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工作者在雲南河泊所遺址現場進行清理發掘工作。新華社記者 胡 超攝

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滇王之印”。

河泊所遺址出土的“滇國相印”“滇王相印”封泥。

河泊所遺址出土的益州瓦當。

河泊所遺址出土的簡牘（滇池以亭行）。

河泊所遺址出土的“春時不和……”簡牘。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雲南省考古工作人員在發現滇文化的道路上矢志不渝，幾代人接續奮斗。

　　石寨山—河泊所遺址考古發掘驚喜不斷，從“滇王之印”金印到“滇國相印”封泥，從青銅器到瓦當、簡牘，紙上地下，司馬遷筆下的古滇國和益州郡揭開面紗，刻畫著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演進軌跡。

　　“滇王之印”實証文獻記載

　　1956年11月的一天，在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6號墓坑進行發掘的雲南省考古工作人員，突然發出一陣歡呼。一枚金質印章混雜在漆棺底部殘片中，顯得格外耀眼，“滇王之印”4個典型漢篆清晰地映入考古隊員眼中。

　　多年以后，這一天發生的事仍留在很多人的記憶中。人們甚至清楚地記得，當時主持發掘工作的孫太初先生讓人買了兩條大鯉魚，晚上大家吃了一頓鯉魚“慶功宴”。

　　《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漢武帝發巴蜀兵，擊滅與古滇“同姓相扶”的勞浸、靡莫，兵臨滇國。滇王被漢朝的強盛所震懾，舉國降。司馬遷這樣寫道：“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並“請置吏入朝”。漢武帝遂在滇國設益州郡，賜滇王王印，令滇王依舊掌管此地，“復長其民”。這是漢朝中央對雲南羈縻統治的開始。

　　隨著“滇王之印”這枚小小印章的出土，歷來隻見於典籍中的滇國、滇王生動起來。紙上地下，“滇王之印”可証《史記·西南夷列傳》中關於“滇”的記載為信史，石寨山也被認定為“滇王及其親族的墓地”。

　　滇王之印通高2.7厘米、邊長2.4厘米，純金打制，重約90克﹔四個漢篆印文陰刻，鈕和印之間有焊接痕跡，筆畫拐彎處有鏨刻痕，印身四邊完整無損。

　　“滇王之印”背面是一條刻有鱗紋、身體盤曲的蟠蛇。蟠蛇蛇頭昂起，目光炯炯，似乎在宣示著墓主人一代滇王的無上權威，又似乎剛剛從一場漫長的冬眠中驚醒，警惕地打量著這個世界。

　　印鈕用蟠蛇，和古滇人崇蛇、祭蛇的文化有關，蘊含著邊疆地區的獨特文化表達。蛇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象征符號，在古滇時期青銅器中較為常見。石寨山1號墓出土的西漢殺人祭柱場面銅貯貝器，表柱上盤繞著兩條威武的巨蛇﹔12號墓出土的西漢詛盟場面銅貯貝器，表柱上同樣雕有正在張口吞食人的巨蛇場面。江川李家山墓出土的剽牛祭祀銅扣飾，下方二蛇盤繞，一條蛇咬住縛牛的繩子，另一條蛇頭上落有一蛙。

　　蛇以多種形式出現在滇中的出土文物中，蛇形鏤空器、鳥銜蛇杖頭銅飾、蛇柄銅劍、蛇形劍鞘、蛇銅戈等。古滇人對蛇由畏生敬，在不同的器物和場景中，蛇體現出不同的含義，它是神力的象征，是溝通天地的聖物，蘊含著古滇人萬物有靈的信仰和寄托。

　　根據學者們對出土漢印的研究，“滇王之印”的形制符合《漢舊儀》秩官鈕制。其印文中不見“漢”“歸義”字樣，既符合內臣列侯印章的規格、印文由“印”字組合，又略去外臣印章規格中的“漢”字，表明滇王是漢內臣。

　　這枚寸許見方的金印，為揭開古滇國面紗提供了重要考古實証，是目前所知雲南隸屬於漢朝中央的最早証明。

　　“滇王之印”的出土，可以確定石寨山6號墓是一代滇王的墓地。又因“滇王之印”隨葬，人們一度推斷6號墓所葬的可能就是末代滇王。不過，這一論斷很快被河泊所遺址出土的“滇王相印”等封泥推翻。人們從“滇王之印”的“王”字三橫上密下疏，而封泥“滇王相印”的“王”字三橫均分，結合漢字的書寫演變軌跡，推斷出“滇王相印”應晚於“滇王之印”，說明“滇王之印”隨葬后，仍有另一代滇王在世。這樣一來，6號墓埋葬的未必是末代滇王。文物中的小細節，為歷史提供了另一種解讀方向。

　　2000多年前，一代滇王帶著生前的榮華在這裡入夢，“滇王之印”和眾多象征地位和財富的青銅器一同折疊進歷史的深處。如今的石寨山遺址已經回填，沿著棧道登頂向西眺望，滇池、西山一覽無余。旁邊的6號墓青草叢生，看起來平平無奇。

　　揭秘河泊所遺址“一址雙城”身份

　　石寨山遺址往西南700多米，是滇池南岸昆明晉寧區上蒜鎮河泊所村。寧靜的村庄和這片種滿經濟作物的紅土地，埋藏著益州郡郡治和古滇國都邑“一址雙城”的治理秘密。

　　河泊所遺址早在1958年就已發現，因主要發現古螺絲殼堆疊，一度被認為是新石器時代貝丘遺址。半個世紀后的2014年，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開始對該遺址重新調勘發掘，探尋滇文化的聚落和可能存在的都城。

　　這是一個艱苦曲折的歷程。幸運的是，考古人員在遺址東部上蒜鎮一小附近的探方中，陸續發現了城牆、建筑、瓦當、封泥和簡牘等遺存。

　　在遺址的核心區南部，考古人員探測到漢代到魏晉時期連續疊壓的城牆。城牆北面有一條由繩紋瓦片、碎螺殼和小石子多層鋪設的道路，路面寬處達12米，窄處有4米，路兩側的排水路溝清晰可見。土層中間有散落的螺栓、蓋弓帽、銅箭鏃等車馬器及兵器——或許是廢棄后被用作了筑路材料，車轍印清晰可辨。這條東西向主干道連接城內外，經多次鋪墊而成，可以想見這裡一度車水馬龍。

　　道路北側的高台建筑基址面積達1400余平方米，上下兩層黃土層中夾裹著螺殼層。螺殼尾部被敲碎，說明螺肉已被食用，螺殼既能加固牆面，又能滲水防潮，這是古滇人就地取材的筑造智慧。

　　柱礎石與密集的柱洞等，勾勒出高台建筑的輪廓，遺址內出土的多件瓦當，印証這裡是高等級官署所在地。帶有“益州”“長樂”字樣的瓦當讓考古人員大為驚喜，為最終確認河泊所遺址即為漢代益州郡的郡治所在地提供了關鍵實証。另有一件瓦當標明“永元三年官當”，印証了此地建筑的官署性質。永元三年即公元91年，這一年，一批官窯瓦當嵌入益州郡的建筑中，也嵌入了歷史。

　　最令人震撼的是，在靠近河泊所遺址發掘區的河道、灰坑和水井中，陸續出土了2300余枚官方封泥和5萬多片簡牘，其中有字簡牘達1.5萬多片。封泥和部分簡牘有焚燒痕跡，封泥經焚燒后陶化，簡牘長期處於飽水狀態，這也使得它們得以保存下來。

　　封泥主要是用泥團施印封緘簡牘以防私拆，盛行於秦漢，至魏晉紙興而逐漸退出歷史。最讓人驚喜的莫過於“滇國相印”“滇王相印”封泥的發現，這表明漢王朝在古滇國故地設益州郡時，保留“滇國”“滇王”稱號，還任命“滇相”輔助治理。“益州太守章”“益州刺史”等封泥的發現，又進一步說明漢王朝在此地“因俗而治”，體現了漢王朝在邊疆地區實行羈縻治理的政治智慧。

　　簡牘也透露出極為豐富的信息。紀年簡牘中，可辨識的年號從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至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時間跨度近300年。1.5萬多片有字簡牘中，有文告、往來文書、司法文書、戶版、書信、典籍等，內容涉及職官、賦役、司法、交通、郵傳等，成為研究漢代邊疆政區建制、職官制度等問題的重要史料。

　　值得一提的是，漢朝在“益州郡”建立了郵傳制度。有件文書的封檢題寫著“滇池以亭行”。相關研究表明，這是秦漢時期封檢題署的常見格式，“滇池”指文書發送目的地為“滇池縣”，“以亭行”指按亭傳遞（大致十裡設一亭）。還有一件文書的封檢題寫“益州太守府以郵行”，指文書發送目的地為益州太守府，通郵方式是較為緊急和長途的傳遞方式“以郵行”。

　　伴隨著中央王朝制度而來的，還有文化思想。寫著“季氏旅於”和“能救與對曰不”的殘簡，與《論語·八佾》的內容相吻合。專家認為，簡牘雖然信息量不多，但意義重大，表明儒家經典已在這裡傳播。

　　簡牘中有一封信頗為珍貴，充滿溫度，折射出古人間的情誼。“春時不和，願強進酒食，近衣，慎察左右”，這是富紃寫給青、平、子林、文先等人的信，開頭告知友人，“春天來到，天氣忽冷忽熱，希望你們勉力多加餐飯、多飲米酒……”這封信的款式、用語與湖南裡耶秦簡和西北漢簡中的書信有相似之處，雖然瑣細，字裡行間卻透露出關切。

　　正如專家所說，河泊所遺址的發掘成果証明，西漢中央王朝在雲南實施了較為靈活的雙重政治架構和柔性羈縻治理策略，在加強中央集權的同時，促進了邊疆地區的穩定和發展，這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容並蓄的一個縮影。

　　封泥沉默，簡牘不言，卻互為表裡，共同訴說著古滇國都邑和益州郡郡治的“一址雙城”故事，刻畫著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演進軌跡。

　　拼出古滇國和益州郡的輪廓

　　石寨山遺址位於昆明晉寧，這裡曾是滇池盆地東南岸最肥沃的湖濱沖積平原。東晉常璩《華陽國志·南中志》載，滇國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是個富庶之地。《史記》載，滇國雖小，但很受漢武帝重視，所謂“滇小邑，最寵焉”。這一方面有使者“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引起天子注意之故，另一方面也融合著漢武帝經略西南的政治智慧。

　　隨著歷史的推進，滇王黯然退場，滇人或遷徙或融入其他部族，檔案也漸漸散佚。那些建造在滇池沿岸台地上的都城因滇池水位升高，也漸漸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

　　試想一個場景，當年，檔案小吏負責處理滇國和益州郡這批“過期”的官方檔案。他選擇了城內的坑窖和水井。一捆捆木簡扑簌簌投入水中﹔又一捆捆木簡投入燃燒的灰坑，發出畢畢剝剝的聲音。

　　2025年，我曾幾次來到晉寧石寨山—河泊所遺址，在歷史的灰坑和河道中尋找遠去的古滇國。感謝當年多少有些潦草敷衍的檔案小吏，多少年后，人們才有機會發現這些深埋地下的簡牘封泥殘片。古滇國和益州郡由此拼出輪廓，那些在時間的褶皺中隱沒的歷史，逐漸呈現。

　　從河泊所遺址向北望去，石寨山墓地青草茂盛，那裡安睡著一代代滇王和他的臣屬。滇池南岸不遠處的牛戀小漁村，趕上夏天的話，成片的紫色馬鞭草會迎風搖擺。這時候，如果透過咖啡館的玻璃窗遠眺，恰好會看到夕陽下的滇池和西山群峰，沉靜而壯美。

　　（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本文亦有貢獻）

　　本版配圖除署名外均由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延伸閱讀

河泊所遺址出土的官印封泥。新華社記者 胡 超攝

河泊所遺址位置圖。

　　2021年10月，第三屆中國考古學大會公布“百年百大考古發現”，雲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入選。

　　晉寧石寨山古墓群為戰國至漢代古滇國墓葬遺址群。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滇王之印”，與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列傳》的記載相對應，大批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青銅器因“滇王之印”的出土，而有明確的屬性。青銅器上的人物雕像，包括在青銅扣飾和貯貝器上的人物形象，為族群辨識和了解滇的民族構成，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青銅貯貝器上所表現的祭祀、戰爭、狩獵、播種、上倉、納貢等反映社會生產、生活和對外交往的方方面面，為了解石寨山文化和古滇國歷史提供了難得的實物資料。

　　2014年啟動的石寨山古墓群大遺址考古工作，實現了石寨山文化聚落遺址考古的重大突破。在石寨山山腳下的沖積平原地區，發現了以台地和相間排列的水系構成的遺址群——河泊所遺址群。

　　河泊所遺址是商周至漢晉時期雲南規模最大、文化內涵極為豐富的大型中心聚落遺址。近年來，河泊所遺址考古工作迎來重大突破，一系列重要發現為探尋古滇國與漢代益州郡的歷史提供了關鍵証據，揭示了西南邊疆從多元到一體的發展歷程。2025年4月，雲南晉寧河泊所遺址入選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