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新見秦刻石的“現象級學術事件”吸引多學科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深入討論，成果越來越多。昆侖山所產之“藥”乃是西王母掌管的“不死藥”，這種非現實的“神藥”，如何採得？又如何運回秦宮？結合此前學者的觀點，我推測刻石中提到的“車”很可能是類似於甘肅禮縣圓頂山秦貴族墓葬中出土的“神車”——“四輪方車”，或是類似山西聞喜縣上郭村西周貴族墓出土的“刖人守囿青銅六輪車”。

秦人的車馬文化傳統

易華等學者認為，馬車是商代以前從中亞傳入我國的。商周古車一般為雙輪，獨轅，車廂呈長方形或方形。商代甲骨文、金文及西周早期金文中的“車”就是這種形象。迄今為止，中國考古出土商代多輻條兩輪車超過百輛，例如安陽孝民屯南地和小屯所出車的車辀較平直，車廂較小，用材粗大，已經具備中國古車的形制結構特點，其濫觴當在夏代或更早。西周車辀向上弧曲，車廂演變為左右寬、前后短的長方形，輪輻增多，用材減小，頗多銅制結構裝飾器物。春秋戰國時期車型變得多樣化，用材及結構更為合理，車輛堅固、輕便，銅器件減少，如虢國墓地、侯馬上馬、太原金勝等遺址出土的車型。秦始皇陵兵馬俑坑出土的銅車馬基本繼承了商周古車的特征，但在使用功能上變化較大。

殷商時期，古車作為運輸工具的同時，還用於作戰。而周人不僅將車作為戰具，還用車輛標識等級身份，成為禮樂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秦代開始，戰車逐漸退出戰場，隻保留輜重車，《漢書·趙充國傳》記載趙充國曾將先零羌驅趕到青海湖周圍，並“虜馬牛羊十萬余頭，車四千余輛”。這裡的車就指輜重車，也表明青藏高原畜力資源豐富，車輛使用較多。

秦人有著深遠的車馬文化傳統，秦祖費昌、中衍都善於駕車，他們分別為商湯和商王太戊駕車。秦別祖造父為周穆王駕車，秦祖非子在天水為周王室養馬有功被封為附庸，秦國由此走向強大。

秦朝建立后，大力發展作為上層社會交通工具的乘車。考察秦陵銅、木車馬及戰國時期馬家塬、慶陽、固原、鄂爾多斯等不同地域出土的車馬實物，發現秦式馬車裝飾主要以髹漆、彩繪、絲綢等為主，並且影響了戎與胡之車。馬家塬遺址是戰國時期秦人統治下的西戎貴族墓地，出土68輛禮儀性車輛，用透雕或剪裁的金、銀、銅、鐵等質地的動物紋、幾何紋、花草紋裝飾車體，體積巨大，雍容華貴，與秦陵銅車馬的形制、構造、葬俗差別不大。馬家塬、秦陵等地所出馬車雖然專為隨葬制作，但也能推知現實中車的華麗程度及其在秦人貴族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另外，青海海西州距今3000年的野牛溝岩畫中，有未完成的車和兩馬駕單轅車形象，柴達木盆地諾木洪遺址中也發現過兩件車轂。據此推知，自西周開始，車馬成了羌人、戎人首選的交通運輸工具。

具有“升仙”功能的“神車”

禮縣圓頂山秦國墓地出土的“四輪方車”，在現實生活中既無對應原型，又無可資參照的裝飾物組合，可能有特殊的意義。“四輪方車”整體呈盒型長方體，長11.1厘米、寬7.5厘米、高8.8厘米，由盒體與輪軸組成，盒蓋設計為對開式雙扇小蓋，一扇頂部設蹲坐熊形鈕，另一扇為跪坐人形鈕，蓋沿四角各嵌一隻可旋轉的青銅小鳥。盒體側面四角附四隻張口仰天的虎形飾，底部輪軸由四隻圓輪組成。盒體五面均裝飾有蟠虺紋。與其伴出的鼎、簋、盉、壺等青銅器也大多裝飾有蟠虺紋和熊、虎、鳥等造型。這些屬於秦人信奉的神話動物，它們也經常出現在與昆侖山主神西王母相關的刻石或畫像中。

我認為，即便“四輪方車”在現實中有原型，其實用功能也無法與兩輪車相比，尤其是在道路崎嶇的西部山地。據此推測，“四輪方車”是具有登天升仙功能的“神車”，設計成四輪、四角，可能與古老的“天圓地方”觀念有關，墓主要在死后仍然掌管生前的勢力范圍。

20世紀80年代山西聞喜縣上郭村西周貴族墓出土了一件“刖人守囿青銅六輪挽車”，通高9.1厘米，長13.7厘米，寬11.3厘米，車廂四角有四隻回首的熊羆，兩側中部臥伏一對小虎，車廂幫上還裝飾有兩對小鳥。車下有六個車輪，前有兩隻臥伏的虎抱著四個小車輪，車身后部還有一對大輪子。車廂蓋頂有一隻猴子，提動猴身，便可以打開廂蓋。車廂前面的兩扇大門也可以開閉。車門左側嵌著一個左手還拄拐杖、失去左腳的人。中國古代有墨、劓、刖、宮、大辟和臏刑等殘酷刑法，《周禮·秋官·掌戮》中記載“刖者使守囿”。這位小銅人顯然遭受過“刖”刑，這輛車的設計用意可能是由他在冥界為墓主掌管熊、羆、猴、虎、鳥等動物。我認為，這些動物並非“囿”中觀賞之物，而是被裝飾在具有“升仙”功能的“神車”相關位置，執行特殊使命。

《前漢書》記載了四輪車在升仙中的特殊作用：“或言黃帝時建華蓋以登仙，莽乃造華蓋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瑵羽葆，載以秘機四輪車，駕六馬，力士三百人黃衣幘，車上人擊鼓，挽者皆呼‘登仙’。”

秦國“四輪方車”與西周“六輪挽車”之間，似有文化上的承繼關系，盡管輪子數量略有不同，但裝飾的鳥、虎、熊等重要神性動物基本一致。鳥是秦先祖的圖騰崇拜物，西王母神話中也有“三青鳥”﹔秦人虎崇拜的歷史文化淵源可追溯到西遷前的東夷部族時期，《山海經》中幾處提到西王母的形象亦與虎有關﹔先民崇拜熊的歷史也非常久遠。葉舒憲認為黃帝名軒轅、號有熊這一符號現象，包含玉璜（天橋）、天車（軒轅）和天熊三種天地之間的中介物。“六輪挽車”上的熊羆、“四輪方車”中央的坐熊，可能都屬於這種至關重要的“中介物”——既能聯系軒轅黃帝和帝之下都“昆侖山”，又能作為西王母的重要侍者統領其他神性動物。

目前考古所發現的唯一一輛四輪車實物，是2024年在秦陵“帝國第一陪葬墓”墓道中發現的“四輪獨辀木車”，其四輪獨辀結構與戰國晚期主流的雙輪車形制不同。該車總長約7.2米，上帶有完整方形彩繪車蓋，東西寬2.6米，南北長4.2米，車蓋下壓有方形木架，當為車廂。其兩側共有四個車輪，附有大型銅質車軎。陪葬坑P1、P2各出土四馬駕獨辀木車一輛﹔陪葬坑P3殘留遺跡顯示有獨辀木車四輛，雙轅木車一輛，其中一輛獨辀木車由並排六羊駕。這些車反映出秦朝陪葬車馬形制與組合的新變化、新形式。特別是出現六羊駕車，反映出秦文化對古羌人“引路羊”葬俗的吸收。古羌人認為羊能溝通生死，甘肅高台駱駝城、許三灣魏晉墓中就出土了與羌人葬俗相關的殉葬實物羊與畫像磚。

“四輪獨辀木車”不但要承載墓主靈柩，還要護送墓主靈魂往返於冥界和天界。多形制和多用途的車輛集中於一墓，且以“四輪獨辀木車”作為專用載柩工具，符合秦人倚重車馬的歷史傳統，同時也繼承了人們在升仙登天神話中出現的新思想：商周以前，先民靈魂升天依靠鳥、龍、熊、虎、龜等神話“物精”，后來隨著車馬在軍事、運輸和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不斷提升，車也被賦予通行天界的功能，並以虯、螭等幻想靈獸為駕，如屈原《九歌·大司命》：“乘龍兮轔轔，高馳兮沖天。”《涉江》：“駕青虯兮驂白螭。”“虺”在古代一般指首尾有口的小蛇，“蟠虺”即屈曲、盤繞、交疊的蛇。裝飾“四輪方車”的蟠虺紋，或許就與虯、螭等靈獸的巫術功能相同。

研究者多認為“四輪方車”是一件作為明器的挽車模型。盡管“四輪方車”、山西聞喜“刖人守囿青銅六輪挽車”的形制與秦陵陪葬墓中發現的“四輪獨辀木車”有很大不同，“四輪獨辀木車”上也未發現“六輪挽車”和“四輪方車”上裝飾的鳥、虎、熊等神話動物，但它們對車在登天升仙中的功能有著相似的認知。

根據以上討論分析，探討新見秦刻石中的“車”時，應該特別重視“己卯車到”四個字。刻石銘文被確認為“卅七年”，這是秦始皇生命的最后一年，形勢危急，我認為採藥團隊不會刻文紀功，更沒必要強調作為交通工具的車。有學者推測“翳”似對神而言，我贊同是說，並進而認為翳就是向西王母求告，“臣翳”顯然是翳替代秦始皇向西王母禱告、求藥時的自稱。但人神不能直接溝通，必須借助裝飾著神性動物的“車”和文字。文字和圖像都是人與神靈溝通的媒介，商王佔卜時，巫師在具有通靈屬性的龜甲上刻下“貞問某事”的卜辭和翳一行人在昆侖山岩石上刻寫禱告文字，兩者的功能與意義本質相同。刻石是翳等人禱告、接引“不死藥”庄嚴儀式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另外一個可以支持這種探討的証據是羿和翳的名字中都帶有“羽”。翳既不同於一般的朝廷命官，也迥然有別於普通的術士，很可能是出身秦貴族、深受秦始皇信任的特使。他率團前往昆侖山“採藥”，乃是仿效曾經成功取回“不死藥”的羿。造父跟隨周穆王見到的西王母還是部落酋長形象，到秦代，西王母已經神仙化，而屈原“登昆侖兮食玉英”的書寫也是黃帝“種玉”“食玉膏”神話的延續。西王母掌管的“不死藥”無論是玉膏、玉英還是靈芝之類，都在神話語境中，而非現實生活中可接觸的藥物。羿可以直接從西王母處帶回“不死藥”，而翳則要通過刻字向西王母禱告，借助最高禮儀規格的“神車”接引“不死藥”，所以要在刻石中特別強調“車到此”。

綜合上述，我認為新見秦刻石中提到的“車”乃指翳等人在昆侖山求取“不死藥”神聖儀式中的禮儀用車，其體積、裝飾大概與盒型長方體的“刖人守囿青銅六輪車”“四輪方車”類似，而不是翳等人的乘車或輜重車。（作者：馮玉雷，系甘肅省先秦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