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桐，是一種高大的喬木，樹高可達20米，綠葉紅花，花型像一簇簇的紅辣椒，花期長達數月。五代時的清源軍節度使、后封晉江王的留從效將泉州城狹仄的城垣向外擴建，並遍植刺桐樹以為界。由此，泉州的刺桐城、刺桐港之名屢屢見諸史籍。泉州晉江人、宋代仁宗天聖年間進士呂造《刺桐城》詩雲：“閩海雲霞繞刺桐，往年城郭為誰封。鷓鴣啼困悲前事，荳蔻香銷減舊容。”海濱的雲霞與大面積的碧葉紅花互相環繞，鷓鴣悲啼，豆蔻凋零，反襯出刺桐的壯美異常。

刺桐樹在泉州的大面積種植可能還要早於留從效，將刺桐花開放時的滿城雲霞寫入詩中，也不自呂造始。刺桐花更早出現於唐代詩人陳陶筆下。曾吟出“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的陳陶，其《泉州刺桐花詠兼呈趙使君》在歷代文人騷客詠贊泉州刺桐花的詩作中，堪稱扛鼎之作。該詩為歌行體，全詩24句，每4句而轉韻，讀來如行雲流水：“……海曲春深滿郡霞，越人多種刺桐花。可憐虎竹西樓色，錦帳三千阿母家。石氏金園無此艷，南都舊賦乏靈材。隻因赤帝宮中樹，丹鳳新銜出世來。猗猗小艷夾通衢，晴日熏風笑越姝。只是紅芳移不得，刺桐屏障滿中都……”

進而言之，曾經滿城種植的刺桐樹，也是泉州作為國際化港口城市的一大標志。刺桐原產印度、馬來西亞等地，因古代泉州等濱海地區的海外商船來往，而引入中國東南沿海的廣東、福建一帶。

由刺桐花做引線，瀕臨東海、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的福建泉州，進入我們的視野。古往今來，這座城市積澱了豐富的海洋文學資源，值得我們用發現美的眼睛進行審視，為海洋文學的發揚光大貢獻力量。

“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

由西域通向中東的陸上絲綢之路，自漢代興起，至初唐而造極。安史之亂后，大唐失去對西域的控制權，陸上絲路隨之中斷﹔海上絲綢之路，興於唐，極於宋，泉州是其重要的節點。2021年7月25日，在福州舉行的第44屆世界遺產大會上，“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順利通過審議，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以泉州為中心而延及海外商貿的文學描寫，亦伴隨著從唐宋到元明的全過程。

唐代詩人包何的詩《送李使君赴泉州》曰：“雲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執玉來朝遠，還珠入貢頻。”雲山繚繞，遠路重重，卻因為商業繁榮，市井興旺，集聚各地趕來做生意的人們，海外異邦的使者紛至沓來，捧著美玉入朝進貢，得到朝廷的珠寶賞賜，貢少賞多，柔遠懷來。

宋人謝履曾在同安做官，對泉州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特征有深入的體察，從經濟上對泉州海運業發達的原因予以揭示，其《泉南歌》雲：“泉州人稠山谷瘠，雖欲就耕無處辟。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人口稠密，山地貧瘠，無以為業，海上經商成為本地人的一條生路。

南宋后期詩人劉克庄本是莆田人氏，在家鄉居停多年，他的《泉州南郭二首》正好回應謝履的詩作，為其續寫新篇。今人為泉州海絲揚名，多引用其一，“閩人務本亦知書，若不耕樵必業儒。惟有桐城南郭外，朝為原憲暮陶朱。”孔子的弟子原憲，貧而好禮，斯文有加，陶朱公則是商界鼻祖，據說是范蠡於吳國滅亡后隱遁江湖，經商致富，晚年隱居山東定陶，自稱為陶朱公，被民間奉為財神。海運經商，一日暴富不是傳說，貧寒如原憲，亦可脫胎換骨為陶朱公。但是，巨大的利潤，也需要巨大的代價，越洋跨海，風險難料，劉克庄的《泉州南郭二首》（其二）揭示了個中風波險惡以命相搏的風險，委婉地諷喻鄉人的重商輕儒，則表現出文人輕薄商人的偏見。“海賈歸來富不貲，以身殉貨絕堪悲。似聞近日雞林相，隻博黃金不博詩。”雞林相的典故，出自白居易。元稹《白氏長慶集序》雲，白居易的詩作在當世即廣為流傳，傳及高麗（即雞林），高麗商人來華紛紛求購白居易詩集，“自雲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偽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

明代僧人宗泐的《秋興》，對元末明初戰爭造成的兵連禍結深為感嘆：“蕃商舊日多歸漢，海漕於今不入京。萬壘鼓鼙生夜月，幾家砧杵落秋城。”其后若干年，他的《清源洞圖為潔上人作》則描繪了復蘇后泉州的兩大特征：佛寺眾多，香煙繚繞，蕃商雲集，檣桅林立。“泉南佛國天下少，滿城香氣栴檀繞，纏頭赤腳半蕃商，大舶高檣多海寶。”這應該是洪武年間海禁之前的繁榮景象。明代因為有“寸板不許下海，寸貨不許入番”之海禁嚴令，有人會認為明代海外貿易完全斷絕，實際的情況卻是海禁與開海的政策多次交替執行。正是通過繁盛的海外貿易，世界各國的白銀大量地流入中國。

“白雲溶溶，搖曳乎春海之中”

曾經作為世界頂級大海港的泉州，其山海形勝，商貿繁華也得到外來者的青睞。他們的泉州書寫，用另一種眼光給我們留下了泉州的文學記憶，與本土文人的文字交相輝映，成為泉州文化國際化的鮮活寫照。

本為越南人氏的姜公輔，曾任唐朝中期的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級高官），后貶任泉州別駕，在泉州生活了14年，終老於泉州。姜公輔不但在政壇上有所建樹，青史留名，還文採斐然，有《白雲照春海賦》《對直言極諫策》等文章傳世，為政、行文、做人等方面都頗受推崇，《舊唐書》說他“才高有器識，每對見言事，德宗多從之”，泉州九日山一帶有后世文人詠贊憑吊姜公輔的諸多摩崖碑刻，同時被其母國越南的人民奉為“安南千古文宗”。鋪敘泉州海景的《白雲照春海賦》僅存殘篇，其開篇文字如下：“白雲溶溶，搖曳乎春海之中。紛紜層漢，皎潔長空。細影參差，匝微明於日域﹔輕文燐亂，分炯晃於仙宮。始而乾門辟，陽光積﹔乃縹渺以從龍，遂輕盈而拂石。出穹巒以高翥﹔跨橫海而遠摭。故海映雲而自春，雲照海而生白……”白雲輝映碧海，春光恰逢旭日，天光雲影，海風涌浪，鋪排開篇，隨著太陽漸漸升起而光影搖曳，氣象萬千，正是賦體文的起勢之筆。

九日山古跡多多，后代文人追懷姜公輔的大量詩歌刻石，歷代官員主持祈風儀式而刻石為記，還有一方石板名“翻經石”，同樣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刻印記。南朝梁武帝信奉佛教，派遣使臣在海外尋訪佛教高僧，印度高僧真諦（499—569年）應邀攜帶大量經卷來華，講佛學，譯佛經，幾度欲歸國而未得，為佛教事業終老於中國。真諦精通大乘佛教，與鳩摩羅什、玄奘、不空並稱為中國佛教四大譯經師。入梁未久，即遭遇侯景之亂，遂輾轉於東南一帶，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仍然為弘揚佛法盡心盡力。真諦於公元558年至561年在晉江停留，他是史書記載第一位來到泉州的外國人，在九日山談佛譯經，操勞不已，“翻經石”相傳就是他的譯經之地。《續高僧傳》有載：“逮陳武永定二年七月，還返豫章，又上臨川晉安諸郡。真諦雖傳經論，道缺情離本意不申。更觀機壤，遂欲泛舶往楞伽修國。道俗虔請，結誓留之，不免物議，遂停南越，便與前梁舊齒，重核所翻。其有文旨乖競者，皆熔冶成范，始末輪通。”梁陳權力更迭之際，兵連禍結，佛法難以順利傳揚，真諦志向未遂心情郁結，產生離華返國之意，被泉州官民僧俗極力挽留，在泉州譯出和修訂校改《金剛經》等佛家經典，把前人翻譯佛經中的錯竄誤解殘缺混亂之處理順補全。每當其操勞過甚聊抬倦眼，矚望“白雲照春海”的海天盛景，是舒緩了心中焦慮，還是會更加引發他的故國憂思呢？我們無法揣想真諦的確切感悟，但可以肯定地說，泉州佛教傳統雄厚深遠，號稱“泉南佛國”，被朱熹稱為“此地古稱佛國，滿街都是聖人”，原其肇始，真諦一定是最早在此地傳送佛音者之一。

“以文墨之身，行商賈之事”

宋代皇室后裔趙汝適，是宋太宗趙光義的八世孫，任職泉州“市舶司提舉”，成為專管海外貿易的主官。身為皇家貴冑，本可養尊處優坐享安樂，更可借其職務之便中飽私囊，他卻盡忠職守，志存高遠，對中外海上貿易事業盡心竭力。他自嘲“以文墨之身，行商賈之事”，借用職務之便，經常性地詢問來華的商人、水手關於其所在國家的風土人情、地理物產，了解航海圖，到外商聚集的“蕃坊”去作調查，將這些煞費苦心萃集的資料梳理開來，互相參証，編著為《諸蕃志》。趙汝適在《自序》中寫道：“乃詢諸賈胡，俾列其國名，道其風土，與夫道裡之聯屬，山澤之蓄產，譯以華言，刪其穢渫，存其事實。”他親手推動海上貿易的發展，為本土商人水手提供了航海經商的指南，也折射出其時以泉州為中心的東亞—阿拉伯及東非等國家的商貿文化圈歷史風貌。

元代航海家汪大淵兩度從泉州出航，歷經南洋群島、馬六甲海峽、印度洋、阿拉伯海、波斯灣、紅海、地中海、莫桑比克等地，進行田野調查，回國后寫成繽紛多彩的《島夷志略》，為中國海洋文學的紀實性散文體寫作，奠定了豐實的基礎。如對尼泊爾南部的描寫：“南真駱之南，實加羅山，即故名也。山瘠田美，等為中上。春末則禾登，民有余蓄，以移他國。氣候不時。風俗勤儉。男女紋身為禮，以紫縵纏頭，系溜布。以竹筒實生蠟為燭，織木綿為業。煮海為鹽，以葛根浸水釀酒，味甘軟，竟日飲之不醉。有酋長。地產粗降真、玳瑁、黃蠟、棉花。雖有珍樹，無能割。貿易之貨，用棋子手巾、狗跡絹、五花燒珠、花銀、青白碗、鐵條之屬。”對土地的肥瘠列出等級，足見其觀察之細﹔對當地民眾男女的衣著和紡織，煮鹽和釀酒，以及“味甘軟，竟日飲之不醉”的描寫，令人向往﹔物產與商貨，則是海外貿易的備忘錄。文字極為簡練，卻不枯乏，有情致，耐品味。在羅斛王國，“山形如城郭，白石峭厲。其田平衍而多稼，暹人仰之。氣候常暖如春。風俗勁悍。男女椎髻，白布纏頭，穿長布衫。每有議刑法錢谷出入之事，並決之於婦人，其志量常過於男子”。這足以與《鏡花緣》中的女兒國相媲美。

“有一座據稱全世界最美之橋橫跨晉江”

與趙汝適遙相呼應的，是西班牙傳教士門薩多。他奉派到中國傳教，乘船到達菲律賓，卻終未成行中國。門薩多憑借廣泛地閱讀既有的關於中國的文字材料如游記、書信、官員報告等，閱讀國人從中國帶回的《資治通鑒》《類編歷法通書大全》及方志等文獻，並訪問曾到過中國的西班牙人以求實証，寫成海外第一部全面地介紹中國歷史、天文、地理、醫藥、藝術等的類百科全書，名之為《依據中國典籍以及造訪過中國的傳教士和其他人士的記敘而寫成的關於中華大帝國最負盛名的事情、禮儀和習俗的歷史》，簡稱為《中華大帝國史》。該書1585年在羅馬首次用西班牙文發表，后迅速譯成意大利文、法文、英文、拉丁文、荷蘭文和德文等多種文字，至1674年已再版62次，為大航海時代西人了解大洋彼岸之中國提供了難能可貴的資料，成為東西方交往史中的重要文獻。《中華大帝國史》記載了西班牙公使團自菲律賓到福建泉州的觀感：泉州有一條晉江通向大海，江裡停泊著1000多艘各式各樣的船，覆蓋江面。“有一座據稱全世界最美之橋橫跨晉江……橋長800步，用22尺長、5尺寬的石頭構成，這是一件大大令人驚羨的工程。”這座世界最美之橋，應該是泉州古城與晉江南岸的陸運節點順濟橋，被列為世界遺產泉州遺產點之一。大批量的商品由此裝上晉江停泊的商船，然后駛向大海。街道兩邊的商店，擺滿了豐富的商品，閩商通過貿易將中國書籍、造船技術、瓷器、絲綢、茶葉等傳播海外，同時引入外來商品。泉州官員招待他們的宴會豪華氣派，一餐超過50盤美味佳肴，伴有精彩的演出，有很多動聽的音樂，也有小丑及木偶和其他游樂活動。宴會后主人送給他們每人4匹絲綢，送給仆人和奴役幾件彩色披風，主仆皆大歡喜，滿載而歸。物資的富足，正好印証前文所述明代也曾有過海上貿易的繁榮興旺，氣象萬千。

從泉州走向遠洋的汪大淵，被譽為“中國的馬可·波羅”。與之相對應，意大利人馬可·波羅是從北而南地穿越中國大陸，經福建的沿海地區一路走來，然后經由泉州出海，踏上返程之旅，並且將其在中國元朝的見聞口述出來，成為最早向西方世界報道東方大帝國全面信息的拓荒者。《馬可·波羅游記》記述，刺桐港（即泉州港）“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雲集於此，貨物堆積如山，買賣的盛況令人難以想象”，很多印度富人來此地，“僅僅是因為想刺得一身美麗的花紋，因為這裡的紋身技師以人數眾多，技藝出眾而馳名”。

“此城甚壯麗”

馬可·波羅13世紀90年代抵達福建沿海回國，半個世紀后，摩洛哥人伊本·白圖泰開始了他的中國之旅。伊本·白圖泰是著名的旅行家，被譽為“阿拉伯的徐霞客”，他歷時30年，行程10余萬公裡，足跡遍及歐洲、非洲、亞洲44個國家的國土，是現代交通工具尚未發明前在世界上行走最遠的人。他於1346年從海上登陸泉州，再度見証了宋元中國世界海洋商貿中心的盛景。《伊本·白圖泰游記》記載，泉州港“中國的絲綢、瓷器與印度的香料、波斯的珠寶、歐洲的毛織品同台交易”，對到港的商人等非常友好，文化包容性極強，“清真寺、佛教寺廟、道教宮觀、基督教教堂隨處可見”，“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歐洲人皆有專屬街巷，各有教堂、清真寺與商鋪”。白圖泰在漫游世界時親身經歷了不同宗教之間的仇殺與敵意，故而對中國社會的多文化多宗教和諧共處感慨頗深。同時，在漫長旅途中多次遭遇海盜、戰亂與瘟疫的白圖泰，對中國的治安贊不絕口，稱贊在中國旅行的安全感。對泉州的造船業和絲綢紡織，白圖泰同樣是贊不絕口：艟克（最大等級的船）隻在泉州、廣州兩個城市制造，這種艟克可以容納水手400人、士兵600人以及乘客1000名，“有十帆，至少是三帆。帆是用藤篾編織的，其狀如席，常挂不落，順風調帆，下錨時亦不落帆”。“船上造有甲板四層，內有房艙、官艙和商人艙。官艙的住室附有廁所，並有門鎖，旅客可攜帶婦女、女婢，閉門居住。”水手們不僅可攜帶眷屬子女，甚至“在木槽內種植蔬菜鮮姜”。白圖泰發現，“此城甚壯麗，織造絨及一種名稱刺桐緞之緞子，較之行在汗八裡所織之緞為優。”他特別提及船隻“用鐵釘固定，船底涂有瀝青混合物，以防海水侵蝕”。這種造船工藝在當時歐洲尚未普及，凸顯了中國造船業的技術優勢。我們經常講，鄭和下西洋的船隊，從體量和質量上，比起哥倫布和麥哲倫的船隊，都令其望塵莫及。白圖泰的見聞，也提供了一種旁証吧。

中國海洋文學的悠遠文脈

關於世界各民族與海洋的關系，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說：“大海給我們一種無限和無盡的印象，當人感覺自身乃是無限的一部分，他就被激發出了勇氣來超越他狹隘的存在。陸地將人束縛於土壤﹔但大海將他從這些狹隘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賦予他們勇敢的品質，並使個人意識到更大的自由和獨立，勇氣在這裡與理解、與最高程度的狡黠密不可分。”與上述觀點相對應，黑格爾對中國的情況，尤其是對中華民族與海洋的關系了解甚少。“東方國家，盡管有輝煌的建筑，但它們缺乏從有限的陸地生存中獲得的海上出口，即使——如在中國的情況下——它們本身就位於海邊。對於它們來說，海洋僅僅是陸地的盡頭，它們與海洋之間沒有積極的關系。”（黑格爾：《歷史哲學》）黑格爾的偏見，卻被一些人不假思索地引用，實在令人遺憾。

在漫長的歷史中，中華民族面對的主要矛盾，通常被理解為是農業文明與來自北部邊陲的游牧民族為爭奪生存空間的武裝沖突。但是，中國的海岸線與佔有領海的面積，都堪稱海洋大國，自古以來就不曾拒絕海洋，其漁業與商貿，都不乏豐厚的史料與文學記述。黑格爾所謂“缺乏從有限的陸地生存中獲得的海上出口”“與海洋之間沒有積極的關系”兩個論斷都與真實的歷史演進相去甚遠。在中國古代傳說中，與愚公移山相對應的是精衛填海，后者比前者更為悲壯，反映的是絕望中迸發的希望，是不屈意志的悲壯抗爭。徐福東渡和八仙渡海，是中國式的浪漫尋求，尋找海外的烏托邦。渡海遠航和跨國貿易，也並不是西方世界的專利，泉州、廣州、潮州、登州（蓬萊）和明州（寧波）等，都是重要的海港，都是中國通向世界的出發之地。我們通常說，宋代的商業繁榮，很大一部分就表現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興盛、海外貿易的發達，尤其是南宋，北方的陷落使其失去大片的國土，海外貿易和海關稅收成為國家財政的重要收入。1662年，鄭成功成功收復台灣，具有多重意義，從荷蘭人手中奪回東海的海外貿易控制權，亦是其中之一。

泉州海上貿易的文學描寫，正是唐、宋、元、明歷代民眾對海洋貿易與越洋探險的熱情和政府柔遠懷來的外交政策的反映，也是中國海洋文學文脈悠遠的珍貴遺產，值得認真研究和傳承。（作者：張志忠，系山東大學人文藝術研究院教授）