可邁出的扎實一步。（記者 劉胤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